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会生存

一 受挫反抗

自从1721年彼得大帝进行改革，为防止教会与其争权而废除了牧首制以后，教会已经没有领袖，权威机构是圣主教公会，圣主教公会则听命于沙皇，教会权力从属于国家世俗政权。自1917年“二月革命”，东正教会为了争取时机在未来社会占有他们所希望的位置，急于显示自己的实力，同时为了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准备恢复牧首制。1917年8月15日至1918年4月，教会多次召开全俄最高宗教会议，反复、充分地讨论了怎样面对与国家新政权的关系问题。

1917年10月下旬，距十月革命胜利前10天，教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召开主教会议。当时酝酿的牧首人选有三位，还没有表决，旁听席上有个农民代表声音急切地大声说：“现在我们没有沙皇，又没有牧首，我们总不能爱圣主教公会呀！”这时，会场上群龙无首，人人感到情势紧迫；此时，莫斯科都主教吉洪出面组织会场秩序，因而就在这一天，吉洪当即被推选为牧首。

吉洪 (Тихон, 1865-1925) 俗名瓦西里·依万诺维奇·别拉温，出生在一个神父家庭，自幼常随父亲去教堂，耳濡目染对那里充满向往。青少年时期他就读宗教学校，1888年毕业于彼得堡神学院。毕业以后曾做神学院教员、校长，讲授教义学和道德神学，兼授法语。1898年，34岁的吉洪晋升大主教教职。35岁时独自去美洲掌管一个教区，在海外连续任职7年，7年当中只回过一次国。回国后主持列宁格勒教区的工作。1917年12月2日，在吉洪的主持下，圣主教公会出台《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法人地位》的公告，其中提出，“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世界统一基督教会的组成部分，在俄国占有第一位的、公开的、合法的地位”, “任何人未经教会赞同，不许通过任何针对教会的法律”，并于1918年1月19日下令“将参与迫害反对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士和教徒革出教门”。

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引起了教会特别是教权主义分子的强烈不满和长期反抗。维尼亚明都主教第一个发表反对言论，“希望现在争权的人不要执行剥夺教会地位的法令”。当时正在召开的地方主教会议称上述法令是“恶意侵害东正教的整个生活制度，明目张胆地迫害东正教的行为”；吉洪则先后向教徒发出16封公开信和呼吁书，称十月革命是一场“灾难”，并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直接给列宁写信，要求停止对宗教的“血腥迫害”。教会上层的敌对情绪直接影响了广大信徒，不满情绪蔓延开来。从城市到乡村，教徒群众走街串巷，组织集体祈祷，在下诺沃格罗德、哈尔科夫、弗拉基米尔、图拉等地都有教徒上街游行。由于游行是未经地方政府批准进行的，因而双方发生冲突，甚至酿成流血事件。教会上层的反抗不但徒劳无益，而且这样一来，神职界毫无疑问地被列入了革命敌对者的阵线。应该说，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规定有许多是取得政权前社会民主党党纲中或列宁演说和文章中早已反复阐明的观点，但同时也应看到，有一些规定则是超过了革命党人的许诺的，如取消教会法人地位和没收教会全部财产的规定，实际上把信仰自由变成了空文式的承诺。因此，这些法令遭到教会和教徒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面对复杂的局势，本来政教双方都应当冷静、谨慎、深入了解和理解政教关系的变化，妥善地解决分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国家与教会的冲突尖锐化了，而无神论者和狂热的教徒之间的过激无序的行为，更造成流血事件：基辅的弗拉基米尔都主教被暗杀，数百名教会人士失踪、遭迫害。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交织，在实际操作中，逐步混淆了两大问题：一是把宗教与旧国家政权混为一谈，旧的国家机器应被彻底粉碎，但宗教的存在却是更为复杂和长期的事情；二是把教会上层的反政府人物与下层的教职人员混为一谈，剥夺了他们所有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18年1月至1921年2月国内战争时期，教徒分散居住在红军、白军占领区，教会内部因此发生了分裂。西伯利亚和南部的教会转为自治，组成了地方临时最高教会管理局；一些高级教职人士试图组织武装力量与苏维埃政权对抗。1919年5月，在国外武装力量的干涉和支持下，由11名高级僧侣和23名神父组成了“东南俄临时最高教会管理局”，支持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实际上，在革命胜利初期，大部分主教都直接参与了反对苏维埃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而广大的信教群众，一部分特别是在红军的占领区的群众，自动脱离教会，转而拥护新政权，一部分信教群众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出于种种考虑，被迫脱教，在失去了广大的教徒群众以后，教会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1919年9月，吉洪牧首发布《关于停止僧侣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通告。然而，教会与国家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减弱攻势，在这场较量中，教会显然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据教会统计，至1921年年底，全国600个修道院，或被关闭、或被改造成农场，致使一些教会人士丧失了生活来源。教职人员严重减员：一些自然死亡，一些则移居海外，留在国内的仅是少数。主教大会勉强还可以维持。教会在1919年还授职了4位主教，1919~1920年有多名神学副博士晋升，1921年也有39位大主教接受授职。1921年的形势已非常紧张，圣主教公会的不少成员去了国外，例行的主教大会没能召开。1921年年初，能够出席主教会议的除了吉洪牧首以外，只有两位都主教和一位大主教。牧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与不多的几个助手勉强支撑着，牧首与教区的联系已相当困难，可以说，教会活动已经停止，教会已经奄奄一息。

