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从这些经济体的GDP平均值、通货膨胀调整、实际增长率等方面可明显看出。例如，美国在1980～2007年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62%，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2008～2013年的年增长率仅为1.42%。前后两个时期，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为2.61%和1.09%，欧洲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增长率为2.42%和不足0.65%。与20世纪50～7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相比，1980～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无疑是令人沮丧的，至于2008年以来的增长率更是少得可怜。遗憾的是，在2015年以及未来的几年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仍然比较黯淡，相关内容会在后续章节中进行深入讨论。
长期的经济停滞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数千万的长期失业人口和非充分就业人口，以及逐渐威胁到民主国家性质的、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另外，必要环保举措的落空也带来严重后果。
何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会陷入经济停滞呢？这种长期的经济停滞状态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也不曾发生。为什么重振经济增长的政策并未奏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并未奏效的经济政策依旧被强制推行？
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8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的核心原因是很明显的，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就这些发达经济体而言，其GDP中约有2/3都来自消费需求的增加。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二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因而就企业而言，它们没有理由加大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相反，低投入必然导致低经济增长。
8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三个主要原因如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政策没有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及时适应“消费社会”的变迁。80年代人类社会第一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型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已经迈进或正在迈进“满足型消费”的队伍。“满足型消费”的实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二战后经济稳步、快速的增长都使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从而将人们推进了“满足型消费”的行列。
不容否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015年会超过3万美元。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今天人们对商品以及服务的消费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在下列熟悉的现象中更是显而易见。
纵观刚刚过去的3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肥胖人数不断增加，人们的衣橱中也堆满了几乎不穿的衣服，仿佛有一种强制力促使人们去冲动购物，购买一系列无聊的甚至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自80年代以来，人们在非必要性支出方面的开支呈指数级增长，例如，在数码产品方面的消费以及众多为满足虚荣心又或者是一时兴起的奢侈品消费都在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多数民众似乎已经对购买“无用处”商品的行为习以为常了。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富人总是沉湎于“炫耀性消费”，以此来达到炫富的目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年）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及了这种“炫耀性消费”。然而差别在于凡勃伦所指出的“炫耀性消费”多局限于少数富人群体，80年代以来的“后满足型消费”却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群中。
大量数据表明，这种现象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我们只列举这样一个例子，相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假设1975年美国各超市所售物品平均数量是1万种，那么2013年这一数值则翻了两番，突破4万大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超市售出了越来越多的同类产品，这些产品的相似度极高，它们彼此的差异更多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虚假性的差异，远非实质性的差别。就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境况也别无二致。
2013年，美国的广告费用总投入高达3300亿美元，占其GDP的2.2%，这一数值相当于希腊1140万人口所创造的GDP总和，是美国政府2013年教育投资支出的2.5倍。这些广告费用投入的宗旨在于刺激人们的消费，激发人们去购买那些“自己都不曾意识到他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关数据进行观察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它们的广告费用支出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即使在广告支出占GDP比例最小的日本，这一数值也相当可观。2014年所获得的数据显示，日本2012年广告消费支出超过GDP的1%，但即便如此，50亿美元的支出也相当于阿富汗3200万人口所创GDP的3倍，同时也远高于日本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
