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模块 抗逆力的理论探究
抗逆力:构成因果关系的途径与社会生态学
近年来,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临床医生和决策者们将关注重心从风险性转向了抗逆力。这一转变,部分动机是希望强调积极性,而不要总是关注适应不良和精神病理学。其目的在于促进成功而不是回避失败。影响这一转变的理论基础是积极心理学,它对转变的原因做出了清楚和明确的阐释。
在英国,Layard的“幸福”议程(行为治疗理论)研究是代表上述转变的重要例子。我们需要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它比较符合“风险”模式,焦点集中在积极心理而不是消极心理,二者是不同的。当然,这也是一种重新标签化。家庭平衡的保护性结果是这一研究的焦点,不再将风险和家庭冲突链接在一起进行研究。幸福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关注点不能仅是开展抑郁调查。此例说明,研究取向的转变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语义上的,前提是我们能够证明培养积极品质的意义不只是避免诱发性的负面结果,积极品质产生的影响也不仅是减少或消除消极(易感性/致病性)后果的出现。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例子还不多,这可能导致一种现实风险的出现,即对表现为共性的、隐私的严重心理障碍的疏忽或乐观。
第二,很多人会想,与有心理障碍的人相比,没有心理障碍的人会更快乐吗?这是与“积极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经验论、方法论问题。还有,我们如何区分享乐主义的娱乐事件、兴奋剂事件与出色完成工作之后的满足感?令Berlusconi困惑的问题是,年轻少女和应召女郎(提供性服务的少女)也能被认为拥有积极的心理特质吗?还有,像布什和布莱尔在虐囚、入侵伊拉克等事件上近似于同谋般的做法,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属于在特定环境下被谴责的积极心理品质吗?
第三是关于心理和社会能力的概念。为了便于研究,需要进行量化,但面临着三个明显的限制。首先,它假定对非压力人群和压力人群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结果必须通过检验而非假设才能得到。其次,互动的结果是解释性的,这种解释基于风险和保护性因素之间的制衡,换句话说,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人们理解风险的传统。再次,它假设所有个体对同样程度的压力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
从本质上说,抗逆力现象不同于积极心理学和能力视角的概念,它的出发点不是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关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普遍研究发现:个体对于风险环境的反应存在着巨大差异,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
有人认为,对于差异性因果关系的系统调查,不仅有利于人们理解不同个体对特定风险产生的不同反应,还能帮助人们理解多样的反应过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概念必然带来一些差异。
一 抗逆力的定义
人们普遍将抗逆力定义为对环境中风险因素的抵抗,或者是对压力和逆境的克服,以及即使面对风险还有一个相对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抗逆力的存在必须从个体的变化这一结果中推断出来,个体需要经历重大的压力或逆境。抗逆力的推断需要一种展示,它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压力和逆境中产生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抗逆力不能作为可以直接测量的现象,它具有结果开放性的特点。
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减少统计学上相关结果的发现?
统计学上的相关性需要在不同变量间进行而不是单一变量。其意义在于一些环境风险是全民性的,比如,在疟疾流行地区,每个人都受到大致相同的风险。然而,一些人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很多人却没有。这不是通过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就能测量的,因为对疟疾的接触几乎没有差异性。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发生在英国的甘草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春季对花粉有同样的接触,但一些人能抵抗花粉症(甘草热),而另外一些人则不行。尽管这不是统计学的结果,却是生物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
抗逆力是对成功应对危机事件的另一种表述吗?
一方面,抗逆力和应对能力是紧密联系的概念。不像大多数风险研究,抗逆力的研究重点是关注积极过程,而不是静态特质。另一方面,两者确实不同,应对能力指的是个体的特征,意味着一些公开的行动。应对能力是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不过它淡化了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的考察。抗逆力和应对能力作为两种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
关注应对能力的抗逆力,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多的持续性吗?
持续程度是可以预期的,它以个体特质作为基础。以往对气质和个性的纵向研究显示个体特质具有中度的持续性注1。此外,社会背景或生活情境的改变,会对抗逆力产生影响。实证研究(下面会进行讨论)表明,遗传基因对处于同水平风险环境(儿童虐待)中的个体的脆弱性具有影响,这一点不同于已有研究所关注的抑郁症或反社会行为的表现。出于这一原因,面对传染病、癌症、心脏病、虐待等危机挑战的抗逆力,得出同样的机制是不合理的。
注1A. Caspi & R. L. Shiner,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 in M. Rutter, D. Bishop, D. Pine, S. Scott, J. S Stevension, E. Taylor & A. Thapar eds. , Rutter'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5thed.(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p.182-194.
