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三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回顾

当前资本主义处于国际垄断阶段。但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从前一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它是前一阶段的继承，又是前一阶段的否定；它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又具有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新的实质和新的基本特征；它既有与前一阶段共同的基本矛盾，又有某些特殊的具体矛盾。因此，为了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必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基本特征和来龙去脉进行简要的回顾。

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一）国家与私人垄断的融合

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列宁曾作过经典性表述，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在这里，“……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垄断资本和垄断组织已在社会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私人垄断资本离不开国家单独存在，它必须与国家密切融合，二者之间有不解之缘。

资本的本性是要求自由扩张，不愿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和制约。垄断资本更是这样，它对生产和市场进行垄断，同时，又不愿受到外力的干预。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垄断阶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说得以流行的基本原因。但垄断资本又不能不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并在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垄断组织是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生产社会化达到了更高程度，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些矛盾表现为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垄断组织内部计划性的加强与整个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垄断资本集团与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垄断组织与众多中小企业的矛盾、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垄断组织在殖民地进行掠夺和剥削中遇到的阻力和反抗，各国垄断资本组织为争夺世界市场、资源和投资场地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矛盾的激化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国内外冲突的加剧，都不是私人垄断组织独自能够应付得了的，必须由国家出面进行干预和调节，以求缓和矛盾，并为垄断资本的发展和扩张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保证其获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

早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向其顶点，信用制和股份制蓬勃发展，垄断组织开始萌生。当时马克思就曾指出：股份制及其矛盾，“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随着垄断组织的成长壮大，矛盾也更加激化。恩格斯指出，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社会经济中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此时列宁指出：“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大大加强，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不可分的融合中，国家的职能和私人垄断集团二者都发生了某种变化：就国家来说，国家本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机构。但是，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的，国家历来承担一定的经济职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除保有并加强了其政治统治的基本功能之外，更大大加强了其经济职能，以致国家成为大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巨额财政资本的聚敛者和拥有者，巨额资本投资者，大量物资和劳务的采购者和消费者，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总之，从经济方面看国家已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垄断组织。这个超级垄断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的收入除少量是从国有资产的经营中获得的之外，主要是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通过税收、公债和发行货币等渠道从社会聚敛来，又通过投资、采购、补贴、转让和举办各种社会事业进行支出；其次，国家垄断资本运行的目的，主要并不是直接为它本身获取利润，而是以各种方式用于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地转给私人垄断组织，或为私人垄断资本的运行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之更便于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和加强，并不影响国家作为政治统治组织的实质，相反，它的经济职能与政治统治的功能同时并存，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从私人垄断组织这一方面来看，如上所述，在国家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已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帮助和保护，不得不接受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这绝不是说，它们已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仍是大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它们的组织方式、经营管理以及其他一切内部事务，都是自主的，国家并不干预。但它们在为本身谋取最大限度利润而运行时，面对的是国家干预和调控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国家为此而制定的法律、法规，采取的一套政策和所实行的某些计划。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计划等，是从全国经济的全局和垄断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着眼的。为了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对自己更有利，各个垄断组织都尽力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左右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使之符合本集团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私人垄断组织又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国家与私人垄断组织的融合，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以其所占有的大量生产资料和所掌握的大量财政资金以及以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经济手段介入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和调节，为垄断资本服务；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与私人垄断组织在资本方面的融合更加密切和牢固，二者还在人事方面相互结合，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后，随着垄断组织实力的愈益强大和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全面加强，二者间“人事结合”的现象也更为突出。这时国家的高级领导职位几乎都为垄断资本集团的主要成员或其代理人所占据，这些人有的是大垄断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或主管，有的是他们的亲信和密友。即使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人，进入政府领导班子后，也必须按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行事，维护垄断组织的利益，为他们竭诚效力，否则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酬劳和奖赏，垄断资本集团可以给他们一些好处，如当他们从政府职位卸任后，还可以回到大公司担任高级职位。这种官商一体、权钱结合、角色互换的现象是如此普遍，如此突出，人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恩格斯早就指出，在民主共和国（指资本主义国家——引者）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单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就连一些政府的高官，也曾对这种不成文的但又牢固的传统或制度进行过揭露和抨击。如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在一篇简短的“访谈录”中说：“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对民主的一种冒犯。我们是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是一个富人政府。”

我在《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一书中，曾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揭示美国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和国会议员们与垄断资本集团之间“人事结合”的一些实情。其实不独小布什政府，其他历届政府莫不如是，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叙述。不论执政党如何进行轮替，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如何变化，哪些人下台，哪些人上台，总之，无论其人事发生怎样的更换，他们与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密切结合是不变的。

（二）历史的对比

为了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有进一步的理解，应当指出，在这一阶段国家与垄断组织相融合，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前历史上国家曾担负一定的经济职能有根本的区别。在国家产生后的任何时代，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担负一定的经济职能。例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曾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运河，调运粮食和其他物资，实行一定的赋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等等。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其后各时期的统治者也无不把一定的经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毕竟，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发展经济是保证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性条件。

资本主义在其孕育和萌生时期，当时的国家曾为它“催生”而采取暴力手段，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组织贩运奴隶、发展所谓“三角贸易”等，这些都是实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为促进资本主义的降生起了“助产婆”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统治确立后，国家就“退居”一旁，只担当守护的职责，而让市场发挥促进生产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时，资产阶级国家只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或者如亚当·斯密所比喻的那样，国家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主张对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但他提出政府依然有种种义务和职能，一是保卫本国安全不受外力侵犯，二是保护社会上个人不受他人侵害和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中第三项义务，无疑是属于国家的经济职能。事实上，无论是欧洲或美国，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都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工业化的加速进行，采取了各种必要措施。如英国于1845年为大量进口粮食而实行《谷物法》，美国于1862年为开发西部而颁布《宅地法》。至于当时各国大规模建设铁路、港口、码头、发展远洋航运等，都少不了国家的统一规划和筹措资金。

但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和行动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根本不同。首先，那时垄断组织还没有产生，国家不可能与垄断资本相结合，国家不过是以它所掌握的政权和一定的财力，承担一定的经济职能；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国家与拥有巨大资本实力的垄断资本相融合，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其次，过去国家是在个别经济领域，或为解决个别问题，采取一定措施；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则是经常性的，系统的，全面的，涉及社会资本运动的全过程。再次，以前国家的财力有限，国家对经济进行管理，通常情况下主要是采取行政和法令手段，方式比较简单；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掌握着巨额财政收入，并有可能把它转化成国家垄断资本，国家除采取相对完备的行政、法律、法规手段外，有可能运用利率、税率、汇率等一整套经济杠杆，形成较完整的管理和调节体系。最后，过去国家承担一定的经济职能，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外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为体，直接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全过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又一不可或缺的内部机制。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不仅与自由竞争阶段迥然不同，而且与一般垄断阶段也有根本区别。在一般垄断阶段国家与垄断组织的结合渐趋密切，但当时，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毕竟仍是私人垄断组织，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