二 转变分化

然而，政教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连续三年的国内战争，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人祸”又接着“天灾”, 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南部和高加索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无数灾民死于饥饿。为了购买粮食和食品，国家需要大量资金。而教会尽管历经打击，仍然存有许多贵重物品。围绕着教会尚存的财富，国家与教会又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国家认为，教会的财产属于人民，当人民遭到巨大灾难的时候，赈灾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因而没收教会尚存的财产理所当然，如教会反抗，就属于反革命行为。教会则认为，尚存的教会财产几百年来就属于教会，而且这些物品多是宗教文物，既具有历史价值，又是宗教活动所必需的。面对天灾，扶贫济困本是教会的善举，不过教会愿意由自己组织筹划捐资赈灾。教会成立了“全俄赈灾委员会”，吉洪亲任主任，他向本国的教徒以及国外一些东正教独立教会领袖甚至向罗马教皇发出信函请求捐助，并且开始在一些教堂里集中救灾物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教会的做法，担心教会以此笼络人心，扩大影响，并于1921年8月解散了教会赈灾组织，成立了“中央赈灾委员会”。1922年2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同饥饿作斗争》的法令。吉洪牧首也发布通告，表面上采取了合作态度，如他在通告中说，“希望将贵重物品交出来救灾”，而后面又加了一句，“如果教堂仪式用不着的话”。由于中央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不到位，接下来在没收教堂贵重物品的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遇到了一些神职人员、商人和情绪激动的教徒的阻止，在舒亚市甚至有警察介入，以致发生流血事件。面对紧急的形势，列宁指出“不惜镇压任何反抗来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他在给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强调，“必须无情而果断地、绝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地在最短期限内完成”。俄共的行动得到了预期效果，所有被没收的物品由中央赈灾委员会做特别登记。在莫斯科，法庭审讯了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罪名是破坏法令。并于1922年5月8日判处11人死刑、27人监禁，其中多数是神职人员。另据教会的资料，哈尔科夫省在这次冲突中被打死的神职人员有70名。吉洪虽然被保护下来，但受到软禁，在家受审。当局禁止他再进行社会活动，只允许他在作为被告方的证人时才可受邀出庭。此事发生后，不少神职人员来到莫斯科为吉洪请愿，官方给予的答复是：教会作为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但如果作为政治组织，将不允许其继续存在。

在与政府的斗争过程中，教会内部的分裂在所难免，支持政府的教会改革派应运而生，出现了三个革新团体——“活的教会”“教会复兴联盟”和“古使徒教会社团联盟”。1923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主教大会，这是改革派唱主调的一次大会。改革派在会上声讨了吉洪牧首的反革命活动，提出撤销其牧首职务、废除牧首制的要求。改革派坚决主张调整教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力主革新教义和礼仪 (例如提出主教可以结婚、神职人员可以再婚、东正教教历改用公历等)。改革派的政治态度强硬，吉洪担心改革派掌权对教会今后的发展不利，所以不得不转变了仇视新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立场。吉洪承认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于1923年6月16日致信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表示放弃反苏维埃立场。东正教会中出现的这种“改革派”，可以说是教会中的“左派”。由于他们主张亲近新政权，因而获得了新政权的支持。然而他们的一些激进思想不免脱离当时的教徒群众，他们中的某些人政治野心比较大，相互间难免有矛盾，加上吉洪牧首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传统力量赋予其的威望，因此，尽管政权支持改革派，甚至把大批教堂归他们管理，但拥护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而随着吉洪政治态度上的变化，他所代表的中间派仍然成为而且始终是教会的主流，也最终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吉洪在这次风波之后重新获任牧首。1925年4月7日，吉洪去世。他在遗书中劝告东正教僧侣，“别指望恢复君主专制制度。要相信苏维埃政权是真正人民的工农政权，因而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我们谴责对政权的任何反抗行为、险恶阴谋和仇恨”。自此东正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开始缓和。

