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担忧：我们的经济长期停滞、毫无活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造成越来越明显且严重的后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其实，这些担忧既体现在政治选举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中，也常见于大众传媒新闻报道的各类标题中。当然，我本人也有着同样的关注点和担忧。

我强烈地感觉到，虽然媒体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讨论，无数的学术著作也一直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对于为这些严重问题找到有效的缓解或解决途径而言，这些讨论是无用的，将来也于事无补。究其原因，是这些讨论分析及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箱内”（Inside the box）操作。那些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权威评论家们都认为，现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能变也不应该变。

然而，基于历史事实，或更一般地讲，基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人类集体意志的产物这样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我认为上面的那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不得不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唤醒尽可能多的人，使其意识到现行制度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改变。这样的话，资本主义——所有制度中最具生产效率的制度，以及民主——人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具有平等性的政治制度，可以变得更为持久，也更为兴盛。

我原本计划撰写一部学术性著作，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纵然学术性著作很重要，但是它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学术性著作的受众非常有限，它的读者局限于一些了解乃至认同作者政治思想的狭小群体，而对更多的人来讲，作者无异于是白费唇舌；第二，学术性著作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专业术语会让人们读起来觉得晦涩，不易理解。因此，我这本书是写给每个人的，他们作为选民将决定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以使经济恢复活力，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以及制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本书的主旨论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得到论证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民众达到了消费的饱和状态。这是因为，历经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二战后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基本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将琳琅满目的商品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消费品是维持人们正常生活必需的物品，也是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物质产品；第二类消费品则是那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奢侈品，我们购买这类产品，并非出于生活所需，更多地是受那些与我们地位相仿的人以及广告的引导。第二类物品中包括大量的越来越奢侈的食品，人们衣橱里塞满了几乎从来不穿的衣服，数不清的玩具、配饰以及其他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奢侈品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任何一位进过超市、看电视或使用互联网的人，都不会否认我所得出的观察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积累越来越多的第二类消费品，与此同时，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达国家的政策明显向右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那种“小政府”、低税率、减少经济干预的理念及其理论基础——供给学派经济学。它主张通过削减税收以增加投入，从而激发经济活力。这种理念被广泛地接受并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正如本书将要详细论述的，政府政策右转的重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寄希望于政府能够使经济增长恢复至战后伊始那样的水平，企业则迫切希望以最低廉的成本获得大量资金，以适应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划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的需要。

环境问题也是本书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常常被主张“小政府”和支持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人所忽视。随着人们对各种商品，特别是对奢侈品追求的欲望不断膨胀，这一行为已经威胁到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因而本书将单辟一章讲述环境问题，其他章节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猎。无论谈及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我们都需要给环境的可持续性以足够的关注。因为环境问题不仅关乎民众福祉，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质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在理念上或者实践中接受供给学派信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持续地削减税收，致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这一举措并没有真正激发经济复苏的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远低于战后时期。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发严重，两极分化问题日益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减税政策主要倾向于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对于工人则采取相对打压的举措，致使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实际收入陷入停滞，等等。本书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多重原因都将进行细致的讨论。

当然，导致经济疲软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由于多数民众的消费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状态，这样一来需求就不可能再增加了。这是供给学派的信奉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停滞证明了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失灵，他们所倡导的通过增加投资，进而在涓滴效应作用下促使工人工资也随之上涨的理念在实践中宣告破产。此外，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无力支付改善生活的必需品，这也是消费需求恢复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影响发达国家需求放缓的因素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各有不同，但其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都是重要的内容，因而本书将对各种因素进行详细的阐释。

本书对2008～2009年大衰退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未从这场危机中完全恢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这场堪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愿意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财政举措会使国家背负更多的债务。时至今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增长迟缓，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仍然不愿调整其应对危机的政策，也由于上面所讲的那些导致经济停滞的因素仍然存在。

在发达国家政府财政举措欠缺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各国中央银行实行降低利率（几近为零）的政策，目的在于向本国经济体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简单地说，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中央银行增印钞票用以购买政府债券以及收购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和不良资产。通过向银行机构注入资金，创造流动性，促使银行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向企业放贷，企业则运用这些资金投资生产，以刺激经济复苏。至于量化宽松政策是如何运行的，本书中也会有详细的解读。

量化宽松政策与传统的低息政策一并推行，掀起了巨大的“货币海啸”，这些举措对于刺激需求进而增加投资是毫无禆益的。然而，中央银行及该政策的支持者们却坚信，尽管经济增长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与战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还相去甚远，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成功。这一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是明确的，首要的一点在于，基于上述提及的因素，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此外，工资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长尤为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这一消费却占总需求的2/3。在“货币海啸”的影响下，一些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所持有的货币量明显增加，但由于富裕群体人数本身非常有限，他们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很低，因而并不足以在真正意义上为总需求的增长提供多少帮助。

时至今日，“货币海啸”仍然在持续冲击着整个经济。通过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中央银行向经济体注入了巨额货币。例如，自2014年9月起，美联储每月向美国经济体注入近800亿美元的货币，同时仍持续执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也同样维持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态势，平均每月向经济体注入约60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14年底，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总计向市场注入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

