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实践的成效

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近年来，青岛不断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多项措施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前列。

青岛在全省率先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2006年青岛率先进行医改，在全市农村地区推广胶南市医改经验，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进行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了新农合保障水平，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升了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按照国家、省医改工作部署，青岛市围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积极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山东率先实现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为岛城百姓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用药保障，切实让群众从医改中得到了实惠。

青岛市在已建立的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大病医疗救治制度，统筹了城市、农村低保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医疗救助范围、救助病种及救助标准，实现了城乡困难居民“同病同救”，并进一步提高了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比例、救助封顶线，取消了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起付线，实现了城乡一体的医疗救助目标。

青岛市建立了物价上涨与低保家庭生活补贴联动机制，并实现了城乡全覆盖。

青岛还实施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同时，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以及建立农民工服务市场等方式，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就业、有序转移、保障权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格局，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青岛农村普遍发展并富裕起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果说富裕起来的农民、村庄还只是极少数，而今，成千上万的青岛农民和成百上千的青岛村庄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村庄的道路不再泥泞，村庄的夜晚不再漆黑。生活富裕、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不再仅仅是陶渊明式的梦想，而是青岛一个个新农村的现实写照。

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形成良性运行机制

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的建立，不能靠“运动”，而要靠脚踏实地的制度化建设。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青岛各级各部门逐步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形成了社会管理良性运行机制。

现代化是现当代最伟大的社会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发源于欧美，遍及全世界，但是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却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就中受到鼓舞并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之时，它们常常以为，只要将西方文化引入本国，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结出同样丰硕的果实。但是，它们收获的往往是失败和沮丧，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明显的例证。

痛切的教训使人们意识到，那些看起来完善的西方制度以及各种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和管理守则，本身不过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之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青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源于在特色理论指导下发挥本土的优势。不仅仅是发挥本地的区位、资源优势，以发展经济，还在于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管理制度，并且这种制度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末梢——每一个普通的农村社区。

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大大提升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目前，青岛农村正在实现由传统村落到现代社区的转型。传统村落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到社区，社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也成为各种利益和矛盾的交汇点。因此，提升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着力点。社区自我管理的目的，是使社区成为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

自主管理必须首先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青岛大部分农民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跃升为农村中产阶层，开始萌发政治/社会参与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相对贫穷状态的人，也希望通过政治/社会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渴求更为强烈。而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就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满足了农村各种力量社会参与的要求。

有人对中国农村选举多有微词，认为是在最不需要民主的地方，由一群最没有民主素质的人进行的选举，甚至认为选举搞乱了村庄，分裂了社会。因此，他们并不看好农村基层民主的前景。

创新和丰富了社会沟通及社会管理载体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地方政府正在被一些问题所困扰：如何与新时代的农民沟通？有哪些可用的媒介？如何管理新时期的农村？运用何种载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善于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革命时期创造的许多与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沟通的方式，比如同吃同住同劳动、担水劈柴、帮收帮种、扶危济困……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却给广受欺凌的农民带来了温暖、尊严和自豪，从而使他们自觉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在改革开放、市场力量已经渗透到人们骨髓的新时期，如何保持党群团结，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

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问题。“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群众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要通过受群众欢迎、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沟通方式，倾听群众呼声，上达下通。

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我们特别注意到了2011年8月11日显示的一组数据：

青岛市

总留言量：861公开回复：502

书记李群

总留言量：325公开回复：305

在山东省甚至全国，以上回复比例都是最高的。

在青岛，重视网络沟通已经成为各级各部门干部的共同行动。

近年来，为丰富沟通手段，青岛各级党委、政府积极探索，从大范围的“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和“网络在线问政”活动，到“四日合一”基层社会平台建设及民情走访机制、民生联络员制度的建立，到夜访村民、书记24小时不关机，再到社区报的大面积发行、广播“小喇叭”的重开，多种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在青岛群众工作中各显神通。

