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发挥保险功能 冲破储蓄的瓶颈

保险是金融体系中媒介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机构，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和优势。而储蓄和投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中国30余年来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在于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有效动员了国内储蓄，并用之支撑了长期高强度的投资。

如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是储蓄短绌的国度，用百姓语言说，就是缺乏资金。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因此，动员储蓄，由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借以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确保在传统体制下被称为经济发展“死荷重”的日益增加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头号任务。换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并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归功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

动员储蓄的要义，就是向企业和居民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足够的激励，促其在当下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出理性选择。这种激励框架唯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方能达成。

从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看，市场化改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的市场经济；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大规模唤醒广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分权式改革采取的是渐进、而非“大爆炸”式的激进步调。我们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改革的措施也是逐步实施的。这保证了转型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平滑展开。

渐进的分权式改革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绩效。1978年，中国的储蓄率仅为38%, 2008年便上升至51%左右且保持至今；与此对应，中国的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且保持至今。平均而言，30余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且持续如此之久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支撑中国创造出GDP年均增长9.7%的奇迹。

高储蓄和高投资所以创造出中国经济奇迹，首先在于它有效地启动并持续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虽可从苏联援建156套工程算起，但全面的工业化则肯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标尺，1961～1978年，我国非农就业对总就业人口占比由22%上升到29%, 18年间年均增加不到0.4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中，非农就业占比则由30%上升到70%，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以上。由于非农人口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农业人口，工业化反转来成为提高储蓄率的有效引擎，并与国内投资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动。

高储蓄和高投资也有效支撑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无疑只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启动的。196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近21%。到了1978年，上升到近24%; 18年只增加了不到3个百分点。1978～1993年，城市人口占比由23.7%上升到27.3%; 15年间上升了3个多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全面展开，工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也进入快车道。中国城市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7.6%跃升至2014年的53%; 20年上升了25.4个百分点。

由高投资引发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与工业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的城镇化显然是由投资引领、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跟随工业化而展开，造成了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我们以为，这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反而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因为，它遵循的是“投资增加——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储蓄增加——城市发展——投资增加……”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保证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了就业的支持，从而大规模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早出现大城市无序膨胀、贫民窟遍地的严重社会问题。

新常态下，高储蓄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复杂局面的坚强基础。我们需要依托它继续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不断深入，我们需要依托它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同样，我们也需要依托它来应对诸如国际游资跨境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作为“借长用长”的独特中介机构，保险业具有其他金融中介所不具有的优势，即吸收长期储蓄、从事长期投资方面，保险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未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在保持高储蓄、合理配置资源和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期待中国能够早日从保险大国跃进为保险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