二 向国家垄断阶段的转变

（一）最初的萌芽

19世纪后期，随着垄断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国家对经济直接进行“干涉”和领导开始增多，政府开始承担起一些新的职能。如在美国，这些新职能包括农业科学研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经营管理；制订援助计划，把联邦基金赠给各个州用于开垦土地；实行退伍军人福利计划；等等。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权力日益集中，在经济领域，这表现为政府制定和实行一系列规章制度，特别是采取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其一是1887年通过的《州际贸易法》，其二是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更加扩大。在这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如1913年1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根据这一法令建立联邦储备体系；1914年国会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发布命令，要求工商企业停止违法活动，否则，有权把违法企业交法院审理；同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新的反托拉斯法，即《克莱顿法》，加强了对垄断行为的惩处力度。这些法案意义重大，都已被载入史册。

此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活动也日益扩大和增强，虽然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其表现形式和所采取的步骤措施也各不相同。

尽管如此，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仍然是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的。从总体上说，国家与垄断组织的融合还只是开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只是萌芽。这时，垄断组织并不愿接受任何外力的干预，人们仍然崇尚经济的自由放任。英国经济学家阿列克·凯恩克劳斯在谈到当时英国的情况时说：“20世纪初，没有人认为政府应当管理经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自行调节的。由于市场力量被看做是几乎完全有益的，因而政府进行干预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范围有限，那时利用公共工程来稳定就业的意见刚刚提出，通货膨胀是（私有的）英格兰银行的事，而不是财政部的事，对个别部门实行保护和给予补贴都是受谴责的，福利国家几乎完全刚刚冒出地平线。”当时“政府活动的规模有限，从预算的大小也可以明显看出来，1911年公共部门的开支，包括中央和地方一年为2亿英镑，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其中大约一半以债务利息的形式支付过去的战争费用，或以防务开支的形式支付将来可能的战争。当时要求体力劳动者交纳税收是不能想象的”。“当时中央政府雇用人数占有工作能力人的1.5%（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军人），地方政府雇用的占3.5%（包括教师、警察等）。这二者总计不到100万人，其中有全日工作的，也有部分时间工作的。”

（二）转变的“三次”预演

上述状况说明，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向国家垄断阶段的过渡或转变需要一定过程。此后的事实说明，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实际上是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前的预演。

1．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加速发展，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国为了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等一切资源供应战争的需要，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大大加强。各交战国都建立了各种经济管制机构，负责组织军需生产，征集军需原料和能源，管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分配，调配全国各部门的劳动力，管制物价、工资。国家还对某些部门和行业实行国有化，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同时投资兴办与军需有关的企业。这一切都表明，“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但是，这只是战时的特殊情况。这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乃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它只是一时的，不可能持久。战争结束后，战时经济转为平时经济，国家对经济的管制逐步解除，对经济的干预也大为减弱，各国又回到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和政策轨道上。但这次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践，对其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一次“排练”或“预演”。

2．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大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存受到威胁，生产急剧下降，企业倒闭，商品大量积压，工人大批失业，社会剧烈动荡，民众抗议浪潮高涨。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免遭覆灭，资产阶级国家又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在美国表现为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初期阶段的“新政”主要是由国会通过一系列“反危机”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银行法》《田纳西河流域发展法》等。为实施这些法令，设立了相应机构，如全国复兴总署、农业调整署、联邦紧急救济署等。其任务重点在于恢复经济，重建财政金融体系，挽救风雨飘摇的工商企业，消除生产过剩，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增加就业。为此，主要采用信贷刺激和税收调节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未受到更多的支持，最高法院甚至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1935—1937年间，国会又通过了《紧急救济拨款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全国住房法》《赋税法》等更多的新法令，重点在于进行改革，政策也逐渐转向依靠财政支持刺激经济。“新政”包括了美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独美国如此，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大危机的严峻时刻，为克服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和调节，为维护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救急性探索，对缓和经济危机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美国工业生产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当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在此期间“新政”不断受到保守派的反对、攻击和诋毁，保守派力图限制和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然而“新政”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危机和大萧条期间，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管制的同时，实行法西斯专制制度，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纷纷把经济转向扩军备战的轨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也随之宣告结束。“新政”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二次预演。

3．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各交战国更是全力以赴，动员和集中全国一切资源投入战争，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管制，包括促进军需生产，组织原料能源供应，实行食品定量配给，进行物价工资控制，统一分配人力资源，实行运输管制，筹集战争经费等，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3年1月，美国成立了战时生产局，负责军火生产；当年5月；又成立战时动员局；同时，为统筹和协调各部门的事务，又成立了中央调协局。

战争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无尽的“商机”和财源，它们通过向国家提供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而大发横财。因此，此时它们乐意与国家进行密切合作。美国企业界建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与国家的行动相配合。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三次预演。

无论是30年代大危机时期或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都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其目的或是为了缓和危机，恢复经济，或是为集中一切力量投入战争，因此，都具有临时性。虽然在这三个“非常”时期，国家干预和调控经济的力度相当强，以致有人把它们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三次大浪潮，但它们毕竟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只是它的前奏，对“二战”后资本主义最终从垄断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阶段，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资本主义转入国家垄断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开始从战争经济转为平时经济。一些国家，特别是战争的最大赢家美国，又开始着手减少和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把战时建立的一些国有企业转到私人手中，把战时设立的一些机构撤销。然而，此时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带来的惨重灾难记忆犹新，唯恐危机再度发生，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经验已被多数人所认可。更重要的是，战后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对西方国家来说，既是实现新发展的大好机遇，又充满了严峻的挑战，客观形势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走回头路。

（一）新科技革命浪潮涌起

还在战争时期，交战各国都全力以赴研究发展新科技，目的当然是抢先制造新式先进武器，用以打击对方，取得战争胜利。这些新科技包括喷气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石油化工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随着这些新科技研究取得突破和实际应用，一场新科技革命也酝酿成熟。战争结束后，这些新科技转入民用生产，新产业和新产品相继出现和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大规模兴起，如高速公路、民用航线和机场、集装箱码头、长距离输油管道，短时间内都遍布各地。新科技革命兴起，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生产力又一次发生质的飞跃，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经济制度都要随之进行大调整和大变革。这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加强本国实力的大好机遇，也是国家必须承担新的历史使命而面临的挑战。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和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必须加强对经济的领导，实行宏观干预和调节。

