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内发型发展论的解说、运用与费孝通思想

（一）川胜平太对内发型发展论的解说

在日本出版的学术专著之后一般都会附上一篇其他学者对作者学术思想的解说，为鹤见和子《曼荼罗IX环之卷——源自内发型发展论的范式转换》一书进行解说的是川胜平太。在题为《解说：内发型发展论的可能性》的文章中，他指出“内发型发展论真正的秘密在于鹤见和子的人生之中”，并在文末提道“内发型发展论是冠以鹤见和子之名的理论。鹤见和子的存在是现代日本的现象。对产生这样的女性的日本文化，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感到无上骄傲”（川胜平太，2006: 357、362）。在西方理论学派林立的情况下，这样一位女性社会学家构建日本本土化理论实属不易。鹤见和子在1976年开始提倡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观之后的第三年与费孝通相遇，经历了与后者共同调查研究小城镇的阶段，她的内发型发展论逐渐成型并完善，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费孝通的思想。还未曾谋面的川胜平太竟然能够敏锐地写出这样恰当而明确的解说，鹤见和子对此很是吃惊，因为还没有人能像川胜平太那样解读她的内发型发展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了解这篇解说的内容，也就知道有一部分就如同在解说费孝通的思想一样。川胜平太在写完那篇解说之后，又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对鹤见和子进行了两次访谈，其内容以访谈录的形式于鹤见和子去世后的2008年出版，题为《何谓“内发型发展”——面向新的学问》。原本由鹤见和子撰写序文的计划因其离世而未能实现，因此川胜平太的解说作为序文再刊于访谈录之首。

在日本，大学教师一般按照自己运用的理论或者对某理论的兴趣讲授方法论课程，大都在一个学期内讲一种理论以及相关内容，包括其构建、成型、应用、发展、批评，以及现状、教师自己的观点等，可谓全面而具体。在西方理论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发型发展论是作为本土化理论和新的方法论出现在大学课堂上的。有的教师会把课程名称定为“来自日本的对现代化的反论——内发型发展论”，内容主要为鹤见和子的生平经历、学术观点、内发型发展论、该理论运用现状、学术界的批评，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等。对内发型发展论产生很大影响的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及其与内发型发展论的关系都是必讲内容。另外，川胜平太对内发型发展论的解读——“解说：内发型发展论的可能性”也是授课内容之一。如前文所述，在川胜平太对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解说中经常提到费孝通，下面我们把这一解说进行一些整理，以此作为一个侧面来理解费孝通之于鹤见和子、费孝通之于内发型发展论的意义。

川胜平太首先写到，正如泰国、中国、日本这三个事例所呈现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内发型发展论是理解非西洋社会特有发展方式的方法论的尝试，并且可以预见，鹤见和子独特的内发型发展论是在对作为西洋的内发性理论的历史唯物论、现代化论进行批评进而涵盖的基础上，具备凌驾于两者的体系性、整体性的一种理论（川胜平太，2006: 348）。川胜平太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在解说中以十二条的内容揭示了内发型发展论的分析对象和方法论的特点（川胜平太，2006: 348～356）。

第一，“内发型发展论是以有生命的事物为对象，具有生命论的特点”，内发型发展论的第一特点在于认清自律的生命这个命题。

第二，“内发型发展论可被看作具有向万物开放的性格，对其的分析的方法论也不是闭锁的，是生成中的体系”。正如鹤见和子所说“人类是自然的完美的一部分”（鹤见和子，2006a: 57），内发型发展论以自律的生命体为视角，但作为分析对象，它与自然是不可分的。

第三，“内发型发展论以创造的过程为对象，是理解什么是创造的方法论”。鹤见和子介绍了费孝通说过的话：“他们（少数民族）是自己解放自己”（鹤见和子，2006a: 68），说明“对潜在的可能性，当自觉认识到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力量”。“隐藏着的力量，鹤见和子在此书的各处用‘传统’这个词来表现，并且把传统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以新的面貌苏醒，称为‘传统的创造’、‘传统的再创造’”，所以，“内发型发展论着眼于这样的创造过程，是把对它的理论化置于方法论中的创造的理论”。

