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转变与经济长波

经济危机和周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危机和周期的方式进行的。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各历史阶段的转变，也与经济危机和周期相关联，不过这并不是通常的每七八年发生一次的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和周期，而是特别深重的大危机和时间更长的长周期或长波。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转变与经济长波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界关注得尚不够。本章将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一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

资本主义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现代工业生产加快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特别是生产的迅速增长与需求扩大迟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开始成为现实。1925年主要在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至今，在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经济危机去而复来，不断发生，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包括危机的性质、发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其意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对此，广大读者多已熟知，但为了与我们所说的大危机和长周期问题进行对比研究，这里仍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要点作一简要提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具体地说是生产（或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与消费需求受到限制、增长滞后之间矛盾的激化。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可见，这种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的“过剩”。

危机的主要表现是生产下降，产品没有销路，大量积压，物价下跌，工厂开工率下降，大量企业破产，股市下跌，信用缩减甚至停顿，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增多，贫困现象加深。工业生产过剩危机会扩及流通、分配、消费等再生产各个领域。其中尤以货币流通领域和信用领域出现的剧烈动荡和混乱（金融危机）最值得注意。金融危机既可能是生产过剩危机引起的，又往往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导火线；它既是生产过剩危机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又往往独立存在；它既发生在危机过程中，又可能延续到危机过后的一定时期，而成为经济危机和周期发展中起着特别重大作用的因素。

危机的作用，是以强制的力量破坏和消除部分生产力，使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危机中，企业之间进行激烈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在危机之后开始进行新一轮资本投资，对厂房和机器设备进行扩大和更新，以增强竞争力和提高利润率；还有一批新企业建立起来，从而带动生产从萧条阶段走向复苏和扩张。这时，生产快速增长，企业兴旺，投机盛行，信用膨胀，证券市场异常活跃，要不了多久，就会走近另一次危机的边缘。如此看来，固定资本投资是周期的物质基础，而货币信用的扩大和膨胀则是周期的有力催化剂。

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关键阶段，它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新周期的起点。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认为大工业各部门的生命周期平均为10年，但在不同具体条件下，每次周期的长短是会有变化的，短则5年、7年，长则10年。每一次周期，“营业要依次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而“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当然，每一次危机和周期的具体表现形态并不一样，但其基本性质则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和生产力就是通过这样的危机和周期而螺旋形地向前发展的。

历次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即危机的广度、深度、强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危机特别强烈、深刻，有的则相对缓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经历过的每一次危机都特别关注，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马克思曾把1857年发生的危机称为大危机，恩格斯把1866年的危机看做是“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对于1880年危机，马克思曾写道：“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列宁指出，垄断使资本主义矛盾更加激化和危机更趋加深。他特别对1900年危机予以高度重视，认为“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我们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原理，对他们之后的又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新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应有的结论。

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也予以极大关注，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他们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周期理论，其中，为人们所重视的有如下三种周期理论。

第一种是长达5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亦称长波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次长波都包含各为25年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百年来，西方学界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二种是平均10年左右的中周期，又称中波或“朱格拉周期”。他们认为这种中周期是与工商企业的创新相结合，而企业的创新又是与固定资本投资增加、实现企业的扩张和设备更新分不开的。当这个过程开始后，生产加快增长，但当固定资本因磨损而效应下降，繁荣阶段也就结束，转入萧条阶段，要求进行另一次新的固定资本投资。看来，这种周期理论与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周期和生产过剩性危机相近，但这种理论并没有揭示周期和危机的根源，是其缺憾。

第三种是平均约40个月或3年半左右的短周期，又称短波或“基钦周期”。据说这种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当销售加快增长，厂商为适应生产和销售的需要，提前增加存货，带动生产加快增长。这个过程通常为1—2年，其后销售增长缓慢或下降，厂商就停止增加存货，使得销售再次活跃，这个过程通常需1年左右。

在西方学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熊·彼特于1939年出版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一书，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以他提出的“发展源于创新”的理论为基础，并根据他所收集的大量统计资料，对上述三种周期分别进行研究，认为每一个长周期都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又包括3个短周期，这三种周期互相结合，相并而行，使经济发展出现复杂的情况。

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的分析论述，包含一些应予肯定的、符合实际的成分，如他强调创新活动在经济周期中的关键作用，具有其科学价值。但他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时，没有把危机作为周期的关键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这就使他的周期理论显得并不充实、完整；此外，他也像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也就不能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实质和根源。

二 关于经济长波问题的研究

上述各种周期理论，都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起着各自的重要作用，其中经济长周期（长波）理论又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直接相关。因此，长波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一百多年来对其不断进行研究。这里对长波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加以介绍。