除了造成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外，失效的“货币海啸”政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不良后果。我们可以将这种政策理解为一项以邻为壑的政策，它通过提升货币供应量，促使本币贬值，降低出口价格，从而在出口市场上占得先机，使其他国家的产品难以与其竞争。“货币海啸”政策还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因为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家和金融机构先向新兴经济体投入大量资金，接着便突然撤资。2014年美联储决定逐步取消量化宽松政策时，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而随着其他国家的央行相继推出这一政策时，这样的情况就会再次出现。此外，量化宽松政策具有“成瘾”特性，因而它的退出也很困难，因为这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增长的放缓以及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的萎缩，然而这些是央行以及资产持有者所不愿看到的。本书将对上述所提及的内容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正是因为倡导所谓的“小政府”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现有货币政策失灵，这意味着我们要从“箱外”（Outside the box）来思考问题和对策。我们不能任由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了，它们不仅不能促使经济有效恢复，还带来两大日益严重的问题。对这两个严重的问题，本书也做了详细的解读。

第一个严重问题是民主功能越来越失调。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分裂愈发明显，立法机构陷入僵局，选民参选数量呈下滑趋势，极右翼或者其他排斥外来移民的政党增多，一国财政政策越发受国际资本市场所主导，社会动荡因素增加。第二个严重问题表现在针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抑制环境恶化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

因而本书认为，今天有必要做的是变革制度。

但变革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要进行一场革命，而是意味着变革现存制度的法律规范、行为方式和机构体制。这种变革的广泛程度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以及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相关的系统性的变化无疑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至于只有少数支持者才想象到它是可能的。本书将对其中涉及的内容做详细阐述。

这里简要回顾一下英国经历的体制变革：废除了千余项使土地贵族和其他富人从中获益的税收法案；颁布并施行了有效的《济贫法》；广泛地扩大了选举权；有效加强了《工厂法》；等等。英国此前缺少一个相对连贯、合理的财政政策，因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仍有高达58%的财政支出用于清偿债务。直至1854年这一状况才得到扭转。当时英国政府通过调高收入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等，使英国最终有了一个合理的年度预算。与之相对的是，1788年法国财政濒临破产，此后不久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美国的体制变革在最初的时候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随着收入所得税的推行，美国的体制改革也就加速进行了，三部反垄断法随即出台，包括社会保障举措在内的各类安全网也逐渐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工会组织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它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法案的推行也促使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好地保护了公民的健康和福利，并有效遏制了各种地方性政治腐败的蔓延。

美国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塑造并改变了美国制度，这使美国得以存续并走向繁荣，美国模式的成功使得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对之羡慕不已，成为竞相效仿的典范。

那么，我们能否开启第三次制度变革？正如上文所述，制度是人类意志集体创造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是人类的意志导致变革的发生，也正是坚定的意志征服了前两次变革中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反抗力量。如能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次制度变革是可能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是可能的，因为它能够有效提升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也能为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三次制度变革能够带来比20世纪80年代更稳定、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将保护环境这一更重要的问题纳入未来发展中。

这里所说的所有民众，不仅包括穷人和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收入普遍下降），还包括那些富人。实际上，如果第三次制度变革迟迟不能进行的话，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富人。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停滞甚至“货币海啸”时期，这些富人的资产很难长期保值；二是如果政府无力为环境保护采取积极举措，那么数十年后当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他们拥有的财富的价值将开始降低。

本书的分析和中心论点源自对系统性危机的比较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是在其他四个欧洲国家，系统性危机都展现得愈发明显。此外，本书把环境问题视为重要的和系统性的问题，而这在许多探讨资本主义及民主制度的相关书籍是被忽略的。此外，本书还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弊端做出了批判性分析，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顾问、央行总裁以及权威评论者的重要角色。

鉴于本书是写给每一个希望了解相关知识的读者的，因而在撰写过程中我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用语，如果有些技术用语确实难以规避，我也会附以非常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含义。脚注清晰地标示了相关数据的出处，对于那些通过相关数据可以自然得出的结论性内容，书中并未做过多阐释。本书在分析过程中还使用了一些数据以实现我的分析目的，但我还是努力使各位读者不为繁多的数字和图表所累。愿这本书所呈现的内容，能够引导读者在“箱外”思考问题，以使第三次制度变革成为可能。

英国发生的第一次系统性变革，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当时，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导致不同阶级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面临严重不均，进而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美国发生的第二次系统性变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危机，同时也是为了克服凯恩斯主义所分析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所导致的需求不足的危机。毋庸置疑，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既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危机和凯恩斯主义所分析的危机，同时还面临着环境危机。为克服这三重危机，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现有制度，这是一项极为艰巨但也非常迫切的任务。因而我衷心希望那些不十分赞同我在本书中所论内容及所提观点的读者能够发现，本书提供的是一种“箱外”分析。这对于读者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本书也会促使读者逐渐认识到，对现行制度的变革既是当代人的需要，也是后代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