2.2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解释

关于目前的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虽然不同的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但是都认为当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国内外有较多对劳动收入占比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产业结构因素、资本有机构成因素、市场因素、全球化因素四大类（还有制度因素，本书将在下一节进行研究）。这些观点，大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均衡和生产函数进行的研究。在本书的第四章会对这些研究进行更为详细的评述，在此处笔者首先把这些观点梳理出来。

2.2.1 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产业结构是现有文献解释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最重要观点。Kongsamut和Xie（1997）指出，“卡尔多特征事实”描绘的是加总（Aggregate）的情形，对经济进行分解（Disaggregate）会发现，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劳动收入占比在产业间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从产品（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边际替代率的角度，诠释了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他们的模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分别呈现减少、不变和增加的态势，其结果是总量水平的劳动收入占比保持稳定。经济发展造成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在产业间存在很大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增加，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Serres, 2001; Morel, 2005; Kongsamut & Xie, 1997；白重恩、钱震杰，2009b）。白重恩、钱震杰（2010）利用1985～200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1985～1995年和1996～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的比重以及税负水平三个因素对两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都有显著的影响，而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1996～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李稻葵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导致中国经济劳动份额下降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上升。罗长远、张军（2009a）通过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

2.2.2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导致资本收益的增加，劳动收入的减少，若劳动与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Acemoglu, 2003; 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Diwan, 2000）。Acemoglu和Guerrieri（2008）从要素密集度和资本深化的角度，剖析了总量水平劳动收入占比的稳定性与非平衡增长共存的问题。资本深化促使资本密集部门较快增长，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资本和劳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萎缩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不断至收敛至稳态的水平，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Zuleta（2007）、Zuleta和Young（2007）从诱致创新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总量劳动收入占比稳定背后的部门因素。一方面，可贸易品生产的资本产出和资本积累不断提高，直至生产函数演变成AK型（内生增长）；另一方面，服务业使用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劳动力不断转移进来。前一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为0，它的生产无极限但价格日益下降；后一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为1，它的生产受制于劳动力供给，因而价格均衡时，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收敛至稳态值。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对1972～1993年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显著，替代弹性经过计算等于1.06（σ＞1），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发现这种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可能意味着在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资本的流入。Harrison（2002）使用后者对1960～1997年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与资本比例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小，并认为这一结果与资本不易用劳动来代替有关，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资本回报相对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Poterba（1997）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2.2.3 市场因素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垄断程度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确定，不存在劳资谈判时，垄断会挤占劳动收入（Blanchard,1997; Blanchard & Giavazz, 2003; Spector,2004; Saint -Paul, 1998; Bentolila & Saint -Paul, 2003）。罗长远、张军（2009b）通过对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研究，提出抑制地区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让FDI流入在降低资本稀缺性的同时能够削弱资本的谈判地位，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处境，并且加强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可有效避免民营化过程中资本收入对劳动报酬的不当侵蚀。Harrison（2002）在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中，引入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发现它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负相关。对此，她的解释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激励越小，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越不利，劳动收入占比越低。罗长远（2008）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劳动力市场正向冲击的短期结果。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存在着某种联系。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结果。周明海等（2010a）认为所有制结构变化使要素扭曲程度下降，经济效率提升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正向的冲击作用。我国经济中呈现的“民营化、外资化”的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2.4 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Harrison（2002）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全球化有密切联系。她将要素收入分成“竞争下的收入”和“不完全竞争下的租金”，后者的分配取决于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资本的谈判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加强，恶化了劳动者的收入（Lee & Jayadev, 2005;Guscina,2006; Jayadev,2007）。同样是针对全球化的影响，Diwan（2000, 2001）的观点不同。他特别强调，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提高。有关证据表明，工人不是危机的“旁观者”，相反，他们承担了与收入不相称的代价。Askenazy（2005）对全球化影响收入占比有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压力，促使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降低工资，进而拉低了整体劳动收入占比。在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模型里，劳动收入占比从低水平收敛至稳态值，而在Zuleta和Young（2007）的模型里，劳动收入占比是从高水平收敛至稳态值。熟练劳动力分别向R&D密集的行业和服务业转移。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只要在R&D密集的行业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规模足够大，服务业产品是不可贸易品，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就可能不降反升。Diwan（2000, 2001）则注意到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一样，对于方程的定义也高度敏感。他指出，全球化，特别是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面影响，给劳动者带来永久的创伤。

罗长远、张军（2009a）指出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反过来也不利于吸引外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逐渐向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转移，而传统出口产业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也不利于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积极影响。有趣的是，包括进出口在内的整个贸易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劳动收入占比也会反过来促进贸易的增长，这主要是劳动收入占比与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造成的。民营化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邵敏、黄玖立（2010）分析了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结果显示：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以上所述文献分别从产业结构调整、资本有机构成、市场、资本的全球流动等因素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从1978年以来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并未随着技术、产业和市场化等一致变化，以上提到的因素无法对中国出现的这一现象给予充分的解释。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还未充分说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内部及外部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