（一）长周期的早期发现

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或“大循环”理论。如1896年俄国人伯尔乌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约五六十年一次的长期变动现象。其后，其他一些俄国经济学家也在不同系列指标的变化中发现长周期波动现象。1913年，荷兰经济学家范·海尔德伦提出经济发展中的“大循环”，其周期是60年左右，并用价格、外贸、工业生产、利率、企业创建和资本积累等指标的变化加以证明。他认为“大循环的来潮，先决条件是生产扩张，生产带动需求，需求又促进生产”。1924年，荷兰经济学家S．德·沃尔夫使用专门的统计分析对海尔德伦的研究结果加以证实。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独立地发现了长波，如1989年瑞典经济学家J. G. K．维克塞尔；20世纪初，俄国经济学家M. E．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意大利经济学家V．帕雷托等都独立地发现了长周期。

德国社会活动家K．考茨基也注意到了经济运动中的长期波动。1913年他用价格资本资料把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1818—1849年下降；1850—1873年上升；1874—1876年下降；1892—1910年上升。他认为，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动导致长期繁荣和长期萧条，而价格水平的变动源于黄金生产的变动。

早期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对长周期的发现和对经济运动中这种重要现象的解释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为后来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展开研究起了带头作用，尽管当时这些学者证实长周期的存在所采用的资料尚不够充分，解释也是初步的，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如他们认定黄金生产的变动，对长周期来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他们也没有考虑到科技创新和资本主义制度等基本因素。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康德拉季耶夫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长波问题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1921年6月23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份统计表提出“发展曲线”的论点。实际上，他的划分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基本吻合。

1923年德国学者A．斯皮托夫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长周期。

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19—1921年间已作出了长周期的假说，不久，他第一次把这个观点写在《战时和战后时期的世界经济和经济波动》（1922年）一书中。1924年冬和1925年春，康德拉季耶夫写了题为《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的专论，发表在商业周期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1925年）论文集中，此后，于1928年又发表题为《大经济周期》的专论。他的论著以较系统的资料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存在着为期50多年的周期性波动。他分析了18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以及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化（这些指标包括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的生产和消费量等），得出的结果是，在这大约130年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半长波，每次大约50年，包括大约25年的上升期（高涨期、增长期）和大约25年的下降期（下行期、调整期）。第一次长波的上升期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持续到1810—1817年，下降期从1810—1817年持续到1844—1851年；第二次长波的上升期从1844—1851年持续到1870—1875年，下降期从1870—1875年持续到1890—1896年；第三次长波上升期从1890—1896年持续到1914—1920年，此后进入下降期。

康德拉季耶夫对反对长期波动的论点进行了批评。有人反对说，长期波动缺乏商业周期所显示的那种规则性；有人说长期波动的产生是由于偶然的、超世界的环境和事件，如技术的改变、战争和革命、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康德拉季耶夫对这些现象和事件一一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属于长期波动的节奏”之中的。例如，他充分估计了技术的改革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非常重大的影响”，但也指出，“科技发明本身并不足以给生产带来真正的变化。只要有利于采用它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没有用”。至于长波产生的根源，他说，我们“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我们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但是，也许是因为到他发表其论著时长期波动只重复出现了两次半，据以判定其存在尚嫌不够，因此，康德拉季耶夫在他的文章的结论中，并没有完全肯定长波一定存在，只是说：“周期性的长期波动很可能是存在的。”“这种长期波动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经济发展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影响。”

（三）康德拉季耶夫之后对长波问题的研究

康氏因早逝，对长波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未能继续进行，而留给了后人。但是，这个重大问题在苏联长期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成为批判的对象。只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学术界才又记起了这位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学者，对他的长波学说重新进行研究和评价，多数人对长波的存在持肯定态度。在我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开始把西方有关长波的个别文献从国外介绍过来。1987年出版的由钱俊瑞主编的《世界经济百科全书》把长波（长周期）作为一个条目，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在某些高等院校，长波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有的研究生把这个问题作为论文的题目，进行了研究。但迄今并没有进行公开深入研究和讨论。在西方，康德拉季耶夫有关长波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重视，把经济长波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断外，一直延续至今。

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对长波进行了研究。在30年代，比利时普汶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对长波的经验性规律的分析，法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积极地进行了研究。

上面提到的熊·彼特在他于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中，不仅肯定了长波的存在，而且提出其基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发明和企业的创新活动。他证实长波与科技和企业创新浪潮相一致，当技术发明和创新浪潮来临时，企业竞相采用新生产技术，新企业群建立，企业家增加投资，在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利润率随之上升，就业扩大，经济加快增长并走向繁荣。但当新技术和创新得到普及、新产品大量充斥市场、市场趋于饱和时，利润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增长，长波的增长期也就结束，继之而来的是下降期或停滞期。这样，熊·彼特也就把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看做是科技发明和企业创新活动的浪潮。

