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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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卫国战争与教会

一 效力祖国

20世纪苏联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部战场在苏联国土上进行。然而,卫国战争拯救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却又是事实。卫国战争为教会复苏提供了转机。

1941年6月22日,德军侵入苏联国土。苏联人民与德国军队展开殊死搏斗!教会必须权衡自己的处境,考虑在战时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它是坐山观虎斗,等闲视之?还是与政府一起投入战斗?抑或采取欢迎希特勒德国的态度,等待纳粹的到来以帮助它推翻无神论者政权?应该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了明智和正确的行动。

尽管教会与国家在信仰及教会利益等诸多方面有深刻而激烈的矛盾,但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些矛盾就降为次要,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了;况且,德国法西斯残杀犹太人的行为,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希特勒并非宗教的拯救者。爱国主义毕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优良传统。因此在紧要关头,东正教徒和人民一起,投入到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俄罗斯东正教会临时领袖都主教谢尔吉在给东正教全体教职人员和信徒的通告中,表明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爱国立场:“法西斯侵略者攻进了我们祖国,爱好和平的民众正在流血……俄罗斯人民并不是第一次经受考验了。靠主的帮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打垮法西斯的反动力量。祖国的安全要靠全体人民拿起武器建功立业来保卫。在这危难时刻全力以赴为祖国效力!主的教会祝福所有为保卫我们国家神圣疆界而战斗的东正教徒……”他以教会的名义,“号召建立功勋”,并且明确警告,“如果还有神职人员站在一旁冷眼观望,或用滑头的想法算计自己的得失,将是对祖国和神职人员义务的直接背叛”Владислав Цыпи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1917-1990, МосковскаяПатриархия,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Хроника,1994, c. 110.。1943年9月,在战事最困难的时期,都主教谢尔吉以及教会其他高级僧侣,不断号召东正教徒支持并亲身加入游击战。教会的各种通告在敌占区的人民当中广泛流传,神父、教士们在教友当中开展爱国宣传,起到了鼓动人民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持莫斯科教会的倡议,并把国家的印刷厂提供给教会印制宣传品。在敌占区,教会文件由苏共中央宣传鼓动局负责检查,散发传单的工作由国家相应的机关组织进行。教会人士可以会见红军战士,并向他们大声宣道,这种情况若在几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卫国战争促使教会组织活跃起来。在被侵略者围困的列宁格勒,当时尚有5个教堂可以活动,都主教阿列克西常常在没有助祭的情况下主持礼拜,向教徒宣传“取得胜利不仅要靠武器的力量,还要靠全社会高涨饱满的必胜信念,我们当指望上帝这一庄严的真理的武器”,他积极组织了当地的爱国斗争,受到民众的拥戴。针对德国入侵者到处散布的似乎他们的到来能把俄罗斯东正教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谎言,都主教区1942年出版的《俄罗斯宗教之真理》,及时给以坚决反驳,在这关键时刻,教会表达了全体信徒与国家和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的立场。

根据当时形势,莫斯科教会决定疏散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国家为教会搬迁提供了帮助。1942年11月,基辅都主教尼古拉受最高苏维埃之命,担任国家“平息和讨伐德国法西斯暴行特别委员会”成员。国家解决了教会用于防御的所有战争基金款,在物质上给予教会力所能及的支持。

在战争期间,东正教会在民间积极征集用于战争所需的物资,可以说在经济方面对卫国战争贡献斐然。莫斯科整个宗教界共集资200万卢布;列宁格勒受战乱和饥饿的双重困扰,然而那里的东正教徒也捐款了100万卢布;还有古比雪夫市教徒捐出65万卢布……有的教徒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有的捐出金银器皿。在战争年代,利用教徒和神职人员的捐款,建成了德米特里·顿斯克坦克纵队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克航空大队。在教会的名义下,还有大量钱财用于救助儿童或红军战士家属。据统计,教会为战争之需征集的钱财总计达3000万卢布。

