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府与教会的调控与适应
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上台，1958年政教关系又复杂起来。赫鲁晓夫为了跟资本主义“赛跑”，不惜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冒险主义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要克服苏联人民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并在宣传领域加强了斗争。思想领域的高压政策又一次落在东正教头上。苏联领导人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1929年旨在反宗教的宗教法令，对教会活动严加限制。赫鲁晓夫时期的确没有再对东正教徒进行流血性质的迫害，没有像以前那样枪决教职人员，但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宗教信仰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又重提“消灭宗教”的口号。社会舆论中“左”的观念十分普遍，即认为苏联已成为群众性无神论社会，宗教处于不可克服的危机之中；苏联已经不存在产生宗教的客观条件；已经登记的宗教团体完全可以满足教徒需要；为使群众摆脱“宗教迷雾”的束缚，必须不间断地开展无神论宣传等。
无神论和反宗教斗争的强大攻势，转化了不少宗教界人士，他们陆续站到了反宗教阵营中来。1958年出版的反宗教宣传小册子，参加撰稿的人中就有教会的知名人士。1959年12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格勒神学院一名教授的文章，文中对教会和上帝进行了诋毁。1959年12月30日，以阿列克西为首的圣主教公会签署决议，谴责上述教会人士的做法。阿列克西牧首意识到教会内部这种与社会宣传相呼应的行为将给教会以致命打击，他急切地站出来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他说俄罗斯教会团结着数百万教徒群众，“他们是国家公民，他们借我之言辞告诉大家，教会曾帮助俄罗斯民族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教会维持了人民的秩序，培养了人民的责任心、对国家的义务感和民族自豪感；教会创造了优秀的文物，丰富了民族文化；教会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二战的卫国战争中帮助国家打击外来侵略者……总之，人们应该满怀欢欣接受和祝福教会”
。牧首的一番话虽然没能改变教会受压制的处境，但是，由于这个讲话公开刊登在《莫斯科牧首公署杂志》上，有一定影响力，许多信徒受到鼓舞，振作起来，使教会保留下为数众多的信徒。
与此同时，教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神学界一部分人为代表，逐步放弃了教会在社会观上的中立立场，转而倾向于研究和宣传共产主义基督教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教乃是人们为了建设地上生活而快乐地劳动的宗教”，而共产党人从事的正是这种“建设”，这一事业符合劳动人民包括信教群众的利益，因此教会应该支持共产党人的建设活动，尽管它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非宗教理想。教会的这一导向促使教徒群众把深刻的宗教信仰和对传统的忠诚，与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加以协调，把为教会服务和为社会服务统一了起来。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势变化，1961年7月18日，阿列克西牧首在谢尔吉圣三一大教堂召集主教会议，通过了圣主教公会关于改善教区生活现有体制使之适合民法的提案，对1945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条例》作了一些相应的修改。1945年条例重点明确了教区的主教和教堂首席神父的地位和权限，使他们在教徒生活和教堂财政方面有绝对的管理权，而新的提案增加了“关于教区”的章节，将经济财务活动转交由在家教士组成的执行机构管理。这样就相对削弱了主教个人的管理权和责任，放权给平信徒，增加了民主监督。
苏联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各种理由陆续关闭和拆除了一大批教堂，理由诸如：战争时期开放教堂是为了特殊需要，学校附近不适宜建有教堂，教堂建筑妨碍交通线路，等等。1963年，基辅的别切尔斯克洞窟大教堂被关闭。这个地方是俄罗斯人的圣地，罗斯人受洗的第聂伯河经此流过，从这个修道院中编印出了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这里每年吸引约50万人前来朝拜。因此，关闭别切尔斯克洞窟大教堂对教会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至60年代末，教会的基本群众只剩下一些在战时和战后投身教会的老年人，且绝大多数是妇女。此外，首都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中尚有零星的教徒。
60年代中期，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国内东正教会的状况随之发生了变化。新的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意识到赫鲁晓夫的许多设想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开始比较冷静、比较现实地对待信教群众，因为他们占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国家在政策上已不再大规模限制宗教团体的活动。
但对于教会来说，由于农村人口陆续向城市迁徙，农村的一些教区教徒锐减，教区几乎失去了组织功能。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增多，开辟新教区成了迫切问题。60年代后半期，全国范围内的教区自然减少。受50~60年代不正常情况的影响，到60年代末，原来传统上高级僧侣轮换教区的制度实际上一直也没有实行。因此，主教和大主教在自己管辖的主教区内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一般的神职人员的活动。在环境变得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一般神职人员，即教堂的实际主持者们，开始对上层表现出不满。怎样理顺教会的上、中、下管理层的关系，使教会活动有序发展，已迫在眉睫。
一 向外扩展