（二）世界的深刻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苏联的经济从战争重创中迅速恢复，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科技蓬勃发展，成就显著，为世人瞩目，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巨大压力。

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组建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进行“冷战”，它们都不能不由国家集中大量资源和力量，争取在这场争霸斗争中压倒对手，占得上风。

第三，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旧殖民体系瓦解，这对资本主义是又一重大冲击。

第四，在西方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受危机和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和付出巨大牺牲之后，强烈要求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资产阶级国家不能不加强对经济的领导以应对挑战。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已从战前的临时状态成为常态，从战前的带有应急性转为经常性，从被动转为主动；其使命重点也从挽救危机、恢复濒临解体的经济或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转为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其手段从过去着重使用行政和法律、法令手段到更多采用经济手段，包括使用财政货币杠杆；国家干预从过去似乎是外部强制力量，转变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一种内部机制，与市场机制互相配合，共同对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配置起重要作用。这样，资本主义就从一般垄断阶段进入国家垄断阶段。

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阶段向国家垄断阶段的过渡，也体现了本书前面所阐述的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特别是这一转变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长达30多年，即使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和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时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科技革命兴起，也有20多年。这个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又一次局部质变，也是其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

（三）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思想

“二战”后世界新历史时期的到来，为资本主义最终转入国家垄断阶段提供了一系列必要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西方国家为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政策，还必须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它们把凯恩斯主义作为这种理论。“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盛行一时，成为西方国家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

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即已问世。这次大危机是如此深刻，破坏力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使资本主义经济濒于崩溃。对此，长期以来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宣扬的自由放任论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经不住严峻现实的考验，因而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冷落。

大危机的发生要求理论的说明，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实践要求理论的支持，凯恩斯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初也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但还在大危机爆发前的20年代，由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空前严重，他就开始从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思想转向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他于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1933年发表《通向繁荣之路》，进一步强调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1936年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问世，把他的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摆脱危机和失业的主张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该书抨击“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抨击马歇尔、庇古的“自由放任”理论观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适应了当时形势的要求，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趋势，从理论上为资产阶级指出了摆脱危机、维护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出路，因而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普遍赞赏和称颂，并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学派。这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人们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像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靠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均衡发展，实际上，资本主义有发生失业和危机的现实可能，不仅有传统的所谓“磨擦失业”（即劳动力市场上出现暂时的或偶然的供需失调而造成的失业）和“自愿失业”（即由于种种原因工人不愿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还有“非自愿失业”（即愿意按现行工资水平受雇于资本家却也得不到就业机会）；他还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发生危机和导致就业不足的原因。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或有购买力的需求，当然也是指预期可给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像“萨伊定律”所说的“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他否认传统的自由经营论关于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说教。

凯恩斯所说的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而有效需求最终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与货币量决定的。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对资本资产收益的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的利润率），而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则决定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由于这些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这就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利息率升高，从而吸引投资的诱力减弱，造成投资不足。这样就使社会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形成大量“非自愿”失业；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结果。在自由放任经济中，社会越富裕，有效需求越感不足，失业问题和危机愈趋严重，而严重的失业是不能容忍的，势必引起革命，资本主义的生命不保。他为此而深感悲观。此外，凯恩斯还运用乘数论这个关于投资可以引起几倍于本身的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特别强调增加投资对减少失业的作用。但如果投资增加，“所得”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会变得更大，更需要增加投资，而这必然会更加困难，失业也必然更加严重。为摆脱这种窘境，他提出扩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主张，认为这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危机和“全部毁灭”的唯一办法。在政策上，他提出以膨胀性的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主要手段，辅之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需求。他说：“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其中心内容，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以扩大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包括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但其中通过提高工资增加工人的收入以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毕竟十分有限，政府的“反危机”措施重点在于刺激资本家投资，为此政府必须大幅增加预算开支，通过向垄断资本企业订货、予以补助和实行低利贷款等办法，为垄断资本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创造有利的条件，保证垄断集团获取巨额利润。这样做，对经济虽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只能是一时的，生产过剩危机终究不可避免。

凯恩斯摒弃“健全财政”原则，强调提出扩大政府开支、举债花费、赤字预算的必要性。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债务的积累，再加上信贷的扩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发展。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于1936年出版后，他的追随者竞相对他的经济理论进行了诠释、演绎、补充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凯恩斯主义分支，通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或“新凯恩斯主义”。它们之间又互相进行论战。其中一派是以美国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试图把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连结起来，并吸收凯恩斯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果，综合成一体。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用，以调整总需求，在危机和萧条时期扩大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扩大总需求；而在繁荣时期，则以相反的政策，抑制总需求。这种政策主张，说起来似乎头头是道，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如果当政府财政开支不断增加，赤字不断扩大，而通货膨胀又趋于恶化时，政府又该如何应对？这是“综合派”所未能解答的。另一派以英国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的斯拉法等人为代表，称“新剑桥学派”或“英国—意大利学派”。该派力图把作为“短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凯恩斯理论加以“长期化”、“动态化”，提出经济增长理论，并与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认为收入分配失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强调应由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调节，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甚至主张要“对整个工业制度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所以，这个学派有时又被称为“凯恩斯左派”。

此外，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哈佛大学教授汉森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许多方面进行了“修漏补缺”的工作，并提出“混合经济论”和“福利国家论”，把国家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称为“混合经济”，把资产阶级国家为调和阶级矛盾而搞的一些社会福利称为“福利国家”。

凯恩斯主义的问世和发展，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新的一页。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20世纪50—60年代热衷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由此产生的效果和问题，为我们对凯恩斯主义作出评析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

四 国家垄断阶段各国的经济政策实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单纯的，各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原则上也是一致的，但实际表现形式却并不相同，无论是各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都是相当复杂和多样化的。

先看一看同一国家内部的情况。由于各国都存在着两个或多个政党，各党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战略目标，随着执政党的更替，其政策就可能有所不同。这里且举美国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为例。美国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上台执政，尽管在战后时期，两党都不能不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国家对经济的某种干预和调节，但由于两党政治纲领、政治理念、经济思想不同，其政策实践情况也各不相同。1952年美国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秉持共和党的政纲和他竞选时的诺言，要求削减政府活动，放手给企业以自由选择的机会；他对社会保障表示怀疑；不相信对生产的控制和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政策；要求削减联邦预算，精减政府机构。但他的这些意见和要求，不是受到利益集团的抵制，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或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都未能如愿以偿。相反，在8年任期内，他不能不继续做他当初表示怀疑和反对的事，如继续给予农场主补贴，签署公共房屋法，三次提高社会保障津贴，支持联邦教育补助计划，为新的公路和公共工程举行奠基礼，表示保证使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经济杠杆以应对经济衰退。他反对财政赤字，但他在任期内为了加强军备、扩大社会福利以及对付经济危机，不仅未能紧缩开支，也未能实现预算平衡。

