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青年毛泽东成长的美国因素

目前学界在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来源的时候，一般都只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两个方面；其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对青年毛泽东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就像同时代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那时的毛泽东也曾经为这些美国因素所深深吸引，并在实践中一度尝试推行过美国的政治观念和教育模式，最后是在“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完成了对美国因素的批判和扬弃，并最终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影响青年毛泽东成长的美国因素，主要包括从书本中接受的美国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这样三个方面。

一 从书本中接受的美国印象

根据现有的档案文献大致可以推断出，毛泽东开始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及其代表人物，是在1907～1908年。那时他十四五岁，正处于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却在父亲的要求下，辍学在家务农。不安分的毛泽东几乎看遍了山乡所能搜罗到的闲杂书籍。其中有一本清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困境之中。《盛世危言》写于甲午战争之前，书中不仅简明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概况，而且还提倡西方议会式的民主、教育和经济体制等，同时谴责了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所有这些内容，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本书，美国开始进入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他的关注，并由此在他的一生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盛世危言》还激发了毛泽东恢复学业的热情。经过与父亲的反复斗争，借助亲友和老师的多方斡旋，他终于在1910年秋天得以离开闭塞的韶山，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课程，而且读到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新书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世界英雄豪杰传》和《新民丛报》）。这些课程，是他接触西方文化的起点和桥梁；这些书刊，使他对美国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世界英雄豪杰传》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影响世界的各界要人。即将步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这些人物的言行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华盛顿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坚持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民族独立胜利的事迹，更使他心向往之，感佩不已，并从此立志要做这样的世界伟人。

除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当时读得最多的书刊要属业已停刊的《新民丛报》了。正是从该报的有关文章中，他知道了中国的“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一报刊着重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

1911年，毛泽东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来到省城长沙。在经历了求学、参军、求学的反复之后，他毅然决定退学，每天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学习。在那里，他读到了一大批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也大大充实了有关美国的知识。后来他感慨地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毛泽东编入一师第八班。从这一年起直到1918年毕业，他关于美国的知识迅速增加并日渐丰富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

毛泽东在省城求学的年代，介绍美国的文献书籍已经随处可见。例如他熟悉的湖南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再如他崇拜的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中，详细地介绍了游历美国时的所见所闻。正是从这些书刊中，毛泽东获得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美国印象，特别是了解了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世界级名人，从他们身上接受了英雄主义的思想启蒙。

青年毛泽东十分欣赏华盛顿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和科学的献身精神，并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引为楷模，铸造自己的英雄主义之魂。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人其事被介绍到中国后，一直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深受中国人民尊重，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延安时期，他一再向斯诺等人谈到华盛顿对他的这种影响。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华盛顿虽然没有机器、没有电力，但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华盛顿、林肯作为自己的楷模。

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对毛泽东影响至深，首先是因为他坚韧的意志与青年毛泽东形成了共鸣。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盛赞华盛顿不论地位高低，总是不忘习劳励志的品质。他写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正是受华盛顿等世界英雄豪杰的影响，毛泽东后来非常强调意志的作用。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出：“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对此，海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主要的特色。

与坚韧的意志相对应，力量同样是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敬而又向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他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把力量看作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趋向动力和一种价值追求，不断通过颂扬个体体魄的雄壮和健美，曲折反射自己希望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心理诉求。

毛泽东对力量的崇拜，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位世界级名人——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10月14日，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凛然行为佩服有加，赞叹“其勇且壮”。他熟悉罗斯福终生热爱体育锻炼的事迹，知道他儿童时代患有气喘病，视力也很差，但是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从事骑马、打猎和拳击等活动，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担任总统后，仍热衷于徒步旅行、骑马、打球等，并把体育锻炼之风带进了政府，使他的内阁被人称之为“网球内阁”；卸任之后，仍然坚持体育锻炼，还到非洲森林去狩猎。所有这一切，都令青年毛泽东心向往之，不仅称罗斯福为“东西大体育家”,而且由衷地赞叹他通过顽强锻炼，使身体由至弱而至强的精神，并主张把这种精神引入对国民和社会的改造。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这样写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强之效。”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号召国民效法罗斯福等辈，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较细”的可忧现象。从这篇文章中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个性：关心中国之命运，并强调勇气、力量和强健的体魄是救国救民之道，其中洋溢的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气概。对于华盛顿、罗斯福等美国杰出人物的崇拜，事实上反映着毛泽东早期的英雄史观。

梁启超曾大肆鼓吹英国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对青年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影响。梁把自己说成是卡莱尔式的英雄人物，反复强调需要有伟大人物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认为如果没有孟德斯鸠和卢梭，法国革命就不能成功；如果没有亚当·斯密学派，英国就不可能恢复自由贸易制度；而在中国，他自己正扮演着通过《新民丛报》创造新文化传统的伟大人物的角色。那时候，毛泽东通过《新民丛报》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因此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他曾经效法梁启超的“任公”名号而取名为“子任”，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大志。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

