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毛泽东的成长
少年毛泽东成长的若干特点
历史上任何伟人的成长，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当然与其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性格特征乃至家庭环境等因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泽东作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巨人，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但他早年在故乡韶山所受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教育，所经受的劳动锻炼，所面对的黑暗现实，所目睹的阶级斗争状况，都无不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
对于少年人来说，影响他们最大的莫过于父母。而具体到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又大于受父亲的。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聪颖勤奋，性情温和，从18岁嫁到韶山冲后，一直是家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从抚育儿辈、操持家务，到养鸡喂猪、锄地种菜，她样样活计都得干，件件事情都安排得有条有理。可以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后来之所以能够在家业发展方面迅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位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贤内助。
毛泽东是母亲所生的第三个孩子，由于头两胎都不幸早夭，母亲便对他格外疼爱，自小常把他送到湘乡外婆家去看养。因此小的时候，毛泽东在外婆家住的时间一度比在韶山冲还多，受母亲一家的影响自然比受父亲的影响还大。那时，母亲唯恐他像两个哥哥一样夭折，曾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的毛泽东也很迷信，平时在家依时节祭天地、拜祖宗，从不间断。
母亲生病时，他还许愿到南岳去朝山进香。对于早年的这段思想经历，毛泽东从不讳言。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指着堂屋正中摆放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由于长期受佛家乐善好施的思想观念影响，毛泽东的母亲不仅勤劳刻苦，而且心地善良，待人谦让，极富同情心，怜惜穷苦人，肯予人以帮助。每逢灾荒年月，她经常背着丈夫，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
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自小也接受了行善积德、普度众生等这样一些佛家平等、博爱的思想，常常自觉地怜悯别人，同情弱者，并设身处地去理解穷人，帮助他们渡过自己的难关。在韶山，我们至今还可以听到这样一些有关少年毛泽东乐于助人的故事。
如读私塾时，一个同学因家穷带不起饭，毛泽东便征得母亲的同意，天天为这个同学捎带一份饭菜；秋收时节，天空布满了乌云，毛泽东跑去帮助邻居抢收稻谷，而自家的谷子却淋上了大雨；冬天的山路上，毛泽东巧遇一位衣衫单薄的男青年，略事攀谈后，便毅然脱下自己的夹衣相赠。
以上的事例说明，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确实自小就培养了一种助人为乐、同情穷苦人的良好品性。当然，这种品性，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这样一个山村少年来说，也许还只是出自于一种朴素的感情。但正是这种纯朴的感情，奠定了他后来为天下穷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扫尽人间一切不平事思想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说，乐于助人、同情劳苦大众，正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一个特点。
在早年，除了母亲之外，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父亲了。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当过士兵，自小精明能干，肯劳动，会节省，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在他的操持下，结婚仅几年，他家便在韶山冲一带富裕起来。
在家里，毛顺生除了自己勤劳俭朴之外，对于孩子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他经常责备家里人闲着不干活或糟蹋了东西。长子毛泽东刚识几个字后，他就要求儿子学珠算，帮家中记账，不记账时则要到田里帮忙干农活。在饮食上，毛顺生对孩子们也很严格，从不给他们零钱花，伙食也很差。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毛泽东自小就很勤快。在地里锄草，别人锄一遍，他总要锄两三遍；他放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因此牛毛里从不藏虱子；他家养猪，猪圈也总是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在1907～1909年秋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播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回来还要帮父亲记账，经常一忙就是半夜。
勤劳之余，少年毛泽东在生活上也很俭朴。虽然家境不错，但他一直穿的是粗布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饭，并从小养成了珍惜粮食的好习惯，不管是什么场合下，都从来不肯随意浪费一点。这种良好的习惯，他后来一直保持到晚年。过去有一些传记作品把毛泽东的父亲片面地描写成一个自私而又粗暴的人，而忽略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以及为家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的精神，忽略了他对毛泽东勤劳俭朴、刚毅顽强性格的影响。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毛顺生那种对孩子严格得乃至苛刻的态度，在客观上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因为那时的毛家在韶山冲已是殷实人家，毛顺生刻意让孩子们过勤劳俭朴的普通农家生活，便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可以说，正是在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下，少年毛泽东才在艰苦的劳动和俭朴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农民的疾苦，加深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并磨炼出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后来逐步形成的倔犟性格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多少是受父亲的积极影响的。
对于父亲当初的这种严格要求，连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他总结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综上所述，可以说，如果母亲给少年毛泽东成长的最大影响是乐于助人的话，那么父亲给他最大的影响便是勤劳和俭朴。而这种勤劳俭朴，便是本文所要总结的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二个特点。
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三个特点是敢于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就表现在家中与父亲的抗争上。如前所述，一方面，父亲那种严格得近乎苛刻、俭朴得过于吝啬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客观上固然有利于少年毛泽东勤劳俭朴的思想品格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严重地限制了他广泛的求知欲望和不断伸张的自由个性。特别是父亲那种唯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已日渐成为少年毛泽东反抗的最直接、最原始的目标。这种反抗的结果，导致了全家人的觉醒，以至自觉地结成为一个斗争的联盟。对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在与父亲的不断抗争中，逐渐唤醒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意识后来终于使他走出家庭，被他应用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并演变为一种革命的斗争精神。
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终于导致了次年的长沙饥民暴动。受此影响，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本来，冲里的农民也同样缺吃，而族长却要把本族的积谷高价卖给米商。族人发觉后，要求开仓放粮，族长却依仗权势，将领头的人捆绑起来，要在宗族祠堂惩办。毛泽东当时正在私塾读书，闻讯赶来，当众揭露族长私卖积谷本身就已违反族规。在他的斗争下，族长自觉威风扫地，只得被迫放人。这次与封建宗族势力抗争的胜利，使少年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敢于斗争的意义，激起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确实，从那时候起，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一种隐隐约约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意识便开始产生了。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以上我们概述了少年毛泽东成长的三个特点，如果说这些特点都跟他当时的家庭教育有关系的话，那么以下的几个特点，则与他当时所受的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2年，刚满8岁的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上私塾，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1904年转入关公桥私塾，次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练习。1906年到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后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主要靠自学。1909年，他克服父亲的阻挠，再到乌龟井、东茅塘两处私塾，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籍。总括起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了七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在私塾，少年毛泽东读书是很刻苦用功的，并不像一些文学作品渲染的那样调皮捣蛋。他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许多东西不仅能背，而且能够默写出来。据他当年的一些同学回忆，毛泽东上课时从不交头接耳、东走西逛。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也总是走在最后默默地复习所学过的知识。回到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然后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冬天，则干脆不放帐子，躺在床上看。