艾森豪威尔的政策重点是稳定物价，在他任期内，通货膨胀缓慢，但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失业者并未见减少。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党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缺乏明确、全面的计划和目标，因而也未能建立起完整的经济制度框架。

可见，艾森豪威尔虽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在他面临的一些问题上，又不能不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故此，有的学者认为，他实行的是“宏观调节上的折中主义”。

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民主党人肯尼迪则不同。肯尼迪是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的上任“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极盛时代的到来”。

肯尼迪和他的支持者都认为，仅靠私人经济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实现经济繁荣，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他把政策重点转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上，政府的计划包括消灭失业，发展教育事业，提供更多的医疗保健，重建城市，等等；政府采取的手段，包括减税即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尤其是对小企业大幅减税，与此同时，实行税制改革以提高税收的公平性；以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不仅是在衰退年份，而且在没有衰退的情况下，即超越单纯以应对经济周期和应对危机为目的，实行刺激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意识到工资和物价水平对公众利益有极大影响，于1962年宣布工资物价界标（即设立各种工资物价标准）。

肯尼迪意识到单靠财政和金融杠杆以及就业法等手段管理经济仍然不够，认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应直接进行调控，学习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方法。

肯尼迪逝世后，约翰逊主政，他不仅继承了肯尼迪的政策思想，而且对经济进行更多干预。他不仅继续实行肯尼迪提出的“对贫穷开战”，又进一步宣称要实现“伟大的社会”，包括从扩大社会福利计划，到大规模修建住房、公路和各种公共设施，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削减所得税和消费税。

但约翰逊上任不久就因越南战争而付出高昂代价，美国经济极度紧张，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发展。

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长达106个月连续不断的增长，创造了110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处于低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5%，公司利润翻了一番，但消费物价上涨加速。1967年，曾出现生产过剩性危机的征兆，由于政府为进行越南战争而增加军费开支，危机得以推迟。但此后美元危机接踵而至，通货膨胀率增长，到70年代，美元两次贬值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石油价格大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终于进入滞胀时期。

上面对“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美国三任总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对比，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包括凯恩斯主义本身虽然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自圆其说，但在实际运用中，则难免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由于执政者政治理念的差异，目标不同，因而政策取向不同，效果也不相同，不可能全部遵循理论的说教，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理想的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垄断阶段，不同国家所构建的体制模式各具特色，互有差异。

“二战”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各国都面临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历史性变化，都接受凯恩斯主义或受其影响，在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各国资本主义都转变到国家垄断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互有差别，在历史上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二战”后，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和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更不一致，因此经济体制和模式也各具特色。如美国与欧洲各国的体制就有明显差别。美国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不搞国有化，但政府大规模使用财政、货币和信贷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控；欧洲各国则实行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结合、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但同是“混合经济”，西欧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法国实行计划化，以计划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引导和调控；德国提倡社会公平和社会伙伴合作、雇员参与企业决策，形成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意大利实行“公私合营”，早在1933年，意大利就由国家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伊利公司”，由国家与私人共同参股，“二战”后，这种体制进一步发展；瑞典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对经济进行调控，由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共同协调劳资关系和调节社会领域问题，实行全面和普遍的社会保障计划，建成“福利国家”。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实行和各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所采取的政策和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凯恩斯回避和否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他为预防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开的药方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已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滞胀所证实。

五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实行一整套新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一套新的经济体制，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这些基本特征，是前一阶段即一般垄断阶段基本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变化，原有的某些特征消失了，某些新的特征则出现了。

（一）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有企业古已有之，但多限于一些特殊行业，如军工业、造币厂，以及某些特种产品的产销，数量不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曾掀起企业国有化浪潮，由国家直接占有相当部分的生产资料，国有企业大为增多，这是前所未有的。

国有企业建立的途径或者是把私有企业（其中不少是濒于破产的）通过赎买或其他方式收归国有，或者是由国家投资建立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通常分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以及基础产业部门，如铁路、航空、通信、供水、供电、供气、采矿、冶金等。这些部门多是需要大量投资，资本回报率较低，获利需时较长，私人资本无力也不愿涉足其中，但这些部门又是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经济运行绝不可少的，也是国家用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战争给西欧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私人资本家无力承担恢复的重任，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以带动私有经济重新恢复和加快发展，并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法等国经济基本上得到恢复，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快重建的步伐，要求国家占有一定生产资料，为此，实行把一些私人企业转归国有的政策。当时这些国家实行企业国有化，并不仅是权宜之计，而是统治集团主要是执政的左翼政党的一种政治理念和经济战略思想。他们认为国有经济不仅是发展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增强国家实力、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必要途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国有化，也不能不对西欧产生影响。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重建的重点之一，是修建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此外，当时正值第三次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一系列新技术部门迅速兴起，如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半导体、新材料、石油化工、电子技术等。这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大量投资，而且由于风险大，私有企业难以独力承担。为了促进这些新兴部门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少不了由政府制订计划，加以组织和引导。同时，由国家进行投资，组建国有企业，或帮助私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国有经济成分进一步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展开“冷战”，又先后发生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刚刚转入和平经济轨道的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经济重又增加了战时色彩，军工企业得到新发展，这些当然更是国有企业或国家大力支持的与军事有关的企业。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西欧国家曾再次发动国有化运动，企图借此克服通货膨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复苏。这样，从“二战”结束直到70年代末，西欧国家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在70年代末，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当时西欧国家的国有企业总体规模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在10%—15%。如1979年英国的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法国为16.5%，意大利更高，近25%，奥地利为17.2%，联邦德国也有10.5%，日本和美国最低，分别只有3%和1.03%。据英国《经济学家》刊载的统计资料，在国有经济达到最高峰的1978年，各国若干部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如表3-1所示。

上表中不同国家国有企业的部门分布和所占比重互有差别，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国有企业的部门分布最广，所占比重也最高，日本和美国的国有企业只限于邮政、电信、铁路和航空，且所占比重相对较低。

如果按国家投资占全国生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则这一比重要高得多，大约在15%—35%，即比其在产值中或营业额中所占比重高两倍左右。其中法国最高，为34%，意大利为28%，联邦德国为23%，荷兰为21%，比利时为14%。