除了英雄主义之外，青年毛泽东的身上还洋溢着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献身精神。而点燃他这种精神火花的，是又一位美国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堪称美国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奋斗意识、发明创造和平民身世，都与毛泽东的境遇颇为近似。因此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感同身受。就连他后来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学友组织新民学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启发。21岁时，富兰克林曾在费城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定期召开讨论会，探讨哲学、科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和要求与新民学会如出一辙。在当时，毛泽东不断称道富兰克林，肯定他努力为科学献身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如1913年12月6日，他就在课堂笔记中对富兰克林的业绩作了如下提要：“富兰克林，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莺引电之法。”

青年时代对于富兰克林的经历和精神的了解，给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58年，他要求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技发明家的小传，以证明“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的真理，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其中就要求把报童出身的富兰克林写进去。1964年2月13日，在谈到做学问要靠独立钻研的问题时，他说到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学问都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的，他也做成了大学问。1965年12月在杭州，他再次谈到富兰克林是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从毛泽东对富兰克林这些毫不掩饰的欣赏甚至偏爱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始终充满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们的。可以说，这种认识伴随了他的一生，铸造了他的品格，也成就了他的伟业。

青年毛泽东在热情讴歌美国杰出人物的同时，对美国发达的国力和社会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并一度试图从中去汲取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营养。尽管在当时他对这种政治思想的理解还非常稚嫩与不切实际，但随着这种兴趣的日渐浓厚，他甚至还产生过“联美制日”的设想。

1911年，毛泽东读到《民立报》上关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革命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受此影响，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由于当时世界上真正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毛泽东能够发表上述政见，说明他对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不可否认，这时他的政治观念仍然相当朦胧和含混，因为他甚至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都不太清楚。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也是人们师法、效仿的楷模。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就对美国的情况极为关心。1916年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甚至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见解，认为美国在当时不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打仗，而应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信中写道：“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等待千载之大业已。”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期待的心情。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显然是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普遍认识的影响。众所周知，自清末以来，初识美国的士大夫们便对美国不乏好感，把它看作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的国家。正是由于这种“美国特殊论”一直盛行，因此中国从来都不乏“联美”的主张，其中以伍廷芳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美国素未与他国合谋于我，若能实行“联美”之策，“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交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似与大局不无裨益”。

毛泽东当时主张“联美制日”，除了受前人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核心，一再标榜尊重中国主权完整，意在抑制某一列强独占中国，谋取与其他列强“利益均沾”；其次是中国的邻国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欲望已日现端倪，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与中国人民强烈反日的目标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再次，威尔逊任职后，于1913年退出善后大借款，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亦予明确反对，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任何一个外国人所未曾有过的狂热崇拜与极大信任。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提出模糊的“联美制日”的想法也就情有可原。尽管他对美国对外扩张的政策和美国与日本矛盾的实质还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对美国充满向往的心情和对中美关系寄予厚望的态度都无可厚非。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第一次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对美国极感兴趣，曾经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制度、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毛泽东当年研究到什么程度、接受了多少东西，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查考。但他从这些研究中受到美国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93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主动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而这种民主“与美国和法国的民主有相同点”，因此“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944年4月18日，他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说过：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这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最早和最深刻的印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这样感叹毛泽东关于美国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感到吃惊，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外部世界接触过。”其实，她的困惑，王安娜当年在延安就已经做出了解答。她说：毛泽东关于欧洲和美国的认识，大多是从他青年时期所读书籍中得来的。

相信读者看了上述材料，对于王安娜的观点应该能够赞同。剩下的问题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究竟获得了哪些关于美国的认识和印象？笔者认为，大致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民主政治传统；二是关于美国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来自于华盛顿、林肯等人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也有来自于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追求事业和科学的探索精神、献身精神。从他们身上，毛泽东汲取了超出常人的智慧和力量，树立了开创新中国的远大目标，铸就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质。青年人的世界观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意志和品质一旦形成，就会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与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