事实证明，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谋求生存、获得成功，势必会销售越来越多的“后满足型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无论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多么没有必要，抑或造成多大的浪费，它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通过打造流行时尚，淘汰所谓的过时商品，并在其中加入一些新的赚人眼球的、实际上却微不足道的新功能，再加上相关营销策略的运用，这一系列行为已然构成众多企业人为制造消费需求的一种模式。在外界刺激因素的导向下，人们更趋于选择并购买新产品而淘汰旧产品，很少会对旧产品进行有效修理和维护以便继续使用。有时，那些所谓的“旧产品”即便仍然保持着一种很新的状态，也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勤俭节约”这种良好的品质不断被暗示为一种过时的、守旧的理念。许多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在意他们无所顾忌的生产与消费对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破坏。
另外一个能够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满足型消费”时代的事实是自80年代以来，就这些国家的企业而言，毫无例外地，民众对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消费比率不断走低，呈现下滑趋势，换句话说，即需求不足。例如，G7（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消费比例持续低于80%～85%。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一比例跌至60%～70%也就不足为奇了。简言之，80年代以来，伴随持续的消费短缺，G7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萎缩。
汽车产业的变化最能反映这一现象。最新的数据显示，如果汽车行业发挥最大的生产效能，那么2012年的汽车年产量可高达9400万辆，然而同期的销售量却仅有6400万辆。在过去的几年中，汽车的销售在一些新兴经济体还是有较为显著的增长，尽管如此，汽车行业的生产能力仍未能得到有效的“施展”。也正因如此，汽车行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行业会采取各种促销策略以提升销售量。
不容否认的是，自80年代以来，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诚然，服务业的确存在需求过旺的情况，但这种现象是在众多原因作用下形成的，偶然性因素非常多，并不足以代表服务业的普遍状况。事实上，服务业处于一种长期产能过剩的状态。倘若不是餐饮业、酒店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在过去30年中存在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何以在同工业的比较中，服务行业表现出更加“疲软”的竞争力，破产企业数量也明显高于后者呢？不仅如此，已有数据清晰表明，与其他行业相比，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是处于一种增长停滞状态，其失业率以及非充分就业率也远高于其他行业。
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80年代以来，许多人的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下滑，失业人数和非充分就业人数则不断上扬，因而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仅无力购买奢侈品，甚至连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也无法全然满足。这无疑是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和财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第二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做翔实而具体的分析。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生育率史无前例地下跌，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持续下降。相关数据显示，只有当女性生育率达到2.1时，国家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总的来说，二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生育率可以达到3.0。但是70年代之后生育率便开始走低，到2014年，美国的生育率已经逐渐下降至1.86，幸好有移民力量不断补充，美国才得以避免陷入人口总数减少的困境。其他国家的状况也并不乐观，例如，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4～1.5，英国生育率也仅有1.9。在法国，纵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使生育率保持在2.08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实际生育率也低于2.1的基准线。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1.2～1.4，此外，日本还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以及人口锐减的问题。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低增长或者持续下滑，都将成为消费需求增长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美国、英国、法国近些年始终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状态。尽管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维持着贸易顺差，但其额度所占GDP的比重还不及1.2%，与80年代之前的贸易顺差额度相比，这一数值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就日本而言，直到2011年它都维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但时至今日日本也加入了贸易逆差的行列，其贸易逆差的额度已经超过了GDP总量的1%。回顾二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间，这些国家都保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无形之中增加了对国内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而今时过境迁，过去的贸易顺差态势已难以重现。就这些发达国家而言，唯一例外的要属德国了，德国一直保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其额度超过了GDP的7%。但德国保持这一现状的秘诀并不光鲜，它更多的是通过削减工资增长幅度、增加贫困人口数量以抑制国内需求来实现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随着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的证据愈发确凿，如需求增长缓慢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动力不足，政府部门着力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刺激需求、恢复增长，然而下述原因的存在使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成效。纵观这些政策，它们多集中于扩大供给，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依然沉迷于“小政府”的定位，并继续奉行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而就自由党政府而言，无论情愿与否，他们也选择了“小政府”的定位和绝大多数的供给学派主张；与此同时，大多数选民也对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的举措给予支持，他们认同“小政府”主张，支持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减税以及其他经济政策。针对相关原因的讨论，在本章的后续部分，以及与美国、日本、德国和其他四个欧洲经济体相关的章节中将进一步展开。这里，我们暂且先转向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批判。