第四，“内发型发展论是考察关联性的发展论”。以与外部的相遇为契机，内部具有的可能性会突发出来。比如在中国，正是因为与西欧的理论和思想相遇，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才会重新显现出来，而大同思想对中国而言就是传统。“内发型发展论的特点在于，于外部的关联性中探索特有的形态，并且是寻求不同地域的发展系列的网络的可能性的一种方法论”。

第五，“内发型发展论是自我认同的理论”。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当自身的力量被自觉认识，人就会自立，所以“内发型发展论是探求自我认同的方法论”。

第六，“内发型发展论的最主要的对象是人，具有人类论的特点”。因为内发型发展论中的“发展”就是指人自身的成长。

第七，“内发型发展论是指导者论”。在书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收录的论文中，大都有关于“关键人物”的论述，这说明对内发型发展论来说，“关键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费孝通是理论型关键人物，农民企业家是实践型关键人物。因此，“内发型发展论是阐明什么是领导力、什么是领导者的指导者论”。

第八，“内发型发展论以危机为对象，是克服危机的动态论”。从内发型发展论的三个例子可知，在泰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日本的公害地域受到特别关注的都是外部力量带来的危机现状。正因为处于危机之际，一直没有被意识到的、沉睡着的力量才会觉醒。费孝通指出，“对社会进行探索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变化定出方向。为此，就必须仔细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鹤见和子，2006b: 85），其中蕴含着对现状的正确分析与现状变革二者相通这一事实的信心。“内发型发展论是建立在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这种信心的基础上，把危机的现状从正面加以明确的危机理论”。

第九，“内发型发展论的分析对象的单位是地域”。内发型发展的目标是人，人不是生活在空气中的，而是生活在刻有文化烙印的地域社会。如鹤见和子在论述作为实践型关键人物的中国农民企业家时，都以专有人名、专有地名来描述，这些在历史唯物论和现代化论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内发型发展论是具有语言之精湛意义的地域研究”。

第十，“内发型发展论是主张多样的地域性、多样的发展系列、多样的人群的价值多元论”。西欧的发展也是发展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任何地方都适用发展理论，存在多个发展模式是可能的。阐明一个一个的模式并且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内发型发展论的使命。

第十一，“内发型发展论是具有全球意向，或者是具有整体性视野的发展论”。把地球作为整体时居于部分的就是地域，在部分之中存在整体。

第十二，“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不是西欧，而是源自日本以及亚洲的理论”。费孝通和柳田国男以农村调查和传统研究为基础，各自在本国开创了内发型发展理论，并未脱离地方性，所以，在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亚洲土地上也能够生成这样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自然有其充足的理由。

从以上川胜平太多达十二条的解说中，有一半（即第三、四、七、八、九、十二条）都直接引用了费孝通的观点或其小城镇研究，说明费孝通的思想在理解鹤见和子及其内发型发展论时的意义，同时，如前文所述，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如同在解说费孝通的思想一样。比如：在第三条中，川胜平太说的“对潜在的可能性，当自觉认识到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力量”，就似乎在解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在第四条中，川胜平太认为内发型发展论“是寻求不同地域的发展系列的网络的可能性的一种方法论”，又让我们联想到费孝通从小城镇走向区域的研究。如果对费孝通朴素的语言进行理论的深化，那就是一种考察关联性的发展论。在第八条中，川胜平太认为“内发型发展论以危机为对象，是克服危机的动态论”，从这种把面临的社会问题看作人类危机的态度中，或许更能感受到费孝通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在第十条中，川胜平太指出“阐明一个一个的模式并且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内发型发展论的使命”，而这也是费孝通研究的使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费孝通调查研究方法论简洁明了的概括。