如果说，长沙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对于美国的认知还主要是来自于书本的话；那么，从1918年8月第一次踏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之后，他对于美国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直接和快捷。因为在这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呼吸到携带着欧风美雨的空气，承接了当代西方文化所激起的思想浪花。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时候的毛泽东依然在思考中“找寻出路”。由于所接触到的中西方文化如此丰富，它们有时互相支撑，有时又互相驳难，青年毛泽东既感陶醉又感迷惑。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诚如斯言，青年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的确非常复杂。这与他接触的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既有“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又有“温和”的蔡元培、胡适。从他们身上，他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和潮流。而其中对于美国思潮的兴趣，则大多是来自于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胡适。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上面读到过胡适的许多文章，钦慕之心早已有之。他曾坦言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因此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他便参加了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毛泽东在此亲耳听到了胡适所作的墨子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演讲，并组织在京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同胡适等人座谈。除此之外，他还亲自登门向胡适请教过留学问题和湖南改造之事，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通过多次接触和交谈，毛泽东接受了胡适极力宣传的实验主义思潮。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本土形成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杜威。1919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后，应邀来中国讲学。所到之处，“均受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这次中国之行长达两年之久，将当代美国思潮的精髓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

杜威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他希望中国的五四青年们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努力，走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他的这一改良主义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的学生胡适（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是他的翻译和向导）实用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把他从胡适那里接受的美国实用主义改良观念和渐进理想也带了回来。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发展趋势“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那么如何打倒强权呢？他认为有二说：一是剧烈的，一是温和的。他主张用“温和”的方法进行改革，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不难看出，胡适所传播通过非暴力革命的实践手段，追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已经反映得相当明显。

胡适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见解颇为欣赏，评价甚高。特别是他看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曾在《每周评论》上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之所以喜欢这个“小兄弟”，根本在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某些观点与他所宣传的主张有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在于《湘江评论》的“内容纯仿北京的《每周评论》”,而当时《每周评论》的主编正是胡适自己。

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曾于1919年8、9月间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的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事，全文刊登了这一章程。当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围绕“问题与主义”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虽然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争论，但从其关于“问题研究会”的设想看来，他显然更倾向于胡适。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对“问题”的解释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胡适所说的“现代中国应当赶紧解决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章程”第二条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仅教育问题就有17个之多，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

胡适在他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曾经谈道：“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总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从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这个章程显然还只是胡适议论的具体化而已。虽然，根据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只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其中蕴含的那种万管齐下、没有重心的社会改造的思想，已经充分说明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深受杜威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向胡适请教过如何在中国实施杜威倡导的教育计划等问题。此次离开北京，他为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前往上海。5月到达上海时，适逢杜威到此讲学，江苏省教育会举行欢迎杜威讲演的大会。大会由黄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泽东是热心听众之一。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毛泽东还主动向他提及此事。在沪期间，受杜威演说的影响，毛泽东潜心研读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著作。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自己每日自学读杜威哲学的情形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只这三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便是指当时齐名的柏格森、罗素和杜威。从沪返湘后，他立即联合新民学会会员，创立了文化书社。从他亲自草拟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传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书社所推销书籍，便包括《杜威五大讲演》《杜威论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论美国民治发展》《实验主义》以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不仅如此，1920年10月26日，杜威来长沙讲演，毛泽东还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亲身感受了这位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大师的高论。可以说，杜威乃是青年毛泽东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美国思想家，受他的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初涉中国即风行一时，主要是因为它特别强调有效性原则，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标准，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目的，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它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气概，又恰好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关。青年毛泽东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熏陶，在求学期间便十分注意探求“大本”以致用，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实用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些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实学”传统颇有合拍之处，二者交融，便加速促使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因此，他一度醉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便也情有可原。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很快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思潮也就迅速被他所抛弃；但是，当时美国思潮中的许多合理成分在他的思想深处积淀下来，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生作用。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像列宁所说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几十年过去，拂去历史的灰尘，不难看出，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始终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相互交织在一起。

三 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

杜威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信条，并把这种哲学推广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形成了一系列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因此，毛泽东在接受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思潮时，不仅接受了其中的哲学理论，而且接受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模式。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这些他从北京接触和感受到的纷繁复杂的新思潮，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湖南做过推广和试验。其中涉及面既深且广的，莫过于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教育理念和民治主义政治观念。

1919年春天从北京返回湖南之后，毛泽东在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和创办《湘江评论》的繁忙日子里，一直酝酿着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并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也作为推行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第一步尝试。这年12月1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布了其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

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再把这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新村”的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所打断。这年年底，毛泽东为组织“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再次与胡适探讨了如何在中国实践和推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当时胡适建议他回湖南创立一所自修大学。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自修大学”几个字后，他还特别注明“这一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毛泽东设想，这样一所自修大学应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要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并将新家庭、新学校及附近的新社会连成一体。显然，这种自修大学的模式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试验过的“杜威学校”如出一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推行美国思潮的又一种尝试。

“新村”也好，“自修大学”也好，其实都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推广。杜威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救国论，提倡平民主义方针和工具主义理念，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理想，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1919年5月，杜威在上海讲演时，曾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阐述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事业若不从大多数平民着想，换一句话说，若不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那么，一般平民觉得终日劳动都为了衣食，人的生活是很没有趣味的，久而久之，他们对于一切事业渐渐产生不愉快的反应。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指出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而中国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受教育者大多为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而且重男轻女，像这样的教育该叫作阶级教育。