美国的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也著文肯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并认为其动力“来自重大的创新群，由此开始技术革命，从而导致主导部门的产生”。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革新论的进展和论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曾经出现过20多年的繁荣期，后又继之以长期滞胀为特征的衰退潮。这种现象引起人们对长波理论极大的兴趣和重视，长波的统计证明和理论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其中，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长波的技术革新论尤其引人注意。这方面最著名研究者是德国的经济学家G．门施。他在1979年出版的《技术停滞——革新克服衰退》一书中，把1740—1960年间基本技术革新的数据资料汇集在一起，认为技术革新能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劳务，并能开辟新市场和新兴部门来提供这些新产品和劳务。门施的数据表明，技术革新集中发生在1770年、1825年、1885年和1935年前后，这时，也就产生出新的产业部门。新的巨大市场使这些部门得以快速增长，并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竞争、合理性和集中，提高了新生产部门的能力，但国内市场容纳不下这种能力，世界市场因而变得极为重要。但当世界市场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市场无力吸引这些商品而出现需求饱和时，生产将下降，只有出现新的基本革新和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时，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技术革新长周期，美国的L. A．吉里法尔科对基础性技术革新集中出现的顶点，引用了同门施的年份一致的材料，他认为，上述年份接近大危机时期，即技术革新高潮同经济高潮之间成“逆相位”。

法国学者F．勒赛里埃也支持技术革新长周期说，他认为，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结合的巨大改革浪潮分别发生在纺织工业（使用蒸汽机），铁路与钢铁工业，汽车、电力和化学工业，石油、飞机和电子工业。而酝酿中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革新浪潮将是最具革命性的。

长周期理论自提出后，就不断有人提出反对和批评意见，无论对其统计方法、数据来源和运用还是对其理论观点都有人表示怀疑。有些经济学家，如美国的E．曼斯菲尔德、J. B．克拉克、C．弗雷希曼和L．索伊等，更对门施的统计方法、数据及其严重经济萧条会刺激技术革新的论点提出怀疑，而且认为基本技术革新同其他革新很难严格区分，其日期也很难确定。

曼斯菲尔德认为，尽管有成批的技术出现，但汇集的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诚然，如果把无数大大小小的技术革新的日期一一罗列出来，它们肯定是非常分散的。然而，对经济长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基本的、足以引起技术革命和导致一系列新产业部门兴起的重大基础性科技创新，这样的科技创新及其得到广泛应用的年代是明显的，可以确定的。

批评者指出，门施关于经济萧条会刺激技术革新的论点值得怀疑。如果这里说的是通常每七八年或10年一次的“商业周期”中的危机和萧条，则它们确实不能引发重大科技创新，但如果是大危机和大萧条，则极有可能刺激重大技术创新，从而拉动经济进入新的长周期。

N．罗森堡和C. R．弗里希塔克批评说，长周期技术论，需要说明技术革新的复杂过程与长周期的同步性和相互作用，还要说明技术革新为什么会导致45—60年的周期。这两个问题确实是关键性的。其实，这两个问题，在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著述中都已论及，但也许不十分充分。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些说明。

（五）从制度变革方面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欧洲学者继续对长周期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其中，所提出的理论解释，论点甚多，除长波技术创新论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理论，其中平均利润率波动论和制度变革论最值得注意。

20世纪60年代，人们试图把长波理论应用于社会过程。当时领导法国历史学派的F．布罗捷里以及美国的F．斯普纳尔和P．斯威齐根据政治文化与经济过程互相影响的思想，提出了长波的有机理论。同一时期，“新社会史”的一些历史学家又注意到经济中的长波与工人运动的积极性之间可能有联系。比利时经济学家E．蒙代尔于198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一书，根据利润率长期波动来说明长波的形成。他认为利润率在经济的繁荣和扩张时期趋于上升，在此之后，则趋于下降。其原因部分在于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者所得到的利润随着创新的扩散而受到侵蚀，部分则是由投入的成本增长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一个长期高涨达到顶点后，利润率出现下降趋势，表明经济走到长期下降的拐点，下降期内，利润率处于低水平。此外，蒙代尔还指出，利润率从长期上升向长期下降的转折，常常是由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引发的，如资本主义活动的地区扩大或收缩、资本家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等。

L．布瓦那认为由长周期决定的结构性危机或“大危机”是经济再生产的动力。同这种动力的产生基础——社会组织形式发生矛盾的一段时间，为了摆脱危机，制度就必须改变调节方式。归根结底，长周期运动与一系列调节就业和工资方式有关。1929年发生大危机之后，各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为依据，通过制定刺激需求和预算政策以及货币政策来保证长期繁荣。70年代以后，这种方式也发生了危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就无能为力了。各国转而信奉F. A．冯·哈耶克的理论，长波从上升阶段转向下降阶段。