（二）日本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

以地域为基础重视居民的主体性是日本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所以内发型发展论在日本很多学科的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如环境社会学以内发型发展论来指导地域发展的规划、政策，按某个发展观走到尽头的现代化将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如果将以地域为基础的内发型发展论运用到地域发展的计划中，让居民自己考虑发展的模式，则有可能避免环境问题的发生。

对日本环境社会学做出贡献的社会学家兼民俗学家鸟越皓之，在《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中把“内发型发展论与地域计划”作为第十四章的内容。鸟越皓之在该书中认为，与现代化论完全不同的内发型发展论就是指国家按照自身模式进行发展，是比国家规模更小的产生于社区（community）的政策论，具有重视地域自然与文化相调和的特点，特别是亚洲的内发型发展论更注重在精神方面的人的发展，并且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鸟越皓之指出，鹤见和子等通过对日本以及中国的田野调查对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调查中他们遇到了很多虽然声音比较微弱但想法一致的地方领导和研究者，因此，内发型发展论与其说纯粹是研究者勾画的模式，不如说是鹤见和子等把在各国各地都存在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理论的梳理并为其确定方向。在书中，他还从鹤见和子的论著中引用了费孝通关于寻求不同发展模式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与过去的中国农村政策有着很大区别（鸟越皓之，2006b: 192～193、195）。

三木真冴在《内发型发展论和柬埔寨的佛教开发的可能性》注3一文中则从地域开发研究的角度和内发型发展论的立场来探讨柬埔寨的佛教开发的可能性，在尊重鹤见和子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基础上，试图展示内发型发展论的现状。该文认为经济至上开发主义带来的弊害已经显而易见，所以有必要倡导作为另外一种发展方式的内发型发展论。作者指出，在论及内发型发展论时，鹤见和子阐述的来自第三体系的发展亦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开发应该成为重点，因此有必要强调NGO的存在。另外，虽然在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事例，但鹤见和子指出先发国家也具有改变自己的必要性，因此，作者提出像佛教开发那样的“以改变自己进行社会再建构”的观点对先发国家来说也是必要的。而且，在梳理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过程中，作者认为鹤见和子以下的观点，即从自己的传统中选择解决现在所面临问题的方法，进行适应于时代与环境的再创造，也“受到了鹤见和子所论述的内发型发展论之原型的柳田国男和费孝通的研究的深刻影响”。

注3三木真冴的《内发型发展论和柬埔寨的佛教开发的可能性》（内发型发展论佛教开发可能性），见http://www.obirin.ac.jp/la/ico/images/04report/2007_miki.pdf。

正如三木真冴所指出的，在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中发展中国家的事例居多。鹤见和子虽然也论及了柳田国男和费孝通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但泰国、日本、中国的三个事例却都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状态。因此，既有的对于内发型发展论的应用更倾向于研究当下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案例。

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帝国在过去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自1840年以来它又是如何应对“西洋的冲击”并由此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将走向何方？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三石善吉在《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一书中运用内发型发展论来探求传统中国内发性发展的动因。他认为，“‘内发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指的是，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对这个“文化基础”，三石善吉认为“一言以蔽之，‘文的传统’。所谓‘文’，是指表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总称’”。三石善吉在该书的绪论“问题所在——内发性发展”中回顾了内发型发展论的形成与发展，他首先引用了鹤见和子的定义，然后介绍了西川润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更为简洁的表述：“后发社会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他认为“西川润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外来因素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轮廓”。同时，三石善吉对“endogenous”这个被翻译成“内发性”的词语意义进行了解剖。他指出，在一般辞典中“endogenous”可被理解为内面的发展或者内在的成长，特性就是强调事物内部的自发性发展，而外来模式的导入、独创性的转化和能动发展的意义是相当微弱的。但是，“endogenous”已经被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以及鹤见和子作为含有内发、外发两层意思的用语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就将其理解为内发性发展，特指后发国家尊重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以谋求发展的模式（三石善吉，1998: 1～4）。