毛泽东对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深表赞同。他认为平民主义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其首要之义，就是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是要普及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同时，贯彻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还必须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

杜威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他强调要把知识变成能力，认为只有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才能活用知识，为社会生活服务。对他的这种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毛泽东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旧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只学些无用知识，于社会生活毫无益处。他提出要使教育与杜会生活相联系，就必须克服旧教育“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多鹜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的弊端。主张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去，既有利于克服学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显然，这些思想和主张中的许多因素，毛泽东后来不仅始终坚持，而且践行终身。

总之，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信奉有加，并勉力践行。直到1920年7月23日，他在其拟就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仍然持之以恒，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故，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毛泽东在践行杜威平民主义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在不断践行着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观念，并一度以此作为他改造湖南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方针。

关于湖南和中国的改造问题，一直是青年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当时，他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温和的、典型示范的、先建立联合组织然后推向全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而他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总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关于如何建设湖南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在1920年3月12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这年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军阀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问题，更显急迫。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个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此时，尽管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已开始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以他的性格，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7月9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毛泽东也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湖南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显然，他的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因为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这种改良主义空想的可行性，毛泽东还把“湖南自治运动”与当时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俄国革命思潮进行了比较。9月5日，他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经验，并认为俄国的经验适合于“彻底的总革命”，中国现在还不存在发生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所以俄国的经验在中国还“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在对俄国道路和美国思潮的选择中，青年毛泽东的倾向性，仍然不言自明。

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义则自治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这种改造湖南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杜威的政治主张。说远一点，则是对林肯民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杜威的民治主义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第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之类；第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第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在当时，毛泽东把这种民治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要求湖南军阀洗心革面，放弃专制主义：“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显然，这种与虎谋皮式的改良主义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和湖南都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湖南自治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之外，在自治运动开始之时，毛泽东还借用了美国的门罗主义为其摇旗呐喊。他努力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借鉴得失，在有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把湖南设想为美国的一个州，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模式来构想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明确提出：“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物。本来门罗主义在各国政治家那里便存在着多种解释，可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毛泽东对门罗主义也是抱着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他把门罗主义说成是各自互不干涉的主义，使之成为推行自治的重要理论根据。

其实，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时，就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对门罗主义有所了解，并一度持否定的态度。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萧子升信》中对湖南政局进行了分析，认为湘人主张湘省只能由湘人治理，是一种门罗主义政策。7月25日，他再次致信萧子升，明确表示对这种门罗主义“始终不赞成”，认为“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为了推行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把自己当年已经抛弃的门罗主义又重新拣了回来，并且推及全国。1920年9月6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文章，断言湖南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这些占社会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的，只有少数人主张“湖南侵略主义”。因此，要坚持用“湖南们罗主义”战胜“湖南侵略主义”。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强调不仅湖南要采用门罗主义，全国各省也要采用门罗主义。他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毛泽东对自己当年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看待门罗主义的做法，似乎并不讳言。1936年，他就曾对斯诺说过：“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的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毋庸讳言，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就已经出现了对美国的某种偏爱，诸如有名的魏源、徐继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都曾宣扬过美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但考究史籍，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深究过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一些断断续续的翻译与介绍往往都带有强烈实用主义的色彩，并且屡屡与中国古代思想、制度相比附。受他们的影响，毛泽东在应用和推行美国观念和思想的过程中，也难免表现出为我所用的倾向。对门罗主义乃至杜威实用主义的应用，都是其中的例证。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世界观尚未成熟而又对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充满渴望和选择的新青年身上，应该无可厚非。

综上所述，青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所读过的书籍、接触的人物以及从事的实践活动，都会在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不仅从书本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初步印象，而且接受了美国思潮、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些美国因素的影响，既包括华盛顿、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的坚强意志、毅力、智慧、勇气和开拓创新精神，也包括美国的社会思潮、政治体制、民主观念、求实精神和务实态度。它们发生在一个农家子弟刚刚走出山乡、面向社会的青年时期，发生在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开始形成、转变的历史阶段，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一旦积淀下来，便会对他的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曾经说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然而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对自己过去曾经崇奉过的各种思想观念进行彻底的清算。

毛泽东的清算，应该说最早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对巴黎和会以来的美国政府日渐失望。书本中的美国印象、头脑中的美国理想与现实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他虽然一边在改良主义实践中继续努力尝试美国思潮，一边却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批判文章，揭露美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种种拙劣表现。正是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使他不仅初步认清了当时美国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实现了对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美国思想、美国观念等美国因素的批判，而且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思潮的闸门，并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引领下，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原载《毛泽东研究》2006年卷，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重拟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