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实践的特点

青岛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普遍的启示意义。

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

青岛“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空间布局的提出，表明青岛城市规划不再囿于传统的“中心城区”，而是第一次站在全市11000多平方公里的陆域和12000平方公里的海域范围内谋篇布局，让人们首次触摸到了“大青岛”的轮廓。

通过发展中心城市（都会区）—次中心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以城带乡，以及通过新农村建设、城乡产业均衡布局、公共服务统筹发展等，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四个青岛”，即南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北部工业化的青岛，东部新城，西部农村，凝结为一个南北东西、经济社会、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的新青岛。

农村社会建设的重任之一，就是持续地建设和发展农村。

农村不能解放自己。也就是说，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不借助于城市的力量，没有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将走不出几千年来低水平重复的历史循环。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曲折，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近年来，青岛新型生产力发展强劲，成为农村社会建设最有力的驱动器。

根据《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公布的2010年全国百强县名单，青岛下属5个县（市）全部入围。

青岛从全域统筹着手，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012年，青岛市城镇化水平已达69%。青岛一手抓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一手抓农业现代化，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建立起了“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互动互促机制，使农村的社会建设水平迅速提升。

以社会建设支撑社会管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目前，要加强社会建设，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决定着人的社会关系、行为准则和社会运行。”

近年来的青岛实践，核心就是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社会体制改革的探索，包括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联合党委的建立，“政经分离”，农村集体经济改制，农村“两委”干部半公职化，政府下乡，农村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等等。通过扎实的社会建设，青岛有效地提升了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强政府、强市场，双轮驱动

这个特点也可以归结为以政府为主导，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措施，大力推进青岛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不过，在政府和市场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的希望，只有在书斋中才能完成。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或服务是单纯由政府提供的，如婚姻登记服务；有些产品或服务是单纯由市场提供的，如电脑、手机。但是大量的产品或服务，却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的，大到道路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小到蔬菜、馒头。

“强政府、强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市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强势互补，使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市场规律得到更多尊重。

在青岛这样率先发展的地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从过去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到现在的粮食、种子、化肥、农机、设施农业补贴，社区干部工作补贴，农家书屋、社区文化活动支持，社区规划、建设，社区内道路、绿化、路灯建设维护，垃圾收集处理，电力、水利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农民经适房补贴，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帮助，社区调解员的聘任，等等，几乎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

与此同时，市场也在不分昼夜地高速运转，并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政府和市场联合，才能使公平和效率最大化。

因此，政府需要下乡。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农村社会建设、任务也日益繁多，村居干部实际上承接着大量的政府管理和服务村民的职责。根据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在青岛，由政府给村居干部发补贴，对村居干部实行“半公职化”管理，就是政府下乡的有益探索。

目前的青岛，政府治理已经有效地延伸到了乡村。农村的公共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农民不出村、不出镇，就能享受到各种便捷的公共服务。这里面固然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只争朝夕”的精神，是改善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自觉担当，是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干劲。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政府几乎从不停歇。

强政府、强市场，共同推动了青岛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以强健的基层党组织为引领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现实和必须。

所有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态文明的村镇，都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在发挥核心和引领作用。

农村建设中必须强化农村党的基层组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青岛农村像全国农村一样，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在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问题。

“强化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这种提法本身，可能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在这些人的认识论里，农村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应该撤离，撤得越远越好。他们喜欢的说法叫“乡村自治”，甚至县级以下的镇、街道最好也撤销，把县以下的乡村交给地方乡绅治理。

事实上，他们没看到，从管仲时代齐国“制国以二十一乡”，到大清王朝编联“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四乡村落各若干户”的保甲制度，都是希望把政府管理延伸到乡村，惠及每位村民。只不过由于地域广阔，交通、通信不便，加之生产力落后、管理手段匮乏，实施效果一直不甚理想，才不得不把乡村交给地方乡绅治理。

而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乡村组织，并且直接同国家权力相衔接，成为乡村生活的组织者、动员者和管理者——兴修水利、整修道路桥梁，普及文化知识，实行合作医疗，照顾孤老，推动农业技术应用，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各地农村相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解体，在释放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农民的集体观念却变得越来越淡薄，农村基层组织自身也越来越涣散，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大降低。

而在青岛，我们却看到了积极的变化。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逐步健全，能力日益提升，带动整个青岛农村恢复了勃勃生机。

青岛的实践表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组织健全、领导能力强的基层党组织。经济落后村要实现由乱到治，更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青岛农村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原来封闭的乡村社会走向日渐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时期。

激发群众与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

参与式发展正在青岛广大农村变为现实。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公众参与、自我服务的过程。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就要从政府的单打独斗，转到注重激发群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上来。

从青岛的实践看，近年来，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参与者日趋多元，社会管理服务日益开放，公众与社会组织担当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青岛农村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各种合作社、协会，它们在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涉农社会组织有农民自办，政府牵头、涉农政府部门或乡镇农业站（所）承办，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主办、农民与涉农企业联办，等等。运行模式有“协会+企业+农户”“协会+合作社+企业+农户”“协会+企业+基地+农户”“村委会+协会+农户”“协会+研究院（所）+企业+农户”等。业务涉及蔬菜、林果、畜牧、水产、绿色食品等涉农领域的产品开发、种植/养殖、产供销等环节，产品远销全国各大中城市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社会组织活跃在农业生产、技术、信息、流通等领域，服务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在提高农业现代化、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类推进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通过对青岛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事业进行深入观察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乡镇合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还是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等，青岛都是采取这种方法，稳步推进，少走弯路，取得成功。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为防止农民“被上楼”，维护和促进农民利益，青岛采取的方针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整合、示范带动、梯次推进，不搞“一刀切”；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立足实际，选择条件成熟的村率先示范，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循序渐进。

目前，青岛全市5633个村庄，正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即：借势大沽河综合治理，沿岸村庄适度集中；建设生态文明社区；以城镇化带动周边村庄向镇驻地适度集中；以工业化带动周边村庄向工业聚集区集中；以经济社会发展强村带动弱村集中建设；中心村联合附近村庄集中建设；就近小村整合建设；等等。

城阳区实行统筹规划、组团开发；黄岛区按照“捆绑开发、就地安置”“政府投资、异地安置改造”“政府主导、社区主体改造”“街道主体、企业代建”四种模式，推进村庄改造；胶南市以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启动村庄改造项目；胶州市在村庄集聚整合改造中，统筹解决村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