供给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停滞现象，其根源在于低投资率，基于此，应该努力提高投资率，至于具体举措，则是要坚决执行减税政策，特别是要对那些富人和企业减税。然而，这一主张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在过去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事实并不能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存在为进行投资而积聚资本的困难，相反，只要有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有必要的投资紧随其后。80年代以来，利率持续下降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资本处于“供给过度”的状态，可用资本总量远大于贷款需求总量，导致贷款利率下降。
在美国，考虑到偶然性因素所引发的波动，作为“基准利率”的政府十年期国债利率持续下降。美国在2008年采取非传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前，这一利率从1981年的峰值13.9%跌至2007年的3.4%。2008年采取该政策后，到2015年这一利率降至2%左右。日本的国债利率亦大幅下降，从1980年的8%左右降至2013年前的2%，随后日本银行向市场注入大规模资金，以致利率在2015年伊始就跌至0.3%。同期，欧洲也出现了国债利率大幅度下滑的现象，例如，英国的国债利率从14%跌至4%左右，德国从11%跌至2%以下。2008年之后，加上欧洲中央银行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国债利率更是低至0.75%左右。当然，企业的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是会保持高度一致的。
企业会因缺少资金而抑制投资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前文所提及的产能过剩，已经使这一言论不攻自破。就这一问题，在后续章节中还会继续给予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拥有大规模的现金积累（这里所说的现金也包括近乎现金形式的、可以在短期内出售的金融票据）, 80年代以来企业现金积累额缓步走高。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位列美国前500强的企业，其现金占有额高达2万亿美元，位列日本前400强的企业拥有的现金总数约2.2万亿美元。而欧洲最强的5家企业现金总数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一家德国企业更是遥遥领先，拥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现金积累规模。上述数据源自各国中央银行，因而是可靠且值得信赖的。
值得强调的是，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贷款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可以发现以下事实：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型企业也面临着和大型企业相似的银行贷款难问题，只有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企业产品销路不佳，未来销售前景黯淡时，中小企业方能从银行获得一些贷款。为进一步论证这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结论，我们姑且在这里引用2012年美国独立企业联盟的相关调查结果：“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如何，当企业处在优势地位时，银行会拒绝为其提供贷款，反而只有当企业销量下滑，且在短期内无望恢复到之前的理想状态时银行才会发放贷款。”
因而，当低成本资金的供应尚未阻碍企业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客观上还存在着在后续章节中将探讨的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所清晰折射出的劳动力供应过剩现象时，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投资，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它们就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种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为此，企业不得不背上产能过剩、抑制投资的包袱。
前文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只有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才能解释为什么建立在供给学派基础上的、失败的保守经济政策会一直被执行。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竟愿意牺牲自身利益以支持保守党的决策？为什么自由派政治人士接受并认同多数保守派所倡导的“小政府”理念？
就第一个问题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众多选民曾看到过别人或者自己本身就遭受过的经济停滞所带来的苦果，因而他们倾向于相信诸如减税、扩大投资以及高增长率等保守派所倡导的内容。毕竟这些内容给人的感觉是直观的、有说服力的。即使考虑到过去40余年所呈现出的无可争辩的量化数据，以及前文所提及的对供给学派的批判，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许多言论是荒谬的，尽管如此，我们也都难以扭转选民做出牺牲个人利益以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局面。显然，一些选民的思想原本就趋于保守，而另一些选民也很容易在那些经验性的驳斥面前败下阵来，从而接受保守派所主张的减税政策，并期待经济领域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景象。
回顾80年代以来的政治趋势，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随着诸多选民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愈发变得“保守”，寄希望于维持现状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针对自由派所主张的增加税收政策，保守派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些批判同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显然，鉴于上述所提及的原因以及诸多原因的复杂交错，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选民是支持保守派主张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选民，他们之所以会做出牺牲自身利益以支持保守派政策的决定，原因在于自身的愚昧和无知。此外，一个铸就保守派选举实力的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尤其是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选民并没有参与到投票中来，这一结论已经被多项研究所证实，在本书中我们还会讨论到近些年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选民参选人数下降的问题。当然，这里只是简单呈现了影响保守派选举实力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很多，而这众多因素已然构成了现有政治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者在探讨三大经济体以及欧洲最富裕的四个国家的情况时，还会对相关问题做详细分析。