对三石善吉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研究传统中国的学术意义，翻译此书的余项科在“译后记”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长期以来关心近现代中国问题的人因受到“西洋中心论”和中国政治的影响，看到更多的是百年来中国的外在现象，而看不到其自身的五千年文明对中国人以及人类整体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三石善吉的这本著作对“保持固有的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文化”这一内发性发展模式展开了论述，所讨论的正是“传统与现代化”这个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三石善吉，1998:215～216）。

当然，内发型发展论也和其他理论一样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的否定，这很正常。如石田浩（1995）对在中国农村内部试图发现内发型发展可能性的观点表示怀疑；另外，冈本真佐子（1997）对“内发型发展”与“现代化论的开发”两者间界线的明确性也提出了疑问，认为很难确定这是否是基于“地域固有的知识”的自发性行为，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三）中国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

1991年正是鹤见和子对内发型发展进行理论化构建的时期，这一年，费孝通和鹤见和子参与的中日“小城镇”共同研究项目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其中收录了费孝通和鹤见和子等11位中日学者的论文。按照“小城镇”中日共同研究成果的出版协议，论文集将同时出版中文、日文两个版本，由日方主编宇野重昭起草第一稿序言，中方主编朱通华予以补充。日文版的书名如以中文表述的话，可以是《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和内发型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中文版的书名为《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虽然中文版和日文版在1991年同时出版，但两者的书名却不尽相同。从字面上理解，中文版的书名突出了小城镇问题，这是当时备受中国政府重视的研究课题；与之相比，日文版的书名则强调当时日本学术界正在倡导的反现代化论的新的方法论——内发型发展论，而且，日文版的书名同时体现了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对象，明确表述了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研究与应用内发型发展论的关系这一意图。不仅如此，日文版在目录编排上也精心设置，试图展现将内发型发展论应用于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研究意图。日文版把11篇论文分成五大篇章：第一篇是“关于研究方法”，第二篇是“江苏省和大分县的尝试”，第三篇是“中国农村都市化的进程”，第四篇是“来自亚洲的反馈”，第五篇是“变化的农村”。根据日本出版社的习惯，论文集的序言一般都要对所收论文进行扼要的内容介绍和研究评论，明确该论文集目录编排的逻辑性，以此反映某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由宇野重昭完成草稿再由朱通华补充的中文、日文版序言也不例外。

如果把日文版序言中对篇章设定的说明进行概括的话，以下的逻辑意义将得以呈现。第一篇“关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孝通和鹤见和子思想的诠释来说明研究所持的方法论：费孝通对四年小城镇研究的思路回顾展示了他从事实出发运用功能主义的比较论、类型研究到探究农村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发展轨迹，而鹤见和子将欧美学术研究成果与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在对费孝通的思想进行普遍性表达的同时也再现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内发型发展论是两者互动的基础；第二篇“江苏省和大分县的尝试”是论文集的中心内容，以中国江苏省和日本大分县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农村以及地方城市自律性的发展形态；第三篇“中国农村都市化的进程”中收录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成员的三篇论文研究江苏省“自下而上”的小城镇发展，反映了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重视“内发性”的特征；第四篇“来自亚洲的反射”由两篇日本学者写的文章组成，主要说明亚洲的内发性发展经验对欧美的现代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五篇“变化的农村”收录了中日各一位学者的论文，揭示了现代化带给农村的负面影响（宇野重昭、朱通华，1991: 3～8）。以这样的逻辑进行编排，既有内发型发展论的方法论，又有中日两国基于事例的实证研究，所以从目录上可以看出这是提倡用内发型发展论展开研究的论文集，这也是日本学术界发展新学科、开拓新领域时的一种方法。

