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鹤见和子和“内发型发展论”

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区域发展研究、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思想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不仅对国内的人文研究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国外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学者特别是日本社会学研究者也有很大影响。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把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上升到普遍化的高度，使之在日本发展为可应用于多学科研究的“内发型发展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对费孝通思想进行时代性和普适性的思考，得到对中国文化自知性和自主性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本土化理论建设与应用的启迪。

鹤见和子于1976年提出“内发型发展论”，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鹤见和子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查和研究，在具体的比较分析过程中构建了“内发型发展论”，并指出该理论的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鹤见和子在《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注1一文中指出：“我曾经把柳田国男的研究看成是日本的内发型‘社会变动论’，在此，想把它改称为‘内发型发展论’。与之相关，把费孝通的研究看成中国的‘内发型发展论’。”（鹤见和子，1991b: 80）在日本，自鹤见和子提出“内发型发展论”之后，“内发型发展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被很多学科接受和应用；近年来，相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发型发展方式的理论，它的多面性和深刻性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鹤见和子构建内发型发展论的背景和过程的理解，以及对内发型发展论在一些学科的应用与实践的介绍，来考察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被日本社会学家吸收进而普遍化、本土化的事实，并阐明费孝通思想和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在多个层面的关联，进而思考费孝通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认识中国文化的自知性和自主性，并从日本本土化理论的建设与应用中得到一些启示。

注1《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日文原文题目为“内发的发展论原型——费孝通柳田国男比较”）的日文原文为宇野重昭、朱通华主编的《农村地域的现代化和内发型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日文原书题目为“农村地域近代化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国际书院，1991）的第二章，其中文为朱通华、宇野重昭主编的《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的第二章。本文引用的是日文原文。

现代化论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以美国为中心而形成。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能源危机、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等弊端不断显现。因此，一些非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对西方外发型发展方式的照搬模式，思考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发展”方式——与自身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内发型发展”。内发型发展就是为了诊治或预防以西欧为模型的现代化发展论所带来的各类弊害而发生的社会变化的过程（鹤见和子，1989a: 43）。

“另一种发展”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在1975年向第七届联合国特别总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提出的发展概念。“另一种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四个：（1）满足生计、健康、居住、教育等生存的基本要求；（2）依靠地域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互动满足上述要求，这种行为被称为自助；（3）保持与地域自然环境的和谐；（4）为了各自社会内部的结构变革进行行动。报告书也提出了满足条件状态下的发展和生活方式（life style）: “不同地域的人的集团能够依据各自固有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以及地域共同体男女成员的创造性，通过与其他地域的集团的交流，进行该地域的创新活动。”

而鹤见和子在还未得知“另一种发展”概念的情况下，于1976年使用了“内发型发展”这一表述。基于这两种思考都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论的反思，都是要说明在其之外还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鹤见和子因此认为内发型发展与“另一种发展”可以作为同义语使用（鹤见和子，1989a:47）。鹤见和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内发性”概念，主要有如下两个理由：第一，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流社会学，把英国、美国等先发国家看成内发性的发展者，而后发国家以之为样板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被看成外发型发展。她对这样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明确表示后发国家也可能有内发型的发展方式。第二，特别是从后发国家的立场，研究者需要强调精神的、知性的发展，也就是强调自我觉醒以及精神的、知性的创造性，因为发展并不仅仅限于物质生活。她主张通过精神的觉醒、知性的创造，人们能够成为社会变化的主体。鹤见和子将这些思想整理为学术观点，并于1978年在日本国际联合大学召开的有关“内发性文化的知性的创造性”的亚洲地区研讨会上提出。尊重地域文化遗产（传统）、地域居民的自我变革和主体性也是鹤见和子强调内发性的理由之一（鹤见和子，1989a: 48）。她列举了一些实践事例，包括泰国、斯里兰卡源于佛教传统的自助运动，复兴人与自然共生思想的日本水俣的地域环境再生运动，以及中国小城镇工业化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参照西欧、第三世界、亚洲发展中国家等一些有关“发展”的定义之后，鹤见和子给出了自己对内发型发展的思考。她是这样定义内发型发展的：“所谓内发型发展，在目标上是人类共通的，对这个目标达成的途径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模式，是富有多样性的社会变化的过程。而共同目标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以及集团满足衣、食、住、医疗等基本的需求，创造能够充分发现各类个人作为人的可能性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对生成现在存在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差距的结构，人们要共同合作进行变革。至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之道（way of life）等，各个地域的人们及集体在适应于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以及结合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的基础上，自律地进行创造。”在定义之后她又补充：“在世界范围内如果内发型发展能够展开的话，就会成为多系多样的发展。而且不论是先发还是后发的国家，有可能相互对等地进行样板交换。”（鹤见和子，1989a: 49～50）鹤见和子的这个定义是在她1976年开始倡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的十余年之后进行的归纳和总结。在内容上似乎冗长了一点，但其中不仅蕴含了她对已有发展定义的理解和扩展，而且更加侧重她对现代化论的挑战和内发性的思考。两年之后，鹤见和子在《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一文中认为定义应该更简洁一些，但因为内发型发展论是她对在美国学习到的现代化论进行反思与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她最后还是一字不改地引用了这段定义（鹤见和子，1991a: 1～2）。

内发型发展不是从外而来或从上到下的地域开发方式，而是由内而来、由地域而行的根植于人民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1989年，鹤见和子在执教20年的日本上智大学做了最后一次授课讲演，题为“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将内发型发展的特点表述为“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根植于地域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地域的文化传统，依据地域居民的共同合作，开创出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一种创造性的事业”（鹤见和子，2006a: 32）。关于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一是泰国的农村自助运动，二是日本水俣的地域环境再生运动，三是中国苏南的小城镇工业化），成为鹤见和子证实内发型发展论的有效性、完善内发型发展论的重要概念“地域”和“传统”的定义，以及发现内发型发展的多样性形态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为建构和完善内发型发展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