同时，青岛还不断创新社会管理载体。“说理式执法”、“四级联调”、决策风险评估等制度，实现了对社会矛盾由被动调处向主动化解的转变，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不稳定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建立法治化新秩序，实现农村永续安全与稳定

建立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实现社会永续安全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首要的问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一点，青岛已走在全国前列。

其次是发展成果的平等共享。如何使城乡居民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青岛正在进行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再次就是要建立民众利益表达的畅通渠道。解决因利益分配不均衡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最基础的措施是要形成能够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及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充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其他的机制就无从着手。

在青岛，“拆建分离”模式的建立，对失地农民权益的保障，对农村集体财务的集中核算与管理，对农村集体经济改制的规范化指导，等等，都是这种行动的一部分。

在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方式。

“说理式执法”，建立领取专项补贴的调解队伍，对信访者实行“三有推定”（对群众的诉求首先作“有理推定”，对引发群众上访的原因首先作“有过推定”，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首先作“有解推定”），全面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关口前移，化解群体事件，技防、人防结合破解农村警力不足难题，多方联动，创新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管理，细化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和谐社区，等等，都是法治化社会管理手段的创新与探索。

虽然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抱有足够的信心。

目前的青岛农村，稳定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迎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建立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这无疑是对稳定问题的超越。

青岛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给他们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由此，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使群众的诉求都能在制度、法律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

繁荣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家园

2011年4月，全球网民用500多万张选票，推选出心目中的10座“最中国文化名城”，青岛以五大理由上榜：多元的文化内涵、活着的文化遗存、多样的文化活动、创新的文化产业、开放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青岛市大力实施“文化家园”建设工程，积极建设镇文化活动站、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四个一”工程，为农村配备了各类文化设施和健身设施。

青岛市先后投资兴建和改（扩）建了青岛大剧院、市博物馆、市美术馆、市图书馆、青岛音乐厅等一大批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了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为骨干，以基层文化设施网络为基础，以文化广场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目前在青岛城区，已基本形成了“15分钟文化圈”，离开家步行15分钟以内，都能找到最近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农村，则实现了文化活动场所“镇镇有”“村村有”，基本构建起了覆盖全市城乡、层次分明的文化设施体系。

在过去十余年间，以青岛市群艺馆广场为中心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始终是这座城市耀目全国的文化品牌。如今，即便是外来务工者都热衷参与其中，找到了融入城市的独特方式。

乡村复兴：初步现代化的乡村建成

1967年，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写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时发现，法国“乡镇似乎失去了一切活力”。十几年后的1984年，当该书再版时，他却看到，法国正在出现“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近10年以来，在每个乡镇，甚至是那些最小的乡镇，一种新的社会生命力从各个方面萌发出来。”

孟德拉斯描写的好像不是法国，而是青岛乡村的发展历程。

青岛农村像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2000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大幅报道了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事件。

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大量公共财政资金投向“三农”，特别是在青岛这样的东部发达地区，政府的强力支持，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农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广大农民的创造性劳动，使得青岛农村出现“惊人复兴”。

遍观青岛农村，这种复兴随处可见。

现代设施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外流人口开始回乡，一处处镇、村广场每到晚间聚满跳舞、唱歌、休闲的人群，城市和乡村正在融合，“城市农场”“乡村超市”遍布青岛农村。

青岛各地农村的农民，已经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野，逐步克服了物理学上的“钟摆现象”。

“钟摆现象”说的是，钟摆自最高点向下来回摆动，由于摩擦力和重力的作用，它摆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城镇化、现代化时代的到来，给农民提供了各种发展的机会，农民的创造性被空前激发，他们不再墨守成规。虽然困难重重，他们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进取精神，一种日渐成熟的市场意识，一种超前的想象力和一种非凡的、令人钦佩的勇气。在这里，过去只知土里刨食的农民，已然羽化为各有特长、各展才华的现代农业经营者。他们西装革履，出有车，食有鱼，自如地在现代社会体系中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