面对相同的风险和结果,抗逆力可以简化为单一因素吗?
抗逆力不能被简化,因为抗逆力需要通过对压力、逆境和后果的抵抗展示自己的特性。这一过程中,个体面对糟糕境遇有可能激活自身的能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是不成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包含着同样的因果过程。
抗逆力可以被归纳为“生命”关键点吗?
不能把抗逆力仅仅当作某个事件作用于某个单独时间点的过程。因为抗逆力可能缘于风险事件之间的一些因素,也可能缘于经验中的行为表现,或者缘于事件发生多年后某些恢复的环境因素。生命视角是必要的,抗逆力最好被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的发生。
抗逆力只是一个假想的新名称吗?是对风险、保护等传统概念的重新标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基本假设上是不同的。关于风险和保护的假设认为:预测群体存在差异,但所有个体的反应基本上是相同的。为此,因果关系存在于平衡状态之中并变得明显。个体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也适用于解释群体状态。
相比而言,抗逆力的开端基于这样的假设:由于同一程度的压力和逆境会存在结果上的差异,因此,分析的焦点是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性结果。我们期望的答案是个体差异决定丰富多彩的结果,或者说我们希望这些发现的结果能更加普遍地运用于因果关系之中。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对危险和保护因素的研究只专注于抗逆力的研究?
当然不是!因为抗逆力研究的完整方式必然伴随着对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进行认真、严格的量化。出于方法论的要求,大部分的风险具有真实性,且已经被明确和量化,目标是在此标准下对结果的差异性进行验证。需要补充的是,个体差异的比较确实能够反映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另外,抗逆力概念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即研究应该确定风险源于真实环境的变化。抗逆力概念同样适用于基因遗传性风险,只不过研究重点是环境性危害。
抗逆力概念基本应用于个人,是否存在抗逆力社区?
虽然可能有抗逆力社区(将举例讨论)存在,但是很难知道抗逆力社区的结果以什么作为参考指标。以社区的水平进行结果的概念化是可以使用的方式,但是抗逆力仍然被看作是通过个体结果提炼指标比较合适,我们赞同这一观点。
二 “钢性”效果
考虑到心理学学科概念的特点,注意力需要放在“钢性”效果这一点上——指个体通过经历挑战、压力、逆境而有实际能力的增强。从概念上讲,需要认识到应对挑战是个体发展的常规现象。生物学角度认为,通过避免环境中的风险来养育儿童是毫无意义的。抵御传染病的医学案例是这方面的最佳说明。身体健康不是通过避免与所有传染源的接触来实现的,相反,它是通过面对污染时我们能够成功应对(自然免疫力获得)培育起来的;或者通过免疫化,即通过控制病原体剂量的用药(从而引起诱导免疫/人工免疫)。
关键是如何有效应用心理压力。我们以经历过跳伞的人的身体适应性作为示例。新手肯定表现出惊奇,他们在跳之前显示出较高的、活跃的兴奋度。与此相反的是有经验的跳伞者在跳之前表现出多样的、适应性的身体反应。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典型的社会环境影响,但明显的保护性因素是,他是作为成功“专家”群体的一分子而存在的。
第二个环境影响的案例是,越南战争中极端危险条件下战斗的士兵表现出高昂的士气,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并以此为荣。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实验测试,但有理由认为他们对艰难、危险带来的压力具有抵抗力,这缘于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性。
另一个颇为不同的例子来源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一组人群。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经历过逆境的青少年会变得有能力,不过对年幼的儿童效果不佳。有学者对此提出的解释是,较为成熟和经验丰富的个体能更好地承担新的社会责任,成功的体验使他们更具抗逆力。
早期研究发现,有过与父母分离经验的儿童(例如和祖父母居住或者和一些朋友一起“过夜”)能更好地应对进入机构带来的压力。当然,除了分离之外,进入机构面临多重压力。成长中的社会信心、由成功经验中生成的自我效能感,也是培养抗逆力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例子也提供了佐证,小组抚养是慈善照管机构提供的一种养育方式,有过此类经历的女生在学校的表现比较成功(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包括责任义务、运动、音乐等方面),与大多数接受慈善机构抚养的孩子相比,她们表现出较好的自我控制感。
还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研究结果在解释相关影响因素时具有推测性;其二,认为社会环境影响具有钢性效应,这一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Levine等人在对啮齿目动物的研究中没有发现社会环境影响的作用。被放置在离心机中的动物,它们的生理压力反应是由机器的旋转引发的。不愉快的经历会对神经分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压力越大,神经的反应强度越大。