国家进行的巨额投资，部分是用于新建国有企业，部分投入私有企业，后者成为国家与私人共有的企业，其中国家占有多数股权的是国家控股企业，不占多数的是国家参股企业。

国有企业在许多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保证当时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就业的增加，都起了重要作用；国家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为私人垄断资本的运营和发展创造了必要和有利条件，并以廉价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私人垄断资本，成为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重要源泉。

（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国家使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经济杠杆和采取行政、法律、法规、法令、计划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干预和调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基本特征。

在这些手段中，许多国家把财政作为重要的手段，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把巨额资金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预防和缓和经济危机。但从中受益最大者是私人垄断组织。如政府以巨额财政资金向私人企业订货，采购大量物资和服务，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增加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以及为维持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所需的各种物资，从而为垄断公司提供了稳定的和有利的市场；政府对重大工程项目和某些产业进行投资，项目承包者也总是大垄断公司。

政府还拨出巨额资金，对一些部门的生产和产品出口给以补贴，如对能源、农业、航空航天业、环保部门进行补贴。这些补助同样大部分流入大公司的钱柜。

政府又对某些遭遇困难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给予救助，对一些大公司的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担保，对公司的税收予以减轻。

政府还以巨额财政支出投入科技研发和教育事业。如美国每年的科技研发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2.7%，教育开支占6%—7%，其中政府拨款占很大比重，两项合计超过万亿美元。这自然有助于国家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多数民众也从中受益，但获利最大的是私人垄断组织，因为科研成果和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大多为私人垄断组织所利用。

政府另一项财政支出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如医疗保健、退休金支出和失业与贫困家庭的救济。这项重要支出是维持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也是统治集团为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以巩固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国政府还以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对外援助，其目的基本上是为加强国家对外扩张，增进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同时也是为本国垄断资本集团走向世界开展跨国经营创造有利的条件。

上述各方面都要求政府财政的支持。因此，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可视为衡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7年，其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其后，这一比重不断增长，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已经提高到35%。西欧国家的这一比重增长更为明显，到1975年，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已高达40%—47%（见表3-2）。

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各种税收，包括公司税、利润税、资本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国内货物和劳务税、国际贸易税等。“二战”后这些税收都大幅增加。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由于政府预算支出增长更快，财政经常入不敷出，赤字累累，政府债务不断扩大。

“二战”后，西方国家调节经济的另一手段是实行膨胀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即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同时，实行扩大信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政府和私人提供的信贷迅速增长。

除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经济杠杆外，国家还采取行政手段和实行一整套法律、法规、法令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这些政策和法令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包括银行和金融、企业投资和生产、销售、社会保障、劳动工资、医疗保健、科技发展、教育培训、居民住房、环境保护、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以保证社会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不可避免地受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影响和操纵，尽量适应它们的要求，为它们的利益服务。

（三）私人垄断组织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私人垄断组织也有巨大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私人垄断组织已从过去主要在若干重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到遍及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工业到服务业，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中小企业仍为数众多，但各部门、各行业几乎都为极少数大公司所垄断，少则三四家，多则十几家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中占有极大份额。如美国石油部门的美孚、德士古、海湾石油公司，汽车工业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公司，电器制造业的通用电气、西方电气公司，计算机行业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电信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都是各自部门和行业的“巨头”，是其生产和市场的统治者。

其次，这种垄断性大公司的数量比战前大为增多，规模扩大，垄断性大大增强。在一般垄断阶段，资产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工业公司是绝无仅有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在美国，资产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已有65家，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也有2家，到1975年，这类大公司和超大公司分别增加到179家和19家。这些垄断大企业对整个工业的垄断力也大为增强，据统计，大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100家大公司控制了全部工业资产的44%，而到1962年，这一百分比提高到58%。

最后，几乎所有大工业公司都大量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和子公司，就地进行生产和占领世界市场，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并曾有一定发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期间，陷于停滞。战后，以美国的大公司为先导，西欧国家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随之走向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其数量大增。据统计，到1970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达7276家，其国外子公司总共达12000家。虽然其中大多数是中小公司，垄断性大公司为数不多，但几百家、上千家大跨国公司已在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标志着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新发展。在过去，垄断资本对外扩张，主要是采取建立国际卡特尔的方式，即由两个或多个垄断资本集团在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分割世界市场。但到“二战”后，这种国际卡特尔已经逐渐减少，为大跨国公司取而代之。这首先是因为战后新科技蓬勃发展，新产品不断涌现，企业创新层出不穷，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之间达成分割市场的协议更加困难。其次是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原宗主国已不可能再垄断殖民地市场，垄断组织只能靠自身的实力，通过竞争，占领更大市场份额。为此，必要的手段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发展成跨国公司。最后，西方国家，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加强了反垄断法的实施，大公司集团之间以分割世界市场为目的签订国际卡特尔协定受到调查和禁止，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作为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特征之一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分割世界”在战后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但“二战”后私人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并在国家支持下进一步成长和发展。上述变化，表明它们更加强大，不仅在国内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四）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一般垄断阶段，金融资本已有巨大发展。列宁对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无比重要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不仅仍然存在，且有了重大新发展，同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此时，国家为预防和缓和经济危机，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和调控，银行业和金融业是管制的重点。20世纪在30年代大危机期间制定的银行法此时仍继续实行。但这并未阻碍银行和金融的发展，相反银行业、金融业受到保护和支持。大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大其“业务”范围和领域，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除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美国这些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银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美国金融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的比重为35%—40%，非银行金融机构占60%—65%。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工商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次，此时金融资本与工商业垄断资本仍然密切结合，但企业除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外，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迅速增长。因此，大企业的股权趋于分散化，银行也从企业的控制者、监管者转变为企业股权的所有者，与其他金融机构和个人大投资者一起成为企业的股东。

再次，银行本身也和工业企业一样，都不能不面向发达的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的由家族控制的相对封闭的财团，在战后一定时期内虽仍然存在，并保持其显赫的地位，但也逐步发生蜕变，以至最终趋于解体。但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凭借着它们的巨大实力，在工商业乃至社会经济整体上仍然起着支配作用。传统的金融寡头成为历史，新的金融寡头代之而兴。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银行的业务活动也进一步扩大到海外。如美国在国外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在1960—1970年间，从8家猛增到107家，其分支行数量也从124家增至523家；1976年，更分别增加到126家和731家。这些大银行在国外的业务也不断扩大，不仅为跨国公司提供融资，而且也参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在东道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中间开展金融活动，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五）国家资本输出与私人资本输出相结合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但那时资本输出规模并不大，且大部分是信贷资本输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30年间，由于世界战争和大危机的影响，资本输出基本上停留在原有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输出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资本输出迅速扩大，超级大国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其次，国家资本输出与私人资本输出互相配合，同时并进。