在组织教会征集钱财,以及为筹建坦克纵队的有关事宜中,都主教谢尔吉开始与斯大林有了接触。为庆祝苏联建军节,谢尔吉给斯大林发了贺电,这份贺电还同时通报,教会已经为筹建坦克纵队集资600万卢布。1943年2月25日,斯大林给谢尔吉都主教回电,电文写道:“请向捐资600万卢布及金银器皿用于筹建德米特里·顿斯克坦克纵队的教职人士和信徒,转达我真诚的问候和红军的谢意。”斯大林还一改苏联法律不允许教会单独在银行设立账户的规定,同意教会独立开设银行账户,以存放各种国防捐款。教会与国家最高当局的直接接触,使教会的处境有了转机。1943年9月4日,谢尔吉都主教、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阿列克西以及基辅的加里茨基·尼古拉都主教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接受斯大林会见,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当莫洛托夫向三位教会领导人询问有什么需要时,他们首先提出开放教堂的要求,说目前的教堂满足不了需要,并陈述召开主教大会和选举牧首的必要性;要求开放神学院校,以尽快培养神职骨干;要求出版宗教刊物;要求国家免除对教会一些经济收入的限制,等等。所有这些要求在这次会见后都得到了满足。而且,教会在住房、交通和食品供应方面也得到优惠,原德国大使馆被交给教会使用,改为牧首官邸。显然,由于战争的特殊形势,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极大地缓和了。

二 恢复形象

1943年是战场形势发生转折的一年。为了团结信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东欧国家,苏联政府在国内作出了改变宗教政策的积极姿态。这包括,教会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被封闭了的教区得以恢复,教会人士可以自主地在教堂里主持活动,恢复了大主教的加封仪式;政府方面,苏联报刊实际上不再进行反宗教宣传,由于纸张紧张,《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停刊,一些反宗教博物馆在战时也关闭了。政教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正常的秩序。东正教会不仅得以合法存在,而且有了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当然,发表意见还主要在于爱国主义宣传和号召与外来侵略者斗争的方面。尽管教会关于社会问题的声音还受严格限制,但是神职人员已能在广播、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这在当时对教会恢复形象起了正面作用,并纠正了此前人们从宣传中得到的教会马上就要彻底消失的印象。爱国教职人员的声音证明,教会还存在着,而且教会的代表也不像以往无神论宣传中所说的,是人民的凶恶的敌人。教会终于从多年被压抑、被封锁、被歪曲的境地中获得了有限度的自由。政府对教会的新政策使得与教会关系正常化。这既有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威信的树立,也提高了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威望。

1943年9月8日,也就是克里姆林宫会见后的第四天,教会在政府的支持下 (包括动用飞机把代表从各地迅速接到莫斯科) 抓紧时机召开了主教大会,有19位主教参加。这次会上正式选举都主教谢尔吉为牧首,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教会代理领袖。会议选举产生圣主教公会,共有成员6名。此后,为加强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联系,政府成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 (卡尔波夫任主席),标志着国家正式承认了宗教的存在。谢尔吉任牧首后为教会生活正常化做了很大努力,一年内举行数次大主教加封仪式,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机构进行了规划和重建,调整了原敌占区几近分裂的独立教会,大力恢复宗教教育。

谢尔吉牧首去世以后,为了选举新的教会领袖,于1945年1月31日至2月2日召开了地方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教会史上一次著名的会议,会议在莫斯科的一个小教堂里召开,东正教地方教会所有领袖和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爱国活动》的报告。会议的另一项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是,通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条例》。该条例给予教区主教和教堂的首席神父在管理教区和教堂的财务方面、教徒精神方面以极大权力。主教和神父在主管教徒事务方面究竟应该有多大权限,教会活动应该以神职人员为主导还是放权给教民,这在苏联时期教会管理问题上一直有争论,以致相关法规多次进行修改 (1945年的这一条例在1961年主教会议进行了修改;1971年主教会议又将其修正回来)。这次会议选举了阿列克西为新牧首。

阿列克西1877年出生于莫斯科。曾任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后在圣主教公会任职,分工主管宣传工作。许多人清楚地记得,在苏联建国初期的20年代,国内战争混合着外来武力侵入,列宁格勒被围困,处于沦陷的险境,在那些日子里,阿列克西以极大的热情鼓舞市民和教徒自救,守卫家园。斯大林曾对此给予极高评价。阿列克西在自己68年的僧侣生涯中,在教会最高位置上主持工作长达25年,可谓德高望重。

这次会议是整个教会生活趋于稳定发展的一个标志,此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现实,教会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是为现代俄罗斯东正教的开端。从这时开始直至1957年,全国教堂、大小祈祷所无须批准即可自行开放,社会认可了教会的存在。对于东正教会来说,继1943年9月那次历史性会见以后的15年,是它与国家关系的整个历史中极其特殊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