“钢性”效果对个体特质的短期影响是存在的。这一证据同时表明:“钢性”效果也对生理适应和心理习惯具有影响,如自我效能感、有效的处理策略、具有重新定义负面经历的意识等。这样的个体能成功应对挑战以及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 促进对社区抗逆力的培养
我们用三个社区的例子来说明。第一,由Sampson等人承担的芝加哥项目研究表明:在混乱、集体效能不强的地区,犯罪率最高。换句话说,犯罪率的地区差异主要不是由个体犯罪的有害结果造成的,而是因为社区中缺乏积极的社会风气,那些被保护的个体在高风险领域中也会参与犯罪。第二,Odgers等人最近的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测量工具和样本,但研究结果也证明集体效能是促进抗逆力的有效特质。
第三个例子有所不同,但还是有相似的机制。Bruhn and Wolf指出,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Rosetons小镇中,心脏病死亡率比美国全国低一半,是相似背景的其他两个城镇的1/3。那里的居民主体是辛苦劳作的欧洲移民,他们的心脏病死亡率低主要原因不在饮食、运动、家庭背景方面。我们在 Rosetons小镇发现,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保护性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帮助失败者得到平均主义带来的保护,阻止成功过程中对财富的炫耀。不到2000人的小镇有22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几世同堂的家庭中祖父母备受尊重,富有凝聚力的天主教群体非常活跃,还保留着街坊邻里相互拜访的习惯,就像在意大利的街头大家会停下来和别人聊天并且在人家的后院做饭。保护性结构的效果极其强大,不同寻常,集体效能促进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四 机遇、实践和多重效果
Gladwell把一组重要的概念和经济上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和心理抗逆力关系并不紧密,但提供了一些适用于抗逆力的关键信息。比如,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并能发挥作用。Gladwel观察发现,每年的头三个月,冰球运动员的出生率很高。因为每年1月1号特训候选运动员的选拔就会结束,那些出生月份早且身体发育成熟的运动员在同龄人中具有明显优势,他们与处在青春期前期、比他们小12个月的人存在代沟。这一发现也在学术上取得巨大反响,出生时段的优势现象具有显著的持久性。这是因为最开始的机会往往带来高层次的体验——极其重要的多重效应,带来多重的实践机会。这些相似的验证可以应用于体育、音乐领域还有社会功能领域。
五 家庭对人才的促进
很多人对先天能力例如IQ坚信不疑,认为世界上很多成功事件都与IQ有关。检验这个命题的著名研究出自Terman设计的一个纵向探索,她测量了IQ在140以上(上限延伸到200)的730名男生。对成人而言,按照一定的标准,普通人中大约有1/5能成为杰出人士,同样有1/5非常容易失败。剩下的人中,大约1/3的人会退学,面临工作挣扎。值得注意的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在IQ上没有显著区别。事实是,成功者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上层家庭,失败者中很少有上层家庭背景(他们的父母在八年级之前就从学校退学了)。差异是否反映了遗传因素或文化因素的优点/缺点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小规模的对三年级学生的定性研究提供了可能追寻的线索。Lareau提出了“共同培养”的家庭和“自然成长”的家庭之间的区别。前者的特点是父母积极给孩子安排活动,期望孩子在协商或讨论时对大人有所反驳,期望孩子具有权利感。后者同样关心这些,但是风格不同,他们让孩子自己独立成长和发展,不必事事顺从大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培养孩子的积极权利。这个研究没有对因果关系提出验证,但是提供了建议:成功不仅取决于提供丰富的、积极的学习机会,还要鼓励孩子具有好奇心、被尊重和被倾听的期望。
六 有意义的工作的价值
TIMSS的比较研究显示,在数学和科学成就上,存在着显著的民族差异。这些差异与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呈正相关。对那些令人满意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工作来说,自主性、复杂性、努力与回报之间的清晰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是这样,这些联系是否反映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在那些成功移民的经历中并没有显现。
七 学校教育