1978年，美国经济学家艾·赞格尔发表题为《为什么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波动理论使西方不安？》的文章，认为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滞胀，是第四次长波的衰退期，并预言它可能会延续到2000年。他从通货膨胀、利润率、增长率、技术、人口、产业界心理等方面，说明了这次衰退的特点，并建议美国和西方其他各国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紧缩银根，大量削减开支，以减少预算赤字，以便恢复价格和通货的稳定，设法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职业培训，以增加就业，同时限制工资增长，限制国有企业和社会福利的迅速增长，政府和工会停止对企业的越来越多的干涉。

1985年，当时的民主德国（东德）曾召开了一次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长波”若干问题的研讨会，与会者有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西德）的学者，他们几乎都认为长波交替现象从19世纪初以来确已存在，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认真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关于长波产生的原因，多数人认为是“内源性因素，即生产力体系内部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是由基础性革新引起的，由此产生的‘例外的生产力’导致增长部门的利润率的提高超过平均水平。其效益潜力约经过20至25年才会被利用完，然后利润率就下降，资本开始大幅度贬值”。

这次会上，民主德国学者H. J．赫曼提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论点，他说：“一百多年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有时出现比较严重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它的清理作用不足以创造‘正常的’繁荣条件。而且这些时期超出了一个周期的时间。”这样，他就把长波与严重的经济危机互相联系起来。他还说：“在以前的危机时期中和危机时期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生了重大的质变，其标志是实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形成的过程，这些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对已发生质变的生产力的要求的反应。因此，我认为，被称为‘长波’下降阶段的时期标志着向资本主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渡。”这样，他又把长波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联系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斯和大卫·M．科兹等人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Acumulation, SSA）理论”是关于长波问题研究的又一新进展，值得重视。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指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其中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新的SSA的建立，可以导致20—30年的快速积累，之后进入相对滞胀时期，直到建立新的SSA。由于每一SSA都有不同于前者的制度特征，因此，每一个持续的快速积累的时期都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的慢速或者无增长之间的相互交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

上面从制度调节方面对长波的解释，把对长波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但这一论点也有其不足和缺陷，一是这里所说的制度调节，指的是政府的政策方向的变化，而并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某种变革，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是主观行为，但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政策方向，应有其客观原因和条件，对此，似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二是以制度调节来解释长波的存在时，对科技革命这一根本因素又往往有所忽略，以致不能从二者互动关系上来说明问题；三是虽然有人注意到大危机问题，这是应予赞许的，但没有阐明大危机的特质及其所以发生的原因。

不管人们对长波问题持有怎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仍按照它的规律继续发展。如果说康德拉季耶夫只看到两个半长波，因此还难以完全肯定长波的存在，那么，自从康德拉季耶夫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他最后的文章至今90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长波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康氏所说的第三次长波的下降期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1954年，从1950—1954年开始了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它一直持续到1967—1973年，从此开始了这一次长波的下降期。这次下降期持续到1984—1990年，之后又进入了第五次长波的上升期。到2008年，源于美国的严重的世界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危机，宣告了这次长波上升期的终结和下降期的开始。五次长波的相继出现，使我们有了更充分的事实根据，确信长波的存在。

三 长波产生的原因及其物质基础

从上面关于经济长波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可知，大多数学者是肯定经济长波的存在的，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长波继续一再出现，它的存在就得到更多的确认。但对它形成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对长波与危机的关系、长波的发展与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虽有个别人提到，但并未进行深入说明。这里，且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看法提出来，供进一步讨论。

在关于长波问题的研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长波出现的原因。对此，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也最多，但归纳起来，其根本原因有人说是科学技术，另有人说是社会制度，也有人说是经济之外（非经济）的原因，还有人说是经济内的因素。

我们认为，长波的形成，与科学技术的进展有直接关系，而科技的进展又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康德拉季耶夫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说：“技术的改变无疑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他又说：“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足以给生产带来真正的变化，只要有利于采用它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没有用。”他还说：“技术发展本身是长期波动节奏的一部分。”“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熊·彼特也把科学技术的创新引起企业创新，从而引起利润率的提高等作为长波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科技创新，正如前面（第一章）所指出的，不是任何一种技术创新，而是基础性的、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极其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只有这样的科技创新，才能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催生一系列新部门、新企业、新产品，使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生产率和利润率得以明显提高。如第一个长波时期的蒸汽机和纺织机；第二个长波时期的机器、铁路、机车，第三个长波时期的电力、无线电和化学工业技术，第四个长波时期的合成材料、电子技术、喷气飞机，第五个长波时期的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等。

为什么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这样重大的基础性科技创新出现？一般来说，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的科技创新成果，经过一定的时期，已经得以普及，不能再带来超额利润和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它们创新的潜力也逐步被发掘殆尽，以致成为“传统技术”，产业也成为“夕阳产业”。这种情况，使资本家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迫切要求新的重大科技创新，不然，他们的资本将趋于贬值。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求新的重大科技创新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的激烈竞争也推动着新的重大科技创新的问世。在这样的形势下，新的重大科技创新将加快步伐走上历史的舞台，发挥历史作用。经验表明，这个过程需时25—30年。

