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战略位置

单是经济考虑是不足以使北京成为国都的，因为自元以来江南已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元代的帝王选择北京为国都，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

当然，作为首都地区，在战略地位之外，还有些其他的优良质素。北京的取名最早来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当时它是七国三雄之一的燕国的首都。北京平原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农业区，出产枣、栗，同时亦是渔和盐的产区。在山坡地上的畜牧及果树业亦成为古籍中常见的记载。

秦统一中国后，蓟城成为经华北平原进入北京地区及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秦始皇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全国筑修驰道，其中一条便是连接蓟城，使之成为北方的一个贸易中心，促进了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史记》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到了西汉中期，铁质农具的使用，使大量土地被开垦。蓟城的经济又有了发展，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唐初改涿郡为幽州，治所仍为蓟城，也叫幽州。当时的幽州成为唐代控制东北少数民族的重镇。唐代的幽州不但农业发达，手工业也很有名，其中的丝、绢、绵成为贡品。铁的开采与冶炼也是其中的工业行业。

唐代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强大起来，幽州成为他们要攻占的首要目标，而其战略地位亦大大加强了。契丹其后建立了辽（907～1125），他们早期掠夺幽州人口和财富，其后以其地位重要而据为南京。金取代辽后于1153年改幽州为中都，成为金的国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向前进了一大步。金定都中京的原因很简单。金上京处于松花江，土地贫瘠，为了供给统治者与庞大军队，物资需由华北运来。松花江路远成本大，只有国都南迁才能解决。因此，北京虽然从来不是个重要的经济地区，但由于地处华北平原的边沿，它外围的经济发达区为它的政治冒升提供了经济基础。当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慢慢转移至中国北方与东北方的少数民族时，北京的战略地位也大大提高。

辽、金、元三代的北京的战略地位，史念海（1986）亦有交代。燕山边的通道以及到华北平原的陆路成为北京在这些朝代的发展根源。它们连接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老家，同时亦便于他们的力量向中国南方扩张。这些因素到明代一直保持不变，而这些交汇在北京的通渠，由秦至唐的一千年来，亦使北京成为中央政府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当中原的统治者权力高涨时，北京便成为他们向东北扩张的跳板。但当农民暴动削弱了他们的国力时，相反，北京便成为他们的防御前哨。因此北京成为两种不同军事力量的界线，同时亦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契丹（辽）定都于北京时，掀开了它历史上的新页。同时，华北的燕云十六州亦割让给了辽，使这个新政权代表了少数民族有能力问鼎中国的开始。北京自然地成为了中国北方的新的首府以及北方力量向南推进的基地。辽建南京以及金建中京都界定了历史上的一重大变化：华北边缘的军事中心正慢慢向全国政治中心转变。当北京在上升时，长安的地位却在下降。在北宋，中国的国都已迁至开封以抗拒来自以北京的辽的势力。当金以北京为国都统治中国北方时，南宋避难于南方而只能以杭州为国都。最后，元吞金灭宋，成功地以北京作为统一的中国的国都。

因此，北京的崛起和中国北方及东北的少数民族的兴起紧密相连。这些民族与汉族的混合，使北京这“交汇点”式的城市大受重视。作为军事、文化与行政的交汇点，北京自金以来便成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的国都。就算是明朝，出于军事、政治与文化的考虑，使控制中国东北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策。总而言之，作为国都，北京起了融合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少数民族成为现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