国家资本输出，主要形式是由国家以发展援助的名义，对外国提供援助。其目的并不在于直接获取利润，而在于加强对受援国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增进对受援国的影响，以实现援助国的对外战略计划，并为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西欧处于极度困难之中，美国决定对西欧国家进行援助。为此，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1948年到1952年，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向欧洲16个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为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根据规定，全部赠款都由美国政府在美国采购各种剩余物资，供应欧洲各受援国。这笔巨额援款有助于欧洲经济困难的缓解，加快了其经济的恢复，稳定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并为西欧国家以后的迅速重建和发展打下基础，而美国则借此机会加强了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西欧受援国被迫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和多边协定，降低和取消了对美国的贸易壁垒和限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则不得不参加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伙伴。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最早进行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资本输出。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后不久，美国又着手制定并实施其他一系列对外援助法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这些法案合并成“共同安全法”，援助的对象国扩大到更多“友好国家”，援助的范围也扩大到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各方面，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地确定为“确保美国安全和促进它的对外政策”。据统计，1951—1960年，美国的对外援助净额就达493亿美元，援助地区分布重点也从西欧转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东和东亚地区。其目的是以援助为手段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扩大势力范围，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阻扼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1961年，美国又倡议制订名为“争取进步联盟”的拉丁美洲开发计划，以“满足美洲人民的需要”为名，笼络拉美各国人心，加强拉美对美国的依附。

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也开始以各种援助方式（赠款和优惠贷款等）进行对外资本输出，以便恢复和维护在其原殖民地的利益，并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同时为本国私人垄断组织的对外扩张搭桥铺路。

由国家直接进行的对外发展援助，是“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各国还按规定向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认缴一定份额的资金，用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增加，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196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46亿美元，1970年为68亿美元，1983年为275亿美元。这项援助对某些受援国缓解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西方援助国提供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特别是美国对其援助对象的选择和援助计划的制订，都是从本国利益的需要出发，是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否则，就不会给予任何援助。

西方国家的官方对外援助，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为私人资本输出创造有利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大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仍停留在战前1938年大约260亿美元的水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特权地位，曾一度控制私人企业对外投资。虽然如此，也并不能阻止美国跨国公司向西欧和其他地区的扩张，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也重新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中。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到1980年已跃升到5510亿美元。此后继续大幅增长。国家和私人对外投资的互相配合和呼应，乃是国家与私人垄断组织相结合从国内向国外延伸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六）国家结成同盟和建立国家集团

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种以私人垄断组织建立的国际卡特尔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由国家出面组建各种国际组织。其中一种国际组织旨在对世界经济进行管理和控制。在国家垄断阶段，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必然要求对世界经济进行管理。为此，以美国为首，共同建立了有关国际经济组织。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44年7月，在美国、英国的倡议下，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讨论战后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会议通过了有关协定。

为贯彻执行《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美国以其强势地位，起着支配作用。战争结束后，又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虽然并不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实际上为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所控制和操纵，在世界经济的管理中贯彻实行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意志和战略。

另一种是地区性国家集团。“二战”后，垄断资本越来越大规模跨越国界，向更大的世界空间扩张。为适应这一趋势，在一定地区，由一些国家组建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已是大势所趋。最先出现的由发达国家组建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是1957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该组织成立后，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一体化合作的程度逐步加深，成员国也已增至27个。

还有一种是由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建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1975年，当西方国家滞胀危机深入发展时，由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次年加拿大加入）建立的七国集团，是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国家集团，其目的是由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协调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问题的政策立场，以便采取共同步骤，对世界经济进行干预，以维护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维护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缓解它们面临的危机，并维护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

上述各种国际组织，都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内组建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应该指出，“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起自己的国际集团和地区性合作组织，但其性质和目的与上述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和集团根本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七）超级大国争霸世界

“二战”后，美国在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科技等方面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国，西欧、日本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算是“二流”或“三流”国家。

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经济的发展更快，但其实力远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相反，在美国与苏联的“冷战”斗争中，西欧各国和日本无力自保，只能在美国的庇护下求得生存，实际上是受控于美国。

“二战”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已获得政治独立，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占领和瓜分其领土。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短缺，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寻求其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除原宗主国力图维护其在当地的特权和利益之外，美国更以各种手段把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控制在自己手中。总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企图以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巨大力量，统治整个世界。

综上所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国家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国有企业在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跨国公司崛起；国家对外投资与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相伴而行，迅速扩大；国家建立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进行干预；超级大国争霸世界。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述各基本特征成为各国所共有的，但各国政策的重点和价值取向以及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并不一致，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对此，前面已有所论及，不需赘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继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又一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更高水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也有了新发展，资本主义在走向更高级社会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六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经过恢复和从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前20年，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其时间之长，增长速度之高，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一）快速增长和繁荣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情况及特点，首先看一看有关统计数字（见表3-3）。

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有以下特点。

首先，高速增长的浪潮遍及西方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且其增长率之高，为历史上所仅见。虽然各国经济增长颇不平衡，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在这20年内飞跃发展，被视为“奇迹”；法国和意大利增长也较快；美国相对较慢；英国最慢。这种不平衡现象与各国受战争影响不一有关，欧洲国家遭受战争重创，生产大幅下降，战后经济增长中“追补”因素起着重大作用；美国在战时生产不仅未下降反而大幅增长，因而战后“追补”因素所起作用不那么大。但即使是美国，与此前或以后历史时期相比，增长率也是很高的。只有英国因海外资产损失殆尽，新技术产业发展迟缓，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受到管制，因而经济增长乏力，被视为罹患“英国病”。

其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各国的生产、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等，都基本上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生产的高速增长增加了就业机会，除危机年份外，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而通货膨胀却保持在低水平上，1950—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消费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为3%。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规律仍然在起作用。20年间，危机频繁发生，如美国于1949年、1952—1953年、1957—1958年、1961年和1969—1970年发生过5次经济危机；其他国家也发生过3次或4次危机。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危机都比较和缓，除1957—1958年那次危机外，其他各次危机各国不同步表现较明显，因此没有形成严重的世界性危机。

再次，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除靠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外，更主要的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见表3-4）。

把表3-4中生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数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占60%—80%。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此也有过计算。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他的《为何增长率互不相同》一书中指出，1950—1962年期间，在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五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中，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所占的百分比从18%（法）到43%（美），而由于教育、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占的百分比则为57%—84%，可见，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其生产基本上是技术集约型的，经济的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有质的变化。

最后，空前的经济繁荣。在1953—1972年的20年间，各国GDP虽都持续快速增长，但前后两个10年各国增长速度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后10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前10年，达5%；日本更高，达10.4%，以至于到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的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仍能保持4.6%的高水平，成为第三经济大国。而这10年，也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

