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美俄之间的道路抉择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始于五四运动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当时，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并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适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次争论，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由于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因此他对于这场争论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很倾向于李大钊，因为他一向看重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特别看重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社会实际，并不排斥对种种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因此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也颇为欣赏。

与同胡适的交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李大钊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李是图书馆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给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更加深广。作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也得到青年毛泽东更多的钦佩和景仰。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使青年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有过直接的接触，并受其影响很大。1919年7月，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独秀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高至坚精神，并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他还这样评价过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19年的冬天，为了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和李大钊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这时，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不仅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包括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登载的《共产党宣言》。

在不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也萌生了组织志同道合者的团体，开展讨论，并在适当的时候付诸实践的设想。1920年2月，他给在湖南的陶毅写信说：我觉得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现在，好多人讲改造，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要组织共同的讨论，着重讨论共同的目的、方法和怎样实践。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信中还特别写道：现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对于这件事，我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月10日下午，他又前往黎锦熙的住所，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人长谈到深夜。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识和对俄国式革命的种种设想，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在这里着手筹组共产党。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并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在上海，毛泽东还于6月21日在《天问》杂志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条件商榷》。这两篇文章，主张湖南未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军队、警察和严密的政府机构，要有法律制度、各种群众团体，人民要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等。显然，这些观点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绝对不承认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了这样严密的施政纲领，表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开始抛弃过去一度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扫除了他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又一个思想障碍。

1920年10月中旬，毛泽东热衷的湖南自治运动遭受严重挫折。11月下旬，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取谭延闿而代之，湖南自治运动迅速流产。这不仅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实践的失败，也是他一度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破灭。由此，他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这就为他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毛泽东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十月革命胜利及其影响在中国的传播。正当中国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耻辱而义愤填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之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迅速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特别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按《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这与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振荡。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政府的实际行动，使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开始相信，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真正朋友。在他们看来，走俄国人的路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获得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并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应该指出，青年毛泽东对俄国革命思想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当时，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倾向革命，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在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出来。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一天之内给新民学会会员发出5封信，着重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他检讨的思想武器，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提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信中表明了他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与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此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示范作用，主张立即把俄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来，从而也就认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在给张国基的信中，他表示：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而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取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愿大家好的主义。由此可见，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此时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形成了某种信念。在对易礼容来信的批语中，他还特别申明自己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即在中国着手成立共产党。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写道：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面旗子，指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对自己过去曾经崇奉过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平民教育和工具主义等美国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实现自己美国观的根本转变。

1920年底，毛泽东就做了大量的清算和转变工作。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方案行不通。他分析指出：教育需要金钱、人力与机构，可是在当今世界，金钱完全控制在资本家的手中，掌管教育的人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学校与出版机构这两个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完全为资本家所控制。因此，现时世界的教育不过是资本家的教育，他们控制了议会、军队、警察、银行与工厂，也就把受教育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对于他们既得的一切利益，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他强调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由此，他进一步接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国思潮进行清算的决心，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罗素、杜威、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挑起的。论战的实质是：中国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采用俄国暴力革命的办法？

1920年11月，正当湖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的时候，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众多学者却云集长沙讲学，继续宣扬改良主义。罗素在长沙讲演的《游俄之感想》和《布尔扎维克与世界政治》中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行不仁慈之事；列宁是智慧的专制家；马克思主义是违反心理的见解的，是福音的宗教信仰；俄国革命所造成的世界革命的旋涡，使世界文化要沦落一千年；等等。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根本否定罗素的观点，认为罗素在长沙的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动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于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对此，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理论上说得通，并非认为它在理论上正确，而是指它只是说得好听而已。

罗素、杜威、张东荪等人挑起这场论战的目的，名义上是想用中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实则是要竭力抵消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防止俄国革命在中国的重演。当时，在新民学会内部也存在着改良和革命的尖锐意见分歧，一些会员认为关于中国改造问题学会自有主张，不必多讨论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坚决主张通过讨论提高认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弄个清楚明白。

1921年1月1～3日，新民学会举行新年座谈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连续3天的激烈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反复说明：改良是补漏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因此只能采取俄式办法，只有俄式办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他还把自己近年来曾经受到过影响的几种主义，如“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等拿来作透彻的分析，然后指出：社会政策是罅缺补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而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始永世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公开表明了自己放弃改良主义立场。他认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这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总结了自己这种思想认识发展变化的轨迹，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这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信仰和对过去一度崇奉过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美国观念的抛弃。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后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话；那么，1921年新年前后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和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世界观发生转变的主客观原因。从此，他主张劳农专政，取阶级斗争四个字来老老实实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与美国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标志着他青年时期思想中的美国因素已经被俄国道路所消解。因此可以说，从这时起，他的美国观已经开始告别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而他本人，也开始从思想和行动上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并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是作者200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毛泽东的美国观》第一章第二节之二《走俄国人的路——对美国精神的消解》，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重拟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