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与内发型发展论

（一）内发型发展论的特点

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论与以西欧为模型的现代化范式相比有着极大的区别。鹤见和子在上智大学的讲演中做了概述：“现代化论是单系的发展模型，而内发型发展论具有复数的模型；现代化论以国家、全体社会为单位，而内发型发展论是从我们生活着的具体的地域这样的小单位出发、寻求解决地球规模的大问题的一种尝试”；另外，“与现代化论最为明显的一点不同是，对现代化论的最重要的指标为经济增长这一点，内发型发展论则是以人的成长（human development）作为终极目标”（鹤见和子，2006a: 32）。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特点及其与现代化论的差异的论述，常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鹤见和子的一些论文和讲演之中。而当她详细阐述这些不同和特点的时候，总是要具体引用或者详细说明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这不仅因为费孝通的思想是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理论之一，也因为鹤见和子是“费孝通思想的最佳理解者”（宇野重昭、朱通华，1991: 7）。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地域观和传统观与费孝通的调查研究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其论证内发型发展论的过程中，更是把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作为她的三个事例之一加以详尽阐述。

在《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一文中，鹤见和子对内发型发展论的特点，或者说其与现代化论的不同点进行了论述，共总结了六点，在每一点中都涉及费孝通的研究或思想，一并被提到的还有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日本思想家柳田国男。费孝通之于中国，柳田国男之于日本，都在本国内创建了从乡村研究整体社会的方法，开启了以地域为基础尊崇传统的思想，也因此成为鹤见和子构建内发型发展论的两个理论来源（鹤见和子，1991b: 81～85）。现代化论是作为可以适用于全球所有社会的“普遍理论”而被构建起来的；反之，内发型发展论则是在记述各类不同的、具有多样性的小地域事例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来建立普遍化程度较低的假说或类型的一种尝试。在《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一文中，鹤见和子将其作为现代化论与内发型发展论的第一个不同点来论述。她认为如果把现代化论作为“理论”的话，内发型发展论就具有“原型理论”（proto-theory）的特征。以下是鹤见和子对作为原型理论的内发型发展论所具有的特点或内发型发展论与现代化论的不同之处所进行的概述，从中可以看出，在构建和完善内发型发展论的过程中，她受到了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费孝通的深刻影响（鹤见和子，1991a: 1～3;1991b: 81～85）。

第一，理论与应用该理论分析的对象的关系。鹤见和子认为，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欧诸社会的经验而抽象出来的，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抽象出该理论的社会，被称为同源（相同的）性分析方法；反之，如是运用于另外的社会就是非同源（不相同的）性分析方法。而在对日本和中国等非西欧社会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是运用源自西方社会的理论进行研究的非同源性分析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可以说是运用同源性分析方法的先驱。关于这一点，鹤见和子在另一篇比较柳田国男、费孝通和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有关乡村-都市关系研究的论文中，认为费孝通的理论是“以自己从实地调查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运用于现在的中国的社会变迁来思考发展的模式。用我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同源（homological）性的理论。而用美国的现代化论来剖析日本或者用美国的现代化论来剖析中国，这就是非同源性分析方法。也就是说，导出理论的社会与运用这个理论的对象的社会是不同的，这被称为非同源性的”（鹤见和子，1991c: 27）。

第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鹤见和子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8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系列演讲中对民族志“本地”（Here，本国的大学、研究所、学术界）与“他乡”（There，远离本国的异乡）的关系的反思引起了她很大的兴趣。但鹤见和子指出，这种西欧知识人士的自省、自诫“只不过是最近的倾向”，而柳田国男早在20世纪初、费孝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一边学习西欧的学说一边摸索自己的方法对本国社会进行研究了，所以她认为他们二人“以此意义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内发型发展论的先驱”。

第三，现代化论以国家为调查和比较分析的单位，而内发型发展论以地域为调查和比较分析的单位。鹤见和子认为费孝通和柳田国男都是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调查的，并且两者都把村落与城镇看作相关联的整体。