这20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国家才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从经济长波理论的角度看，这20年无疑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长波的上升期。

（二）经济的质的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在这20年间持续、快速的增长，根本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新的飞跃，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新变革，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阶段。经济体制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过程，也是在当时特别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经济增长特别强劲，增长率特别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

1．产业结构的大提升和大变革。这正是每一次长波的上升期必然发生的现象。在这20年间，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大变化，除了表现在上述制造业内部一系列新技术部门（电子、核能、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的形成和迅速增长外，更表现在三大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明显变化（见表3-5）。

表3-5表明，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有的国家（如美国）下降，有的国家（如日本）提高，有的国家（如联邦德国）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普遍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服务业部门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超过50%，70年代已接近70%。服务业各部门的迅速扩大，吸收了来自农业和工业的多余劳动力，成为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这种质的变化是经济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还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在第三产业一些部门迅速发展的同时，各国掀起了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的高潮，特别是高速公路、喷气客机航线、远洋客货运输港口和集装箱码头、长距离石油管道、电信和传播设施的建设。这一切适应了运输业、通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2．企业组织管理的创新和合理化。前面已经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源于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率的提高中，企业组织管理的创新起着重大作用。战后，发达国家的大工业企业为提高利润率，在争相采用新技术的同时，注重劳动组织的改进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如汽车业、电器业等许多产业部门的大公司普遍采用战前已流行的福特制，并进一步加以改进和更加合理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企业利润率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应指出，西方有些学者，如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阿莱因·李佩兹特别强调福特主义的实行对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资本的持续积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还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使国家有可能对由此带来的收益向“所有社会阶级重新分配”，特别是向全球工人进行再分配，并通过集体谈判、社会立法和福利国家等方法使这种制度得到稳定。李佩兹等人甚至把福特主义看做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观点，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片面，因而并不可取。

3．随着生产的快速增长和生产率、利润率、积累率的提高，投资率也大有提高，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在大战前的大危机、大萧条和战时长期饱受匮乏之苦、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此时强烈要求得到补偿，因此，他们的工资收入也有相当提高，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支付能力有所增长。在美国和西欧，政府还大力推行房屋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政策，促进了经济建设和消费市场的扩大。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之一是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较大提高，储蓄有所增加，这又为投资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4．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上升。发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其来源主要是中东产油国。当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控制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石油垄断集团手中，石油的市场价格十分低廉，每桶不过2—3美元。石油成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发达国家工业生产、运输和整个经济正常运转的动力源泉，是保证发达国家生产快速发展、通货膨胀率水平低的重要原因。

七 经济滞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新阶段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并没有也不可能恒久持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末，美元危机频繁发生，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到70年代，经济状况开始发生逆转，并陷入“滞胀”危机。滞胀的发生，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也促进了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向又一历史新阶段的转变。

（一）滞胀的发生

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经济的繁荣，使一些经济学界、企业界和政界人士欢欣不已，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找到摆脱危机、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灵丹妙药了。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宣称，凯恩斯主义时代已经发展了各项通货和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可以产生必要的购买力来避免大危机和惯常的衰退。他还说：“……25年前，世界经济基础处于严重不振状态，当时的经济学家对它的认识是很有局限性的。那时候可能有人确实苦于无法回答这个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理论。现在我们可懂得多了。”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6月1日在巴黎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的讲话中也说：“我确实认为，历史并不是逆着我们走的，而最终是顺着我们走的。”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并不能包治百病，它可能取得一时效果，但终将会带来诸多副作用。他们更没有觉察到，经济繁荣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大好形势也总有一天会发生逆转。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一时而根除。在20年的快速发展和高涨过程中，新的矛盾也在逐步积累，导致经济形势逆转的因素在逐步加强，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变化已逐步表面化，出现了滞胀现象。1973年底，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暴涨为导火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终于陷入前所未见的“滞胀”危机之中，其突出表现是生产停滞，失业剧增，同时通货膨胀飞腾，物价猛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对这种罕见的奇特现象大惑不解，对其产生的原因互相争辩，并创造了“滞胀”这个新名词。此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不再有他过去曾流露过的那种乐观情绪，而是对“滞胀”下了个浅显的定义，说滞胀就是“增长着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生产和就业的停滞伴随着爬行式的价格膨胀”，但他并没有说明滞胀出现的根本原因（参见表3-6）。

滞胀期间，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全面逆转。与前一时期相比，生产增长率下降一半（从1969—1973年的年均4.7%下降到1973—1983年的平均2.4%），消费物价上涨率提高近两倍（从1951—1973年的平均3.4%提高到1974—1981年的平均9.9%），国内投资率几近停滞（从1965—1973年年均增长5.4%降至1973—1983年的0.8%），失业剧增，劳动生产率几近零增长。

经济滞胀，在60年代末期即已显露出来，到1973年底，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催化而开始深入发展，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1984年）。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危机，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相交织的现象都更加严重。

滞胀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另一种独特形态表现的大危机和大萧条，其中除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之外，还包含着制度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制度性危机是指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建立的一整套体制的失效，特别是财政、货币、信贷体制的失效；结构性危机则包括一系列传统产业部门的衰落、大量结构性失业、结构性物价上涨、结构性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连年扩大等。滞胀与30年代大危机的表现形态大不相同，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发生，并不像30年代大危机爆发时股市的突然崩溃那样令人惊心动魄，也没有那次大危机中那样经济大幅度下降和倒退，其发生是渐进式或爬行式的；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包括大危机在内的各次经济危机中，都是生产下降的同时，物价也大跌，而这次却是相反，生产下降与物价上涨相互交织，这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常规”相悖的，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中罕见的奇特现象。经济长期深陷在这一怪异泥潭中，银行信贷同样紧缩，企业生产同样难以为继，资本投资几近停滞，工人同样大量失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性影响同样是至深且巨。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逆转和滞胀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上述“二战”后促进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有的消逝，有的减弱，都起了重要作用。如这时新科技革命已进入尾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高潮已经消逝；有的新兴产业由迅速发展走向成熟，如家用电器、石油化工产品市场趋于饱和；有些传统产业如钢铁、纺织、造船等更趋衰落。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更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恶化。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长期持续实行膨胀性财政和信用政策刺激经济带来的恶果。

如前所述，实行凯恩斯主义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虽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生产增长，但这种刺激必须不断加大力度，否则，效果就会减弱或失效。而过度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过度扩张信贷，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愈益超过市场需求，生产过剩愈益严重；另外，不断加大财政预算支出，必然导致政府财政预算赤字的扩大。为弥补赤字，就不能不增发公债，再加上信贷的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势必大大增加，难免引起通货膨胀的发展。