许多自由派人士选择接受保守派所提出的经济主张，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便是出于政治需要，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鉴于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保守派在众多选举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客观现实，接受保守派政党所主张的经济政策通常可以有效提升自由派政治家竞选成功的概率。相关内容在本书中还会有所涉及。
其二则是出于对现行制度的考量。自由派政治人士认为在现行制度下，接受保守派所主张的减税、减少国家干预等“小政府”理念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只要现行制度保持不变，那么自由派所主张的诸如通过大幅度提升税率以获取必需的资金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的投资（如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对教育的投资）等举措就不可能被采纳。
因而，对自由派人士来讲，若希望保持现有权力，或者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权力范围，那么他们就必须做出适当的牺牲，给予一定的让步，例如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探寻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案。当然，在这种选择面前，不要奢望自由派倡导者能对经济现状的揭示以及未来投资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简言之，自由派候选人及其选民基本上都同意在现有制度下向保守派做出适当妥协，以保持、积累其对抗保守势力的政治优势。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所谓的“自由”政府反而变得更加“保守”了。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后续与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发达经济体相关的章节中还会有所涉及。
在本章结束之前，有必要附上GDP的相关考察结果。对GDP增长率的讨论贯穿全书，应该说GDP是衡量经济体规模大小的一个便捷而又有效的依据，但它也有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基于下面两个重叠交叉的原因，我们在使用这一数据时需要更为审慎。
第一个原因在于，一方面，GDP只是对实际经济规模进行一种估算，它所提供的数据并不是严密而精准的。另一方面，GDP是以西蒙·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于1934年首次提出，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专门讲授后才开始使用的。而提出这一概念只是为了回应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而非应对大萧条。
从库兹涅茨的言语间可以明显看出，他坚信GDP是最能反映客观经济规模实际状况的参考值。
当缺少明确的标准时，人们所具有的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就会变得“异常危险”，定量测量尤其如此。所谓的确定性结论往往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非常精准且最接近本真的，然而其中却充斥着对认知的误导。对国民收入的衡量会存在幻想和滥用的倾向，特别是在他们处理反社会群体冲突的中心事件时，一个论点的有效性往往依简单化与否而定。
因此，我们必须将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之间的差异、成本与收益的差异以及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差异深刻印在脑海中。在确定更高的增长目标时需要具体指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增长，以及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标准必须明确。
第二个原因是，GDP是以无数假设条件为基础而得出的近似值。至于为什么GDP所提供的只是近似值，相信即使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进行阐释也远远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因而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作为说明。
对GDP的测算只是考虑了成本基础，而没有加入比较难估算的收入流，即投资所创造的流向未来的资产。基于此，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知识产权”于2013年首次被纳入成本基础当中，包括制作电影、书籍、艺术品、电视节目以及研发等在内的费用也纷纷被纳入GDP的计算里。除此之外，政府在卫生健康、国防以及航空航天方面所增加的数百亿美元的研发投资，使GDP增加了约5600亿美元。这一庞大的增幅相当于GDP增长了3.6个百分点，几乎接近瑞典2012年所创的GDP（5910亿美元）。
为防止未来环境恶化所进行的投资也需要计算在成本基础之中，因为那些关于投资收益标准的设定以及相关收益的价值测算会在将来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专注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学家坚决反对用GDP作为测试发展水平的指标。
此外，家庭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所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即便没有数千亿美元，也足有数百亿美元，然而这些价值也没有被计算在GDP当中。从理论上讲，这些服务和商品可以获取其应有的市场价值，但在实践中是缺少可行性的。其他的暂且不说，单就每个家庭为年迈的父母所提供的看护和医疗服务而言，如果以市场价值来衡定也将是一笔巨额开支，然而这些内容也未被列入GDP的统计中。
作为便捷的近似值，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使用了GDP和GDP增长率。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通过变革现存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变革包括：一个社会不能只是想着通过生产越来越多的后满足型奢侈品或者其他玩具、饰品等来提升GDP增长率，而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构建更加公平与民主的社会，如何更好地维护现有的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