第四，现代化论缺乏对自然环境的考察，而内发型发展论强调与地域生态体系相调和的发展，重视自然与人类的共生共存。对此，鹤见和子指出，对地域的自然生态体系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费孝通和柳田国男都有着明确的态度。

第五，现代化论对近代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进行了明确区分，把前者向后者的转型看作现代化的进程；内发型发展论则重视在地域内积淀的社会与精神结构的传统，从传统中选择有益于解决现代问题的部分进行重新创造。对这一传统，鹤见和子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考虑：一是社会结构；二是技术；三是精神结构；四是情感。因而传统就是在一个地域中世代相传的社会结构、技术、精神结构、情感的形态（鹤见和子，1991a: 3; 2006a: 33）。另外，她还指出，传统的革新对费孝通和柳田国男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第六，现代化论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发展指标，而内发型发展论则把人的成长作为主要目标，而把经济增长视为它的条件。鹤见和子在提及“柳田国男把民俗学作为内省的学问，其调查方法中‘心意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的内容后，又引用了费孝通的观点，即“人的改变比经济更为重要。在研究小城镇的时候，不仅要看统计数字，还必须要观察人与人的关系，了解人的思想。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各国的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了精神文明的问题，这是个根本的问题”，进而说明柳田国男和费孝通重视“人”的学问、重视“人”的成长的研究态度。

以上六个特点是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一文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她将费孝通和柳田国男的研究看作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理论的论证依据（鹤见和子，1991b: 85）。在《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一文中，鹤见和子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特点，在此作为第七点内容。

第七，现代化论的推进者是精英层，而内发型发展的承担者是作为将地域传统适应于现代的需要、进行革新式再创造的主体的“关键人物（keyperson）”（鹤见和子，1991a: 3）。关键人物是复数的、多元的，未必出自精英层，也可能从地域的居民之中涌现出来。鹤见和子使用了哲学家市井三郎提倡的这个概念，并对其提出的“思考型关键人物”、“实践型关键人物”的类别，又补充上“政策筹划型关键人物”一类。鹤见和子在说明这一点时并没有直接与费孝通的研究相联系，但在该文的另一部分——“传统的再创造与关键人物”中，她以江苏省南部小城镇为例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能够反映村镇关系与工农关系的“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反哺”等现象，以此说明从根植于地域的传统出发进行适应于现代的再创造的事实，并把费孝通比为“思考型关键人物”，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总干事朱通华比为“政策筹划型关键人物”，把既是农民又在经营乡镇企业的企业家比为“实践型关键人物”（鹤见和子，1991a:6～8）。与之相关，在最初刊发于1994年的《从中国农民企业家来看关键人物》中，鹤见和子对作为内发型发展承担者的关键人物——江苏省农民企业家群体进行了描写，并记述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史。在结语中，鹤见和子是这样总结的：“以上，以江苏省为主，对现在的中国农民企业家的行为及作为关键人物的特征定位，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进行了描述。为了更明确地对农民企业家这样的新工业推进者进行特征定位，今后可尝试在积累事例水平的基础上，通过与从初期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家进行比较，开展理论化的研究。”（鹤见和子，2006b: 229）

（二）关于“地域”、“传统”、“第三体系”

“地域”和“传统”是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两个关键词，她在论述内发型发展论的论文中基本都要提到这两个重要概念，而对它们进行定义的过程则受益于费孝通的思想。关于内发型发展论的“地域”概念，在1989年的《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中，鹤见和子部分引用了从1976年开始提倡地域主义的玉野井芳郎对“地域”的阐述：如果站在人类同等的立场，“生活者”这个地域的承担者就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只有国家和国民的概念……地域就是这些“生活者们”在“由土和水形成的日常性的生态的生活环境中，孕育生命，养育生命，守护生命”的地方。注2鹤见和子指出，由于小地域是实现居民自治的条件，玉野井芳郎的“地域”概念也基于被限定的实体的小地域并强调以土和水为基础的人们经营生活的场所，因此，她认为对“作为内发型发展论的单位，有必要进行补充”，并且“以玉野井芳郎的作为被限定的实体的小地域概念为基础，考虑加上与其他地域的关系，尝试进行重新定义”，因此“所谓地域，就是定居者与漂泊者以及一时的漂泊者通过相互作用，具有创造新的共同纽带之可能性的场所”（鹤见和子，1989a: 51～53）。

