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来贺精神”的实质和属性

“史来贺精神”是在五十多年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史来贺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是史来贺精神的实质和属性？我们认为：

（一）“史来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产物

“史来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原大地上以史来贺同志为代表的先进农民共产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要把握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定义和内容，首先要认识到它们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断繁衍、发展的反映，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积淀和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献和现实发展中探寻这个过程。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探讨过精神范畴。例如，探讨人的形体和人的精神的“形与神”范畴，探讨精神和物质的“心与物”范畴。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都对精神范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的许多范畴，都与精神范畴相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对心和物范畴的认识，有许多合理思想，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把心和物范畴上升到精神和物质范畴上，深刻地把握了精神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精神”的概念。他认为：“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和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他说：“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

在西方古代思想史上，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精神范畴的认识，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的认识也很相近。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相信灵魂和精神不死。中国古代的精神与英文“spirit”、德文“Geist”有相近的含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指人的意识和人的内在力量。这种意识及其内在力量，是经过长时期积淀形成的。在西方古代语言对“spirit”“Geist”的解释中，幽灵和鬼魂占据较大的比重。近代以来，尽管还具有幽灵和鬼魂成分，但越来越指它们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进步的意识，例如资本主义精神对于封建主义就是一种进步的意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对精神都有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无论是孟德斯鸠、黑格尔，还是马克斯·韦伯等人，都对某一领域的精神问题有过深刻的专门论述。

从对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到对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认识和阐发，是人类对世界文明进步反思的一般逻辑模式。什么是民族精神？这往往是人类世界各个民族在追求进步、谋求发展的进程中，反思和自省本民族历史后的一般追问。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宇宙精神发展的特定阶段。当世界精神外化为自然，又从自然复归于自身，体现为精神，并从主观精神辩证地向客观精神发展时，宇宙精神就表现于民族精神、人民意识之中。民族精神体现在该民族的制度、法律、国家之中，该民族体现着宇宙精神，是宇宙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是宇宙精神向自己目的前进的特定的阶段。这样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战胜和代替，不过是它的民族精神被另一个民族精神所代替，宇宙精神就在这个战胜和代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黑格尔指出，四种民族精神体现着宇宙精神由低向高发展的四个阶段：东方（中国、印度、波斯）的、古希腊的、古罗马的、日耳曼的民族精神。在他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和生命；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和体现，归根结底是宇宙精神合理的逻辑发展。黑格尔的上述思想，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把民族精神提升到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据来认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他把民族精神只看成宇宙精神发展的特定阶段，认为民族精神是最根本的，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只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和体现，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表述。而他把宇宙的四种民族精神分为高低不同的阶段，甚至把中国、印度的民族精神看成低级阶段的、被扬弃了的宇宙精神，这个观点则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能动的内核和根据。从结构来界定民族精神，它属于观念文化范畴，是深层的文化，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从功能来界定民族精神，是它对民族文化的整合作用。因此，伍雄武指出：“对于文化来说，民族精神是能动地整合民族特定文化（文化模式）的根据；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它凝聚和认同的精神。”

从五四运动开始，许多仁人志士出于对国家危亡的忧思，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开始讨论中华民族精神。他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梁启超、梁漱溟、李大钊等人都阐述过中华民族精神。鲁迅先生阐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深入地探索了中华民族精神。而他自己则度过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脊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和积淀起来的伟大精神，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彩多姿。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方法论）是民族精神的内核和根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族精神是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对于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联系“史来贺精神”，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什么。民族精神的脊梁就是压不弯、打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硬骨头精神”，正如毛泽东评价鲁迅先生具有“硬骨头精神”一样，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和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由千千万万英烈的鲜血和思想灌筑起来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其中无数英烈和千千万万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一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因为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史来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其一生的光辉实践，熔铸了“史来贺精神”。“史来贺精神”反映和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物。史来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史来贺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一现时代的伟大民族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史来贺精神”折射着民族凝聚力

“史来贺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折射，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展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发展，充分证明了她能够凝聚人民的力量，代表伟大的民族精神。如果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回眸中国近百年来演进的轨迹，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固然有不少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但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和历史走向的根本性转折，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1840～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就是这一耻辱的历史见证。几经历史沧桑，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如何使人民摆脱封建主义专制的黑暗统治？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人民不再受欺辱？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思考的主要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尽管有许多献身于国家和民族进步事业的先进人物，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境遇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落在了帝国主义所垂青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并没有改变，仍然极端落后和贫穷。这就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觉醒，认识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谋利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达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 ‘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优良的传统作风所决定的，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她也就代表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中华民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是无所不在的。例如，表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源于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歌中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这支歌唱出了民族的自信心，唱出了为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作为国歌，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它使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尽管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发展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也始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日战争就展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是展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被迫签署了一个又一个象征民族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民族的耻辱，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展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明，爱国主义是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用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战争的胜利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组织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继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综合国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科学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精神孕育着民族凝聚力，增强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促进着中华民族精神。这种情形到了近代以后，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她也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光大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间，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始终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辉，照亮着前进的征途，引导着中华儿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史来贺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他从19岁入党那一天起，就坚定地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立下誓言：跟党走，挖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22岁担任党支部书记起，直到74岁去世，他始终是刘庄村党支部、党总支、党委的带头人，他率领刘庄村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史来贺不仅凝聚了刘庄村的农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凝聚了中原地区千百万农民群众的力量，彰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者的蓬勃战斗力，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

（三）“史来贺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什么是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时代的哲学反映，是从哲学上对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意识的抽象、反映和概括。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才会有哲学；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无论是怎样先验的东西，本质上也都是一种产物；思想是一种结果，是被产生出来的，思想同时是生命力、自身产生其自身的活力。黑格尔说：“哲学是这样一个形式：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实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作为它们的单一的焦点，并作为全体认知其自身的概念。”他还明确指出：“时代精神是一种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成分。它是一种客观状态，这状态的一切部分都结合在它里面，而它的不同方面无论表现看起来是如何地具有多样性和偶然性，并且是如何地互相矛盾，但基本上它决没有包含着任何不一致的成分在内。”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限制，它是某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哲学不能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它的时代的实质和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能站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个时代的实质，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但是，从形式来看，哲学可以说是超出它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

黑格尔的上述论述，对于理解时代精神和哲学的关系，理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黑格尔本人和黑格尔哲学也正是如此，他没有脱离他的时代，他的哲学也没有离开他的时代，而且始终渗透和洋溢着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赞美。例如，黑格尔在德国城市耶拿写作《精神现象学》，当书稿完成时正逢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耶拿大战爆发，拿破仑率领法军占领了耶拿。黑格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1806年10月13日）写信给他的好友尼塔麦说：“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程。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他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了对世界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认识。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曾论述过时代的哲学问题。他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就是指哲学。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思维无非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和素质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的每一步前进和发展，也都闪烁着时代的精神，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倡导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精神，高扬的科学、民主精神；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精神、延安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大干快上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创业精神，深圳精神，孔繁森精神，史来贺精神；新时期的抗洪精神、与时俱进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都没有脱离当时的时代，都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光芒，而时代精神内含着民族精神。上述种种精神，也都内含着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表征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形成了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史来贺是践行这一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在史来贺身上，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精神具体表现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五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五种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紧扣时代主题，抓住了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的阶段上民族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史来贺精神表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史来贺精神”的认识和把握会更进一步。这就会容易理解史来贺为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代表，为什么在他身上体现着民族精神；为什么史来贺总是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为什么史来贺的讲话总是充满着哲学的意蕴，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为什么史来贺总是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史来贺精神”，既是一种民族精神，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它内含着民族精神，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