科技创新究竟是外源性因素还是经济制度的内部的动力，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对于长波的出现来说，它是外源性因素，与其他外源性因素，如战争、革命、阶级斗争、新地区的开发、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等一样，会对经济发展和长波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做矛盾的统一体，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动力，也是经济运动长波的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认为科学技术是外源性的力量。但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一旦有了新的变革，它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者有着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二者的结合，被称为社会生产方式，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生产力）又可以被看成是内生的动力。

与长波的根源问题相关的是它的物质基础问题。马克思在论及再生产周期和危机产生的根源时就指出，其基础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前面已援引过他关于危机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期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他还说：“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它一方面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

我们认为，经济长波和大危机的基础同样也是资本投资和资本积累，只不过引发、伴随和促进这种资本积累的动力因素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基础性、决定性、划时代的科学技术大创新和大突破，只有这种科技革命性创新才能导致资本投资转向新兴产业，促进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形成，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超额利润迅速增长和积累规模的扩大，这种大规模资本积累和投资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在这期间，从而导致长波大约25年的增长期，随之而来的则是大危机以及同样长的下降期。

四 关于长波和大危机问题

百年来对长波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众说纷纭，但从不同视角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都能给人以启示。随着讨论的进展，人们对长波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然而在肯定经济长波的存在的学者中，虽也有人提到长波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但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说明。事实表明，长波与大危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忽视对大危机的研究，也不可能对有关长波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不可能对长波究竟是怎样从增长期转向下降期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

从19世纪初（1825年）资本主义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去而复来，不断发生，迄今已有几十次。每一次危机不仅表现形态各有不同，而且其严重程度也有差别，有的危机特别强烈、深刻，有的则相对缓和。前面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19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几次危机说成是大危机。他们所经历的“大危机”都是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自那时到现在大约一个半世纪内，资本主义各阶段都曾发生更加严重的大危机，这些大危机不仅其严重程度（广度、深度、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度均更甚于一般性经济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受到强烈震撼，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非进行某些质的变革不可。这样的大危机发生于1873年、1929年、1974年和2008年。

（一）大危机的特点

这几次大危机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如1873年发生的危机，不仅工业生产下降、股市下跌、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失业增多、进出口缩减等方面都超过以往历次危机，而且危机过后，经济并未出现全面复苏，就于1878年又陷入新的危机。这次危机实际上是前一次危机的继续或组成部分，以致两者共同组成一次“W”形的严重危机，迁延近10年之久。而且，与这次危机同时，又发生了持续20多年的长期农业危机，加深了经济萧条，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告终结。

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则是因股市崩溃引发的一场来势凶猛的危机风暴，工业生产急剧下跌，甚至发生大倒退，金融极度混乱，经济活动各领域、各部门的各项指标都大大逆转，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几乎被摧垮。危机延续近4年之久，工业危机又与农业危机相结合。危机过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复苏和高涨，而是形成特种萧条。到1937年，又发生一场猛烈的危机，危机被德国、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的形态又有所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生产下降、失业大增与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飙升相交织。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在这之前就已出现。美国于1967年就曾出现危机征兆，但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和增加军费开支，危机被迁延至1970—1971年。这次危机的特点就是生产下降和通胀提高相结合，标志着滞胀时期的开始。1973年底发生的石油危机使这种过去极为罕见的滞胀现象更加恶化。滞胀期间又于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连续两次发生危机。这两次危机本身虽然并不能算是大危机（有的学者把它们视为中等危机），但它们是在滞胀时期发生的，使经济滞胀的难以克服和消除的特殊困难大大加深。直到1983年滞胀危机才基本结束，但其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仍然迟缓。

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源于美国此前发生的房地产次贷危机。这次金融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美欧等国银行业和金融业，一系列称雄世界的大银行和大金融公司轰然倒塌。金融危机又有力地冲击了实体经济，一些巨型跨国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这次危机又与石油和粮食价格的激烈动荡相伴而行，危机扩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全球经济整体，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危机结束后，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复苏迟缓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美国也走向债务危机的边缘。

从上述对这几次经济大危机的简单阐述可见，由于它们发生的时代和具体条件不同，其表现形态也各异，但它们与其他各次危机相比，都非同寻常的深重。这表现在：①这几次大危机都使经济生活各领域、各环节、各部门的各项指标更大幅度发生逆转和恶化。②在危机过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回升乏力，甚至停滞不前，出现长期萧条状况，并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发生危机。③通常的经济危机，往往首先发生在工业生产领域，并扩及商品流通、银行和金融领域，而各次大危机中，金融危机不仅特别激烈，而且往往成为危机的先导，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格外强烈，危机的后遗症也会长期存在，难以消退。除此之外，大危机还往往伴随有农业危机、能源危机或粮食危机，还会与国家的财政危机和沉重的国内外债务危机相结合，使危机更加难以应付。④通常危机波及的范围不一，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可能只是几个国家。但大危机则必然席卷整个世界，包括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前）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几乎无一幸免。