据资料看，吉洪当时留下这样的遗言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内心犹豫和矛盾了很久，最后为了保全教会，他自己说“决定冒牺牲自己的名誉的风险”，而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此后近20年，教会一直没有再正式选举牧首。教会工作由都主教谢尔吉代理，时称临时代理牧首。吉洪牧首在1925年遗嘱中的既定路线，由谢尔吉代理牧首及继任者阿列克西牧首和皮缅牧首一直贯彻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

由此可见，教会对待革命经过了否定、抵抗、斗争的全部阶段，教会生活亦发生了改变，其结果是，教会失去了数百万教徒。

谢尔吉主教正是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开始担任代理牧首的。谢尔吉俗名依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戈罗德斯基，1867年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1890年从彼得堡神学院讲习班毕业。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 (日本的俄罗斯东正教使团) 并积累了最初的教牧经验。1901年回国以后，曾任神学院院长、列宁格勒涅夫斯基·亚历山大教堂首席神父。1917年晋升都主教，跟随吉洪牧首在圣主教公会工作，直至1925年任代理牧首。他就职以后，立即着手解决东正教会合法登记的问题。1926年6月，他向内务部递交一份声明，要求给予教会合法生存的权利，然而未果。于是在1927年，他与其他5名主教一起发表《教牧宣言》，表示忠于苏维埃政权。他要求教徒改变对政权的态度，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其他选择，否则就是自绝于教会”。当然他同时也极其缓和地说明，“我们只是改变对政权的态度，而自己的东正教信仰自然是不容动摇的”。谢尔吉主教的这种做法只得到为数不多的人的理解。据后来20世纪90年代的教会文章说，教会高层的这一态度一度造成教会分裂，甚至有一小部分人“以身殉教”，更多的人则是不得已同意。总之，从那时起，教会在此方针前提下得以维持了下来。显然，这种屈从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教会的性质。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其反作用力必然会一样迅速和惊人。事实上，这次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又遭到了质疑。

苏联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又有大批宗教界人士被以“阶级敌人”的名义投入集中营和流放。而这一时期先后颁布的《苏俄刑法典》(1926) 和《关于宗教组织》(1929) 对宗教活动又作了更为严厉的规定，教会的职能被限定在教堂里做仪式，教会人士动辄就会犯法。30年代末，俄罗斯东正教会几乎完全成为苏联国家体制中的一个社会机构。自从吉洪牧首去世，教会没能再召开会议和选举新牧首。1928年，列宁格勒的高级神学培训班“自行解散”，教会已没有力量再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教会在这些年停止了出版活动：1931年由国家当局批准出版的唯一一份教会刊物《莫斯科牧首公署杂志》，发行了4年，总共24期。其间，虽然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30年3月作出决议，不允许党的宗教干部歪曲党的路线，随意关闭教堂、处罚神教职人员、没收财产等做法，但是显然已积重难返。至1935年，由于没有能力增加高级神职代表人选，圣主教公会的工作也停止了。1939年呈报到主教团的仅有2名都主教和2名大主教。教会日常工作难以为继。

20世纪20~30年代，在反宗教宣传的强大攻势和宗教政策的严格控制下，俄罗斯东正教会跌入低谷，教徒人数减少到原来的1/10。这减少的多数人当中，有的是接受了无神论宣传而退教，有的是把精力确实投入生产建设慢慢脱了教，有的是随大流，有的是老死病死，有的是表面上不参加宗教活动而暗地里参加地下教会。总之，到1939年，苏联全境开放使用的教堂还有百余座，大部分州只保留一个主要的教堂，有25个州已变成了“无教堂州”，国内已无一座修道院能正常使用。30年代末，宗教事务完全转由国家内务部教会处管理，教会主教以上的重要职位的任命，均需经过政府批准。教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