关于有效学校教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充分的在校时间(粗略估计为15000小时)使学校教育有足够的机会对青少年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有效的和失效的学校教育(根据学生的成功来判断)表明:适当的教育重点和高期望具有重要价值,另外一些研究发现指出了社会经验的关键作用。得到老师的善待、责任感的培养、拥有在不同领域的成功机会、老师成为认真负责的行为模范、老师对学生的工作和活动表现出兴趣和积极反应,孩子们会发展得更好。学业成就、较高的参与度与积极行为存在关联,学校为学生创造就业岗位,向学生平等开放。以上发现说明学校风气影响学生的社会功能,不仅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教育机构,其本身就担负着达成社会功能的目标,关键是这个群体(包括老师、学生、同龄人群体的交往)能够产生有意义的还是破坏性的影响。
八 转变成人的生活观念
抗逆力经常被视为发展于儿童时期的东西,但有两个例子证明转变成人生活观念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价值。Hauser、Allen和Golden对67名年轻人的成人生活进行追踪,这67名年轻人一直在精神科接受住院治疗,成为成人阶段的病人。定性研究对比了9名表现出显著抗逆力和7名“普通”状态的病人。研究者们经过讨论认为,那些显现出不良状态(pooroutcomes)的人可能是获取信息比较少。三个关键因素表征是抗逆力的特征:(1)个体能动性和对克服逆境的关注;(2)自我反思的作风;(3)对关系的承诺。
第二个例子是由Laub和Sampson提供的,他们对Glueck的500个潜在的青少年罪犯和500个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样本进行了长达70年的跟踪。数据资料显示:积极观念的转变效应与抗逆力、兵役、婚姻和职业发展存在相关。访谈表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运用集中体现在选择能力上。由弱势群体组成的违法犯罪团伙中,面对战争带来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是保护性因素启动的证明吗?
上述发现似乎在为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人争取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为那些离开学校的人群创造机会。这也是导致婚姻延迟的原因,与那些违法犯罪的同龄人相比,延迟意味着婚姻选择的机会扩大了,从而证明婚姻是更大的保护性因素。人们可能认为保护性源于一种爱的关系,访谈资料说明保护性因素也存在于社会支持与承诺之中,如由妻子提供的非社会控制、日常生活中的变化、符合同龄人生活方式的活动、住房的改善、孩子的出生,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稳定的工作报酬等。
将上述提到的多种社会背景的研究放在一起考虑,抗逆力意味着一种新的、有助于摒弃不利过去的机会,充分利用这种机会的积极能动的感觉,为了更好而加强改变的多种效果,是这三者的结合。重要的个人保护性特质包括良好的学业成绩、一份安全的慎重选择的情感(a secure selective attachment)、多种和谐的关系、自我效能感、解决社会问题的技巧、积极的社会交往风格,以及对新情境的灵活性、适应性等。正向的学校影响会通过一些方法培养这些特质,包括为体验成功和责任感提供足够的机会、适当的行为示范。社区影响扩大了集体效能和社区凝聚力的维度。
九 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到此为止,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特征对培养抗逆力有一种环境上的影响作用。遗传影响有利于缓解风险环境(如通过影响环境敏感性、不只关注不利环境下的反应),这是有据可查的。例如,Caspi、Moffitt和他们的同事开创的流行病学的纵向研究,他们通过达尼克同辈证明:血清素传输能够促进基因的多态性能,还能调和儿童期虐待对抑郁症的影响。另外,MAOA基因的多态性与反社会行为之间也有相关性。Risch等人对这些数据的相互关系表示怀疑,不过他们的评论也不充分,还有很多来自流行病学的回应,以及动物模型和人类实验研究的生物学支持。这些具体的关系还未被大众所知,不过它揭示了环境影响可能对相同的生物学遗传影响发挥作用。Uher认为这些发现可能包括有用的理论含义,但是还没有完成检测。
十 抗逆力的生物学含义
在抗逆力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积极信息,但是对它的充分领会还需要时日,主要表现在:对如何培养抗逆力要有明确的理解,关注严重的不利环境下生物影响和普通环境变量(属于外在作用机制)带来的对抗逆力的限制。环境的生物性影响并不意味着影响的绝对不可逆转,但提醒我们需要对抗逆力的程度保持谨慎态度。
十一 结论
抗逆力是一个过程而非特质,进一步说抗逆力是通过个体的生命历程进行的,包括经历困难的前期、过程中、后期。抗逆力包含着一系列的个体特质,特质中包括积极能动性、针对环境的灵活反应、掌握机会的能力、从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自我反思风格、对关系的承诺等。家庭影响包括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调和形成的作用,学校和同龄群体、社区凝聚力和效能感也会产生同等重要的效果。
注:本文为 Michael Rutter 在2010年“Pathway to ResilienceⅡ: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silience”大会上的主题发言,经作者同意,译为中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