实际上，大危机与通常危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通常的危机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危机最重要的表现是工业生产的下降，而大危机则除了严重的生产过剩之外，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并发，而这是一般性危机所没有或少有的，这也是大危机之所以特别深刻并具有上述各种特点的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个特征，这种大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起着特殊的作用。为此，应把“大危机”看做是一个与一般生产过剩危机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的独立概念。

（二）制度性问题和危机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生命的全过程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本质上是不会变的。但当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飞跃发展时，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随之发生局部质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局部质变，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变革，不可能突破这个范围，又是原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某些变革，通过变革破除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和制度，建立新的关系和制度，从而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新的发展，经济得以更快增长，出现了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制，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制，以及对生产和整个经济的管理制等方面。具体地说，如企业制度、劳资关系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科研制度、外贸制度，以及对外关系等其他方面的制度。这些不同部门、领域和环节的具体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体制”。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局部质变，就具体表现在这些体制的变革上。在这种变革中，最明显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如从资本家个人占有转变到资本家集体占有（股份制），再到更大的资本集团占有（垄断制），再到国家占有，国际垄断集团占有等；也明显地表现在企业的管理体制的变革上，即从资本家个人管理，到资本的占有与管理相分离和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作用的不断调整上；社会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表现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调整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其他各部门、各领域和各环节的具体管理体制，也都会发生某种变革。

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局部变革是在生产力大发展及其社会性程度大提高的压力下进行的，因此是客观的；但人们的主观因素又起着重大作用，这包括政府决策者根据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制定和实行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集团和社会利益群体为谋取各自的利益都力求对政府政策施加重大影响。但无论如何，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局部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新体制的建立，生产力将得到新发展，经济也将得到新增长。

但经济的这种增长不可能持久，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体制又会出现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新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又要求进行新的变革，但新的变革通常并不会悄然而平静地进行，而是通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即上述大危机，以巨大的震撼力和破坏力施加压力和发出警示，迫使人们实行新的变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革被动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繁荣时期，人们往往不会觉察到矛盾的激化和危机的迫近，从而不会为应对形势可能的逆转进行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原有体制下，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一些大资本家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坚持原有体制和秩序，反对变革，此外，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一些保守势力，不甘放弃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思想，不思变革。这样，社会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得不到及时解决，以致迁延时日，最终不免随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而剧烈爆发，形成大危机。由于这种大危机是多种矛盾激烈爆发，多种困难互相纠结，使经济社会深陷困境，难以消释；而且由于旧体制的破除和新体制的建立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大危机也就成了经济长波的增长期向下降期的拐点，此后经济将进入延续多年的下降期。

关于制度性问题与经济长波的关系，前面提到的大卫·M．科兹等人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给出了一定解释。这种理论注意到资本主义“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的慢速或无增长之间的相互交替”，即经济的“长波”，并“从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创造和毁灭的角度，分析了这种长波的特征”。科兹撰文以有关历史资料证明，“每一个先后相继的SSA（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发展，都与影响资本积累的关键制度的重建有关，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成，企业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阶级关系，国家的作用，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重构。国家是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不仅直接地而且间接地影响资本积累的其他制度”。科兹并没有提到大危机问题，但他的论点是有价值的。

（三）结构性问题和危机

经济结构指的是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地区相互之间关系的组合。经济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当科技革命发生，生产力飞跃发展时，经济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显著的、重大的、根本性的调整和变革。这种大调整和大变革是科技大创新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引发的，同时也少不了人为因素的作用，即企业、政府、社会群体的某种促进作用。

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各产业部门结构的变革。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一批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企业迅速成长，一些新的部门和行业兴起，如19世纪下半期在科技革命带动下的电机行业、冶金业、化工业、汽车业等，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电视机等家电行业、石油化工业、新材料等，20世纪8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个人电脑业、网络服务业和移动通信业等。这些新兴技术部门和行业迅速扩大，在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而那些传统产业则相形见绌，相对萎缩。

但这些新兴部门的蓬勃发展也不是无止境的，当新技术产品的创新高潮消退，新产品的市场趋于饱和，这些部门的投资增长缓慢，利润率下降，其发展必将趋于缓慢，甚至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结构性问题还明显表现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上。例如，19世纪60年代后，美国、欧洲各国等掀起空前规模的铁路建设高潮，与此同时，电车、电话、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日益普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北美和西欧大规模开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喷气式飞机航线密布，远洋客货和集装箱码头得以建设，输油管道延伸；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互联网扩及全球；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各时期社会经济高涨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也是当时经济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同样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一定程度，建设高潮也会消退，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美国的钢铁业、铁路业，七八十年代后欧美的航空业，都普遍呈现能力过剩，设施大量闲置，营业萎缩，陷入危机。