对于这6年艰苦的私塾生涯，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六年孔夫子”的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历史功底，对于他后来的成长以及兴趣爱好也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人说“读史知兴衰”“读史以明鉴”，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正是如此。他通过对《史记》《纲鉴类纂》这类书籍的学习，自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对《日知录》这类书籍的学习，较早地掌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通过对《春秋左传》这类书籍的学习，熟悉了大量古代的战史战例。而所有的这些，在他后来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的提出过程中，无疑都是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对此，周恩来曾经总结说：“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可以说，我们后来之所以能够看到一个博古通今、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形象，与他少年时代这“六年孔夫子”的艰苦学习是不无关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说，刻苦学习，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四个特点。
在少年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与刻苦学习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便是勤于思考。那时，毛泽东少年英俊，天资聪颖，平常的那几本四书五经，已很难引起他的兴趣，也实在满足不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像当时在韶山冲所能搜集到的古典小说这一类“杂书”，几乎都被他读遍了。读这些“杂书”，他也极其用功，像上“正课”一样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下体会。
博览群书之余，少年毛泽东便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后来还是在辍学务农的劳动实践中，才终于体会出，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去读书识字？即或认识几个字又如何能著书立说呢？由此可见，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而不是农民的人是一定不能写出农民的艰辛和疾苦来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如此思考的结果，使少年毛泽东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此立志继续发奋读书，以求改变农民的命运。
勤于思考，与刻苦学习一样，只是少年毛泽东读书时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而恰恰是这个特点，使他自小就能够将书本与现实、自我与社会结合起来，并进而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正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使他认清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终于走上了向往知识、向往革命的道路。就此而言，可以说，勤于思考，正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又一大特点。
书本是一个世界，也是一个窗口，它使少年毛泽东的眼界不再局限于韶山，而开始投向当时的湖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是书本使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而现实又进一步印证了社会的不平等。在书本与现实的双重启发下，终于唤起了少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正是本文所要指出的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六个特点。
如前所述，在韶山，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从而开始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为天下劳苦大众打抱不平的思想感情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一系列带有浓厚爱国思想书籍的学习，从中受到了巨大的思想震动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动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在韶山，毛泽东读到的带有爱国主义思想倾向的书籍大概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盛世危言》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包括铁路、轮船、电话等，因此要求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主张变革以御外侮，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以此抵制侵略，挽回权益；《校邠庐抗议》则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日知录》提倡实地考察，遇事求源探本，并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有这些言论，对于当时的山乡少年毛泽东来说，无疑都使他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当时还“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据他1936年的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将其亡矣！'”这本书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也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毛泽东说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提到的小册子名叫《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据考证，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介绍给毛泽东读的。李漱清早年毕业于长沙政法学校，当时刚好从外地回到韶山。由于他目睹了民族积弱、国家衰亡的现实，因此竭力赞成维新派的主张，提出在乡间去除神佛，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忧患意识深重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崇敬和赞赏。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之情之心，溢于言表。
少年毛泽东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深厚意识，到后来便逐渐发展、提升，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在湘乡的东山小学堂，他借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热切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他感慨地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并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在离开那所小学前，毛泽东给自己取名为“子任”，意即以天下为己任，而这便是他从忧国忧民的意识走向救国救民的志向的开始，后来沿着这一志向走来的，便是举世瞩目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以上我们简要概括了少年毛泽东成长的六个特点。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的成长来说，这种概括也许并不完全，但也大致覆盖了他的方方面面。这些特点，在他后来的一生中，无疑都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其中如勤劳俭朴、乐于助人，作为一种品德修养，为他增添了无限的人格魅力，有利于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作为一种求知的态度和方法，造就了他卓越的才能和知识，有利于他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真正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忧国忧民与敢于斗争，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则为他提供了从自我走向社会、从个体走向国家的具体途径，正是在这种精神与品质的感召下，他才逐渐成为领导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人民领袖。
少年时期，是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开始有了个人的好恶与选择标准，而这种好恶与标准一经形成，往往会在人的一生中产生长久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中，人的求知欲望极其旺盛，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要锻炼思想意志，培养道德品质。可以说，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它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替代的。毛泽东正是通过少年时代的磨砺，通过上述若干特点的培养，才日渐形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高尚品格与情操、卓越才能与智慧、杰出思想与勇气的。因此，如果有人要问，处于同样的时代、承受着同样的历史和文化的同一代人中，为什么偏偏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山村少年脱颖而出？那么从本文总结的上述若干特点中，人们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