而中文版的论文集从书名上就反映了与日方关注问题的不同，而且在目录编排上并没有对11位中日学者的论文进行明确的归类。一篇对该书的评论文章曾对这11篇论文进行分类介绍，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整本论文集在问题意识上的逻辑性，但通过主题概括可以看出各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殊途同归的内发型发展”、“模式不是样板，而是类型”、“‘苏南模式’与‘大分模式’”、“‘一村一品’与‘离土不离乡’”和“农村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沈立人，1992: 128）。可见，该文基本上是按照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进行解读的，对日方特别关注的内发型发展论之方法论并没有给予特别回应，就像该文开头概括的那样，这本学术性专著“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沈立人，1992: 128）。

因此，从日文版的篇目设定、目录编排以及日文版序言可知，日文版充分显示了以内发型发展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的逻辑意义，而中文版因为在目录编排上的随意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一意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文版虽然为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交了一份国际学术交流的答卷，却没有对内发型发展论有所重视。而日文版其实是把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作为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证研究事例，为内发型发展论在今后相关学科的应用打下基础，这一点在本文前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经得到印证。

在这本论文集出版的前一年，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已经被选译成中文，题为《“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鹤见和子，1989b），但因为当时中日两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内发型发展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并没有被中国的研究者所重视。但尽管如此，“内发型”或者“内发性”这个用语已被中国的学术界所接受。费孝通曾说，“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可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我指出这一点体会，很可能与日本鹤见和子教授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有相通之处”（费孝通，1991:8）。李友梅在《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以“探索走向富裕的‘内发性机制’”以及“寻求推动发展的外力——合作机制”为主题，明确地诠释了费孝通为边区发展谋出路的思想（李友梅，2005: 95）。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内发的村庄》中梳理了包括鹤见和子在内的学者对内发性发展的定义，并把“内发发展”评价为中国村落发展的理想形态（陆学艺，2001: 7～9）。

虽然以乡镇企业为动力的中国农村的发展被日本学者评价为内发型发展，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也对鹤见和子构建内发型发展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国内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开展起来。仅仅对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不完全统计，除了在1997年、1998年各有一篇涉及内发型发展论的文献外，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对此做过研究，从2004年到2009年，每年只有两三篇相关论文刊登出来。从2009年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有增加的趋势，但基于地域调查的研究方法仍不多见。

从以上可知，内发型发展论不同于其他抽象、普遍的理论，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如果不理解以地域为基础、以生活者为立场的重要性，要运用和发展这个理论是很困难的。另外，可能因为很多相关的论著没有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对内发型发展论本身也存在误读的现象，最为明显的是定义引用的错误。在1989年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被译成中文时，由于篇幅所限，译者对原文做了删节，原文中鹤见和子提示的“我的关于内发型发展论的思考进行如下概括”（鹤见和子，1989a:49）这句话被删去，以致在译文中她所阐述的定义的内容（鹤见和子，1989b: 10～11），很可能不被理解为一种定义。

另外，《内发的村庄》一书引用的鹤见和子的定义——“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陆学艺，2001: 9），并不是她本人所下的定义，而是她在《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中翻译整理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关于“另一个发展”的定义。从引用的页码差异可知其错误，鹤见和子的定义是在第49页，而不是在第46～47页。就像在本文前言部分介绍的那样，在原文中鹤见和子是在梳理和参照了西欧、亚洲发展中国家等一些有关“发展”的定义，包括“另一个发展”的定义之后才给出自己的定义的。当然，也可能正因如此，其最基本的意思应该是相同的。另外，定义本身过长也可能是导致被误读的原因。但问题是，有几篇从《内发的村庄》转引鹤见和子定义的论文也就这样误读下去了。

鹤见和子给出这个定义是在1989年，之后有很多学者通过调查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如以上提到的西川润等。因为费孝通与内发型发展论有不可分的关系，至今日本学者在解读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或者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进行实证研究时，费孝通这个名字仍然是经常被提到的。近年来，虽然在中国运用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但与日本的情况不同，费孝通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不被提及。这也许仍然是因为有关内发型发展论的论著在国内很难见到，导致费孝通与内发型发展论的关系亦不被众人所知，而这种现象背后所透射的对两位学者的理论精髓——人的成长和文化的自觉——的理解缺失是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