在滞胀的形成中，还有几个重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二战”后，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发生，为了预防和缓和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只能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刺激。这样，危机虽然得以暂时缓和或延迟，但危机本应起到的消除生产过剩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使矛盾积累下来。战后时期危机的频繁发生和滞胀局面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二是战后不久，美国与苏联即开始进行“冷战”，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美国又先后进行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和“热战”使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军事开支不断增长。军事开支的增长虽然也扩大了社会需求，却只是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它不能提供社会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任何货物和劳务，只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发展。三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基本稳定，但由于美国持续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刺激经济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美元充斥世界市场，60年代后，西欧各国就开始从美元荒转变为美元过剩，助长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动摇，频频发生抛售美元的危机浪潮，最终导致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混乱无序和滞胀的发展。

滞胀的发生宣告了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也宣告了西方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的结束。从经济长波的观点看，滞胀的发生标志着第四次长波从增长期转入下降期。滞胀更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阶段开始向下一历史阶段即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

（二）在摸索和斗争中进行转变

对于滞胀现象的出现，凯恩斯主义者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新自由主义者则把它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政界人士对于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也犹豫不决，因为按照通常的经验，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应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这又会使生产进一步下降，失业进一步增加；反之，如果要促进生产，减少失业，就必须增加财政开支和实行膨胀性货币信贷政策，而这又将导致通货膨胀更加恶化。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人们深感困惑。滞胀期间，各国内部不同政党和派别主张不一，争论不休，执政党频频轮替，政策多变，这也是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期间常见的现象，而这次表现得特别紧张激烈。下面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应变情况的简单回顾。

滞胀的苗头在20世纪60年代末即已显露出来。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面对着不可遏止的美元危机、渐次抬头的通货膨胀和难免发生的又一次经济衰退，这位本想大有作为的总统却显得犹豫不决。他并没有明确宣示要按照共和党的传统政治纲领行事，没有决定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没有立即宣布取消他的前任、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没有立即停止实行膨胀性的财政政策，相反，还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慷慨”的福利改革计划，这都是与共和党传统的政策要求相悖离的，使人大感意外。此时，通货膨胀对经济已构成威胁，尼克松不能不予以关切，而且美联储早已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但尼克松又担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紧会导致衰退。尽管如此，1970年，衰退还是如期而至，并不断加深。尼克松不得不实行有限制的财政刺激政策，继而又不得不采取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政策。

1971年，在衰退深入发展的同时，美国对外贸易从长期以来的顺差转为逆差，美元危机加剧。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大幅度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瓦解，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

1973年10月，阿拉伯产油国实行石油禁运和大幅度提高油价，从当年的每桶3.33美元提升到1974年的11.01美元。美、日以及欧洲各国不得不为进口石油付出比以往高三倍的价格。加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发达国家的物价扶摇直上，通货膨胀奔腾。尼克松的物价管制政策虽一时见效，但不能持久，在他因“水门事件”而离职前，管制取消，通货膨胀更如脱缰之马，1974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4.4%。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增。接任总统的福特，是比尼克松更加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宣布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准备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但1974—1975年经济衰退再次发生，美联储不得不转而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福特的打算也未能付诸实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此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要求实行更有力的刺激经济政策，而福特则呼吁实行更多的减税，相互争执不下，只好二者并行。结果1975和1976两个财政年度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接连创造纪录。虽然1976年衰退已经过去，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滞胀问题仍未获解决。

当年继福特之后，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在当时的两难处境中，他不可能执行传统民主党的理念，而是采取具有一定保守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对政府的作用有所限制。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政府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它不能确定我们的目标，它不能限定我们的想象……”但他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首位，主张刺激经济，同时要求美联储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以致货币供应量大增，通胀又创新高。为抑制通胀，1978年，美联储又转而实行信贷控制。但此时石油价格再一次大涨，从1978年的每桶13.2美元上涨到1980年的30.46美元，这又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消费物价指数竟跃升至13.3%。油价的上涨更引发了又一次经济衰退，衰退的加深，又迫使美联储转而采取放松银根政策，取消信贷管制，但并未对经济形势的好转带来多少实效。1980年美国平均失业率达7.1%，消费物价指数仍高达12.4%。

10年来滞胀的持续和三届政府反滞胀努力的失败，为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获胜入主白宫和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学派创造了条件，为“里根经济学”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在滞胀期间西欧国家政府政策同样变化不定，缺乏连续性。

英国在70年代初出现滞胀后，即停止实行扩张性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1971年失业大军超过1000万人，政府政策又转向扩张，降低利率，放宽信贷，实行减税，这又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提高。1972年，英镑自由浮动。英国外贸逆差扩大，通货膨胀和英镑危机更为加剧。1973年在石油危机冲击下，英国经济状况空前恶化，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再度转向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但不久后，又发生经济危机。1974—1975年危机期间，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深化，工党政府不可能采取有效政策两者兼顾，只好转而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1975年中期，危机接近谷底后，政府开始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再度实行紧缩货币，削减公共开支，并经与工会协调，限制工资增长。这样，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1978年中期下降到8%，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此时，随着再一次经济衰退的迫近，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能再继续执行，又不得不增加公共开支，工资管制也不得不放弃，工资增长计划大大突破。工党在1979年大选失败，保守党人玛·撒切尔出任首相，开始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

西欧其他国家的政策大致经历了同样摇摆不定、反复变化的过程。1973年，多数国家曾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1973年受石油价格提高的冲击，更纷纷制定了新的能源政策，节约能源，开发替代性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但到1974—1975年危机发生，失业大增，尽管通货膨胀继续恶化，但政府不得不将政策重点转向扩张，如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放松信贷等。而当1975年中期衰退接近结束时，又转而实行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经济增长再度放慢，面临又一次危机威胁，多数国家被迫又回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1979年下半年危机的发生。宏观政策的反复变化，不仅没有减缓滞胀的发展和防止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反而导致各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从1971年到1980年，英国财政预算赤字扩大了16.6倍，联邦德国扩大了20.3倍，法国扩大了7.5倍。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使本已腾飞的通货膨胀更加失去控制，消费和投资都不可能得到预期的增长。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没有脱离凯恩斯主义的窠臼，在多种矛盾纠集的复杂和艰难的经济局面中，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因而不能不归于失败。

但是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在对生产力和经济带来严重阻遏和破坏的同时，也在经济社会内部产生克服滞胀走向新发展的因素，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受滞胀的困境和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和反复的摸索后，也终于找到了新的出路。到80年代初，滞胀基本被克服，资本主义加快转向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