经济结构问题和危机还特别表现在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超常膨胀所带来的恶果上。在一定条件下，银行借贷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对社会经济的加快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另一种情况下，金融不受制约和监管的过度投机活动，使之形成泡沫，泡沫的破裂，将发生金融危机，并使整个经济生活跌入灾难深渊。这既是结构性危机，也是制度性危机。

经济结构问题和危机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部门和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农业危机、能源危机、房地产危机、政府财政危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货币汇率剧烈动荡、恶性通货膨胀、长期性失业大增等。这些部门或领域发生的问题和危机，虽然各有其特殊的原因和特点，往往单独出现，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往往互相纠结，同时发生，并与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异常深重的大危机。

上面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的论述，说明二者都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跃进而进行一定变革和调整，并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新发展；但经过一定时期，又与生产力的新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矛盾再度激化，以致会出现新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和危机，并与严重的生产过剩性危机和金融危机相结合，形成特别严重的大危机。而每一次大危机，都是长波从增长期进入下降期的转折点。由此可见，长波从其增长期向下降期的转变，并不是缓和平静、波澜不惊的，而往往是通过一场大危机完成的。

五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转变与大危机和长波的内在关联

前面关于经济长波和大危机的论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这种周期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二者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每一次长波在时间上都与资本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当。每一次大危机既是长波的增长期（或上升期）向下降期的转折点，也是资本主义从当时历史阶段向下一阶段转变的拐点。或者反过来说，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都以一次长波形式完成，并都以一次大危机这样的强大力量促使它向下一阶段转变。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转变二者间的互相关联，互相契合，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经济长波和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二个经济长波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第三个长波，是其一般垄断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四个长波，是其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的第五个长波的上升期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阶段，2008年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宣告这个上升期终结，转入下降期，同时它也成为从国际垄断阶段向另一个新阶段转变的拐点。

经济大危机和长波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嬗递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且它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在经济运行上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性转变就是通过经济长波波动的形式而完成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二者都是由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推动的。如前（第一章）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其阶段性表现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科学理论有重大突破，随之在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和创新，并广泛应用于生产，出现了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高潮，生产力跃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其社会性程度大为提高，从而生产关系得到相应调整，经济体制发生一定变革，这一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既是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开端，也是经济长波上升阶段的起点。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资本主义内部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和在一定条件下，开始表面化，经济大危机发生，以此为拐点，生产趋于迟缓和停滞，各项经济指标都将逆转，也正在这时，资本主义开始向下一阶段转变，经济长波开始转入其下降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力求进行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新调整，并大力促进新科技的重大创新的实现，以便走出下降期的困境，转向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从前面援引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这种长期波动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可知，当时，他已意识到长波存在的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可以看出，经济长波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就在于它是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转变牵手并行，或者说，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转变是通过经济长波形式而完成的。

下面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220多年间，资本主义各次阶段性转变和经济长波的时间划分：

自由竞争阶段

第一次长波 上升期：1780年末—1790年初到1810—1817年下降期：1810—1817年到1844—1851年

第二次长波 上升期：1844—1851年到1870—1875年下降期：1870—1875年到1890—1896年

垄断阶段

第三次长波 上升期：1890—1896年到1926—1929年下降期：1926—1929年到1945—1950年

国家垄断阶段

第四次长波 上升期：1945—1950年到1967—1973年下降期：1967—1973年到1979—1985年

国际垄断阶段

第五次长波 上升期：1979—1985年到2003—2008年下降期：2003—2008年到……

 

对上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长波的划分时间，有几点说明。

1．为什么经济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算起？

主要原因是在这之前，没有或找不到较系统的经济统计资料，包括康德拉季耶夫在内的长波学说的最早研究者都只能收集到18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有关统计资料。

2．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跨越了两个长波，大约100年的时间？

资本主义的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经济运动一般只与一个长波相当，即大致持续五六十年，但自由竞争阶段却延续了100年之久，期间出现了两个长波，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还较低，推动其经济长波的两次科技革命高潮，即以蒸汽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高潮的到来，时间间隔较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也相对迟缓。这100年的资本主义虽然都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但仍然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约50年一次的小阶段。前一阶段，典型的资本和企业形式是资本家个人资本和个人企业；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银行信用的普及，股份企业开始有了较快发展。股份企业在所有制和管理方式上与个人企业都有所不同，其规模也比个人企业大得多，它们通过互相联合，加强资本集中，有可能形成垄断集团。但直到19世纪末垄断组织在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之前，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股份制大发展之前的个人资本时期，是自由竞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与其相当的经济长波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两个长波。