20世纪50~6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内的状况不断恶化，此时，它加强了与国外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尽量扩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活动，以求得教会在国内地位和生存空间的提高。而国家当局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也有意让教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反映苏联政府的意图，并借此改善自我的形象，两者的不谋而合，便使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对外活动频繁起来。
195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派代表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正式会见。1959年，东正教会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工作。1961年，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正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决议》，该文件认为“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在评价教会的社会活动方面已经开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对非基督教组织也比以前更有宽容度，所以决定加入该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加入了该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积极参与各种学术座谈会、研讨会。他们站在自己国家和教徒群众的立场上，捍卫在该组织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东正教的利益；在信仰行为方面，力求表达东正教对神学的看法。教会的主旨是，“帮助基督教全面发展活动，竭尽全力为人类服务，在世界上确立团结、爱、公正和人民之间的和平”。自1962年开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下设俄罗斯代表处。1959年组建的世界基督教统一组织——欧洲教会会议，俄罗斯是其基本成员之一。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二战后期与英国教会形成良好关系，到了60年代又开始升温。1958~196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国圣公会主教会议。
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基督教非东正教会的神学交流也有所开展。1959年俄罗斯神学家与前联邦德国路德派福音教会的神学家们进行座谈；60年代初与欧洲和北美的改革教会建立联系；与芬兰、民主德国的路德派福音教会之间举行神学座谈。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一些教会代表的会晤从此时形成传统，之后每隔两三年在苏联和对方国家轮流举行。宗教活动家的交流通常不仅研究神学问题，而且研究社会民主问题，首先是讨论维护和平以及教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众多宗教领袖参与，这在欧洲国家的宗教界产生了一定反响。这种双向交流，表现在50~60年代与英国教会频繁开展；60~70年代与美国各派教会多次会见；70~80年代又得以与罗马天主教会沟通。
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范围，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参加了1964年、1967年和1970年的咨询会。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接触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倡议，1961年在爱琴海上的罗德斯岛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东正教会大会，后来在1963年和1964年又相继召开两次，主要议题是讨论与罗马天主教派、旧礼仪派和英国圣公会对话的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会派代表参加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年)。1967年开始与罗马天主教对话，并在列宁格勒神学院与罗马天主教会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1969年12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圣主教公会作出决议，旧礼仪派和天主教会被允许并入东正教会，允许天主教徒到东正教堂参加圣事活动。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60年代与各兄弟东正教会保持了频繁的联系，这也是教会对外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1960年阿列克西牧首访问波兰教会，东正教在世界各地的独立教会的代表亦多次访问莫斯科。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的其他教会一起，同美国教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在50~80年代进行了9次会谈，这些会谈对教会的和平活动给予很多关注，讨论了诸如以下的一些议题：“教会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做了什么”“基督教与裁军”“苏联教会与美国教会的责任”等。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参与同其他国家教会之间的对话，有助于传播有关苏联宗教和教会的正确信息，消除冷战时期敌对宣传在这些问题上的误解。
196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为庆祝牧首制恢复5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隆重大会。会址选在扎戈尔斯科谢尔吉圣三一大教堂内的莫斯科神学院。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耶路撒冷、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等国家和地区的教会代表团，还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正教会和芬兰的自治东正教会的代表，可以说宾客如云。他们中间不仅有斯拉夫语系的各教会代表，还有非斯拉夫人的教派代表。这次大会起到了重整旗鼓壮大声势的作用。
1972年皮缅大牧首到耶路撒冷朝圣，会见耶路撒冷教会代表，访问了近东国家。1976年他参加第一次全体东正教会议。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积极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活动。1975年在内罗毕召开的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二 教会建设