注2鹤见和子（1989b: 51）引自玉野井芳郎《人类的性别的发现》（日文原题为：人间发见，1985春季号：76）。

鹤见和子“地域”定义中的“漂泊者”一词来自柳田国男，“考虑加上与其他地域的关系”是她从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中得到的经验，比如中国苏南的“地域”情况是复数的村落与其周边小城镇的复合体，“相互作用”、“共同纽带”则是她从“社区”（community）的各种定义中具有共同意义的三个概念“（被限定的）场所”、“共同纽带”（common ties）、“社会的相互作用”（social interaction）中得到的启示。而在1991年的《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一文中，鹤见和子以沿海大都市的现代化模式与农村地区的多样化内发型发展模式并存的实例，说明了内发型发展论不以全体社会而以地域为研究单位的理由。同时，因为玉野井芳郎的地域定义中并没有明确地域间的界线，所以，她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地域的内涵。她提到，“为了对地域进行更为具体的限定，柳田国男的都鄙连续论和费孝通有关村落与小城镇相关联的考察，对此大有帮助”。另外，她对作为内发型发展研究单位的地域进行了特征定位，但感觉还有未明确之处，然而，她最后表示“但无论如何，现在能说的，就是我终于找到了把地域作为复数的村落与城镇的连续体来看待的视角”（鹤见和子，1991a:3～5）。

对内发型发展论来说，“传统的再创造”是非常重要的（鹤见和子，2006a: 32）。上文已经提到鹤见和子的传统观，她认为传统就是在一个地域中世代相传的社会结构、技术、精神结构、情感的形态，并指出传统的创新是费孝通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对于内发型发展论的三个事例，她在内发型发展论的传统的精神结构层面进行了总结，其中对苏南的小城镇工业化她是这样论述的：“在江苏省南部的小城镇工业化的推进中，可以认为其根底在于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儒教以及大同思想。这些传统再创造的承担者是作为思考型关键人物的费孝通等知识人士、作为理论实践型关键人物的朱通华等地方行政担任者，以及实践型关键人物的沈圭生等地域的农业和企业的指导者。”（鹤见和子，2006a: 52）另外，鹤见和子在《内发型发展与模式论》一文中坦陈了自己在内发型发展和外发型发展关系上的思想变化过程：“最初我认为内发型发展和外发型发展是截然区分的，在后发社会，两者是分别在不同的地域并存。但是，看了在苏南的变化过程以后，两者的结合型（在中国，称为内发、外向结合型）作为第三个类型表现出来。而且，在珠江，显示了内发、外向结合型‘上升转化’，其重点从外向到内发转换的过程。”（鹤见和子，2006c: 170）可见，在内发型发展和外发型发展的分类以及关系上，鹤见和子也从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中得到不少启迪。

鹤见和子倾注毕生精力提倡的内发型发展论，于她本人来说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发展的学问”（川胜平太、鹤见和子，2008: 50），于学问来说是“以社会变动论的范式转换为目标”（鹤见和子，2006d: 8）的探索，于社会来说是有别于夺取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而以谋求人的成长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在当代，第一体系是政治权力，第二体系是经济权力，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危机所带来的核战争威胁及世界饥饿问题的能力，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人们为了自身以及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得到发展而组织起来”，这样的“人与人的联合体，在不谋求夺取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情况下，就构成了第三体系”——这是马克·奈尔芬（Marc Nerfin）对第三体系的定义，如和平、女性解放、环境保护等就属于第三体系，所以，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就是第三体系多样化形式中的一种（鹤见和子，1989a: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