3．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经济长波的起始和终结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年份，而是长则六七年，短则三四年的几年时间？

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的完成和新阶段的开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长波的起讫也是一样，这与再生产周期不同，后者的开始可从一次危机算起，其开始的时间通常都是容易确定的，甚至可以准确到哪一年哪一月。但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和长波的开始以及长波从增长期向下降期的转变，虽有大危机作为标志，但在大危机之前就已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出来，因此，也并不是某一年发生的。列宁说：“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在说明长波和大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有的重要位置和重大意义时，必须指出，长波和大危机并不能取代大约10年一次的生产过剩性危机和周期。它们是互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种周期和危机。二者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间的矛盾。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则在于，首先，每一次长波期间都包含五六个这种“中周期”和生产过剩危机。但是，在长波的增长期（或上升期），由于经济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生产过剩危机通常也比较缓和，危机后的复苏繁荣和高涨往往也较为明显。而在长波的下降期（或缓慢增长期），生产过剩危机通常则比较深重，危机过后的复苏和高涨也不那么明显有力。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长波对“中波”的“制约性”。其次，长波的增长期以大危机的爆发而终结。这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它既包括生产过剩危机，也包括制度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因此，大危机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制度性和结构性危机的“叠加”。最后，生产过剩危机的功能与大危机互不相同，前者的功能在于摧毁和消除过多的生产能力，使生产与市场需求暂时恢复平衡，为那些经受过危机洗礼的企业恢复和扩大投资扫清道路，从而把生产规模、生产率和利润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大危机的功能主要在于强烈要求和促进对原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对原有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虽然这种体制变革和结构调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将在大危机期间和此后的一定时期（下降期）内完成，这种变革和调整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部分质变，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从原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变的完成。

但是，长波无论在其增长期还是在其下降期，其“功能”都是通过每七八年一次的周期和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实现的。

六 几点说明

上面揭示了经济长周期（长波）和大危机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转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关于这样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如有人对长波问题有所质疑，进而对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长波联系在一起表示保留和反对。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对经济长波的存在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不在少数；即使在认定经济长波存在的学者中，明确肯定长波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嬗递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者也不多见。这并不难理解，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长波的表现经常会受到多种因素作用的影响，致使其形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规律性远不像再生产周期和生产过剩性危机那么明显，而是往往变得相当模糊，难以辨认。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首先，每一次长波都是在与上次相隔五六十年后发生的，这时世界可能进入了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也已转变到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新的经济长波可能与以前各次长波的形态大为不同，更不会是前一次长波的重复，因此，难以以一套固定不变的指标来衡量和判断各次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表现及其交替。其次，长波的进展，经常会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致使其形态发生扭曲，如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冷战”和“热战”、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动乱和冲突、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波动、金融震荡和危机、各国执政党的轮替和领导人的更换等，这一切都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也都可能使长波的形态发生扭曲和变化，使其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表现都变得更为复杂。再次，无论在长波的上升期还是下降期，各国政府都会根据本国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采取一定政策措施，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如在上升阶段，为防止经济过热，往往要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在下降阶段，则采取宽松政策。政府的干预不能不影响长波的表现。最后，经济长波的发展是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而言的，至于不同国家则具有各自特色的经济模式，其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以及价值观念和战略目标等均可能各不相同，经济长波在各国的具体表现和进展步调也会有差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长波的实际表现就会变得相当复杂，动向不明，甚至发生各种变态。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对长波是否存在自然会产生种种疑问。但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以长周期波动的方式运行的那些基本因素，如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创新的大量涌现、新企业和新产业群的兴起、经济组织管理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等，都是实际存在并继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及其相互交替的机制也实际存在并起作用。一般来说，长波的上升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较强，而下降期则相反。这种变化表现在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上，如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利润率、积累率、投资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都会有一定变化。对此，如果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对系统的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是可以辨识的。

至于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为什么会分别持续25—30年之久，这也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由于长波的推动力在于科技和管理的创新、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的大拓展，那么，这些创新和发展总是有它一定的生命周期的，在高潮过去之后，就会进入低谷。这也就是长波的增长期和下降期的转换。两个时期各持续25—30年，具体理由在前面已经说明，这也得到了历史经验的证实。但这只是粗略的时间跨度，各次长波发生的条件大不相同，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动绝非整齐划一，而往往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各次长波的增长期或下降期究竟各持续多少年，不可能完全一致。

我们肯定经济长波的存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并且认为长波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有着内在关联，并因此认为研究这一规律有助于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乃至世界的长期趋向，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百年来虽不断有所进展，但迄今仍未终结。在我们这里，更只是刚刚开始，此外，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起作用，受这些条件的局限，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脱离实际条件，进行抽象的推论，不能把长波理论往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上套。何况资本主义的发展绝非只遵循长波这一条规律，还有其他规律和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把长波理论简单化和绝对化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