20世纪60年代末较之动荡的60年代初来说，教会生活显得比较稳定。但同时，教职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年老的教职人员相继离世，神学院和教会学校长期处于关闭状态，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中断了，教会事业后继乏人。教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让一大批从未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人充当教职，结果出现了人员素质低下、腐化堕落严重、教会管理不善的现象。那些年，到教堂受洗的人数减少了，许多儿童就在家里自行接受宗教教育。尽管如此，积淀在俄罗斯下层人民中的宗教情结依旧如前，有外国人到苏联教堂里访问后，谈到对东正教的印象时说：“妇女们在没有合唱团的情况下，按照农民的方式，默默地唱着，这些普通而谦卑的人们既不心醉神迷，也不悲悲切切，他们唱得那么自然，就像呼吸一样。”
1970年，92岁高龄的阿列克西牧首去世。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条例，圣主教公会于1970年6月25日召开主教筹备大会。有22人参加了筹备会。会议讨论了牧首人选，经过选举，皮缅当选。皮缅 (Пимен)俗名依兹维科夫·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1927年剃度为修士，1954年起在谢尔吉圣三一大教堂任副主持，1957年晋升为主教。1960年开始管理莫斯科牧首公署事务。他是传统宗教观念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曾获得苏联劳动红旗奖章、民族友谊奖章。
1971年，大主教会议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召开。皮缅不得不对此前教会内部关于是否恢复1945年《教会管理条例》的争论给予一个回答。1945年的法规给教堂首席神父的权力过大，平信徒不能参与教堂财务管理，造成首席神父滥用职权。而1961年7月18日的修改决议则完全取消了主教对教区经济生活方面的监控权。此外，教区的神父原来都受主教信任，可以代表主教，1961年教区神父这一职位也被取消，一切转交平信徒。这种做法一度带来管理混乱，尤其是财物上的管理不善问题。此外，这也触及了教会中一些人特别是教区主教、神父的利益，因此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瓦西里主教就在会议上批评该决议破坏教规，他认为如果人们的珍贵的灵魂都可以托付给主教的话，那么在管理钱财的事上主教应该更有权力。瓦西里主教提议制定一个折中的法规，既可以使教徒对经济物质生活有参与权，首席神父和主教也应该有对教区精神方面、物质钱财方面的监管权，“而不至于使主教和神父犹如充当被雇佣者”。瓦西里主教的提案得到许多附议，这反映了当时教会内修改1961年法案的主流愿望。而皮缅认为，否定1961年决议不符合国家法令，与宪法相冲突，因此对教会不会有好处。会议最终又一次确认了1961年对1945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条例》的修改决议。
这次会议开了4天。来自国内67个主教区、境外14个主教区的238人参加了会议，其中都主教9人、大主教30人、主教36人、85名教士和78名平信徒。会议由皮缅对教会工作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他肯定了以阿列克西和皮缅为首的圣主教公会的成绩；肯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发展莫斯科教会与其他教会关系方面的工作；肯定了东正教会与基督教其他教会关系的良好发展。会议确定，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巩固这些成绩，以求更好地发展。
可见，新牧首上任以后所遵循的原则是，继续贯彻前任牧首阿列克西“为了教会”的既定方针。而在神学方面，教会还是相当保守，没有任何发展，正如皮缅牧首在1971年11月接受神学荣誉博士学位时所说，“希望神学永远保持正统，希望正教传统无条件地保存下去”。
我们从以下的数字可以了解这一时期教会衰退的情景：1948年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区有20459个，1961年为16050个，1971年减少到11749个。1981年则只剩下7007个。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仍然是教职人员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往往是两三个甚至四个教区只有一个主教。神学教育水平持续下降，约半数神职人员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1972~1974年的3年间，宗教学校向教区输送219名神职人员。据70年代末的统计，虔诚信教者约有300万~400万人，其中按东正教仪式在教堂接受洗礼者为100多万人，更多的人则是在家里受洗。在莫斯科和一些大城市里，知识分子中新入教者在这些年有所增多，说明教会的影响仍然存在。但与20年代知识分子信教的情况不同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在传统深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的，自然基本上都具有明确的宗教理想；而此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则是在无神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基督教比较陌生，他们一般都经历了痛苦的世界观的危机，思想上迷茫，有的表现为社会虚无主义。而不少青年由于对强制的无神论宣传的逆反心理，因而导致他们很容易转向教会。
教会在70年代有条件新增建了不少教会学校。1975~1985年间，宗教学校从750所增加到1200多所，几乎翻了一倍。1976年、1979年和1983年，为满足信徒的需要，莫斯科教区三次出版《圣经》，总印数达30万册。
应该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70年的强硬的行政管理下，已逐步被纳入了国家建设和对外关系的轨道。从国家方面来说，管理宗教的工作已经见效，教会已被改造成苏联政府的合作者；但同时，教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经磨难，这种磨难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教会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与政权的斗争和协调上，因此在神学、慈善事业、传教等方面没有积累经验，更谈不上开拓和发展；另一方面，因它与社会主义政治捆绑在一起，在基督教世界不被理解和认可，沟通困难，很受排斥；信教的普通群众亦因此在精神上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