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正式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誓师北伐。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刚四个月，就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但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不断地暴露出来。

首先爆发的是蒋介石同唐生智之间的冲突。唐生智原本是湖南省长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而湖南在北伐前仍控制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中。1926年3月，唐出兵讨赵，企图自代，引起吴的不满，并出师讨唐。唐生智的力量无法同吴佩孚抗衡，于是表示效忠广东国民政府，被委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并恳请广东支援，于是李宗仁率第七军一部于5月先行入湘，支援唐生智。

7月中旬，北伐军占领长沙；31日成立湖南省政府，以唐生智为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8月12日，北伐军众将领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唐生智建议由他率第四、七、八军进攻武汉，蒋介石率第一、二、三、六军监视江西，并要求待攻下武汉再出兵江西。在此期间唐处处以自己为主体，而以蒋为副角。

进攻武汉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30日直抵武昌城下。此时，唐生智令第四、七两军猛攻重兵防守的武昌，而令第八军偷渡长江，轻松占领了汉口、汉阳。特别是占领汉阳后，唐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于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②而蒋介石指挥进攻江西的北伐军进展缓慢，在攻占南昌时还一度受阻，损失惨重，不得不将第七军和第四军的一部调入江西战场，才转危为安。相形之下，唐生智声誉日隆，政治野心日渐明显。当蒋介石率部久攻南昌和九江不下之时，唐比以前更有信心取代蒋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多次向苏联顾问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唐生智的跋扈，一度令蒋介石痛苦不堪，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今竟处于四面楚歌、前后挟攻之境，耻辱悲怜，痛苦抑郁之情未有甚于此者也。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也。如此奇辱，岂能忘乎？唐孟潇言第二师非调赣不可，是何言耶？”

为了限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尽快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昌。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筹备迁都。蒋介石闻讯后，异常兴奋，致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他还表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

蒋自提出迁都起，就一直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武昌，喜惧交集。惧责任愈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

没想到蒋氏此举却事与愿违。12月10日，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昌后，根据鲍的建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至武昌开会之前，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推徐谦为主席。蒋介石原本在日记中所说的“责任愈重”，显然是期望加重自己的权力。而现在临时会议不仅事先不同他商量，竟然还没有他的位置，这自然引起蒋氏的极端愤懑。

当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一决定实际上否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蒋介石的行为立即引起武汉的一致反对。他不得不于1月中旬亲赴武汉解释。但蒋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在到武汉当天的欢迎晚宴上同鲍罗廷发生正面冲突。当晚两人间的冲突竟令蒋介石“忧患终夜，不能安眠”，甚至第二天一早“几欲自杀”。为此，他发誓：“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中央才可迁都武汉。

此后，武汉方面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承受的党内压力越来越大。此外，蒋的军费仍需由武汉筹措。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是支持迁都武汉的，他曾自信地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为了迫使蒋介石迁都武汉，宋子文一度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蒋可以不顾各方的舆论，但军费不能不要。他最终被迫同意迁都。为此，蒋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力主必须首先驱除鲍罗廷，然后中央才可迁都武汉。但原本支持他的党内元老大都持反对态度。戴季陶多次劝蒋“忍耐，不要去鲍，众意类此”。甚至连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也对此不以为然。据蒋日记载：1月29日“季陶、静江、组安（谭延闿）三同志来谈，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最终，蒋不得不“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限制蒋的权力，他们展开恢复党权运动，主要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于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一是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以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两项完全是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党权和军权。一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其主旨为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一是《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其要旨是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七名成员，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规定“主席团须有不任军职之委员三人”。

在会议选举的新的领导机构中，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原任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职务被取消，仅当选为中执会常务、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政会委员；而汪精卫却缺席当选为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委、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出任五项要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决定自海外启程归国。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蒋本人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他是通过报纸得到消息的，鉴于此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同武汉对抗，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为此，他决定改变北伐路线，率军向浙江、江苏进攻，希望尽快获取江浙两省，作为同武汉对抗的资本。

3月下旬，蒋介石率部占领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公开反共，实行“清党”。此举得到了江浙资本家的支持，并同西方列强达成谅解。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就在此时，汪精卫回到了上海。汪精卫此次回国，一心想要恢复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但汪深知和蒋相比，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因此，为了同蒋抗衡，他必须抓住国民党党权。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比蒋具有优越的地位。

此时的蒋介石自然不愿看到汪精卫回到武汉，因此力邀汪在上海主持“清党”大计。但汪还需要利用共产党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愿立即“分共”。他对蒋表示：“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由他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并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务纠纷。蒋、汪之间的这种分歧，似乎是形式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

4月5日，汪精卫未同蒋介石等在沪国民党要人商量，便同陈独秀分别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宣言》，表示继续国共合作。这自然引来武汉方面的一片喝彩。同日，武汉中央全体委员联名致电汪精卫：“闻兄到沪，同人不胜欢跃。此间同志及伟大民众无不盼兄速来，以解决此严重之时局。”社会舆论对汪返国，也抱有极大热情，《汉口民国日报》曾兴奋地写道：“万众想望之汪精卫同志，毅然于此恢复党权运动声中，间道归国……慈云一朵，忽从天降，全国人民，欢慰无极。”于是，汪精卫于5日夜不辞而别，离沪赴汉。6日一早，蒋还亲赴汪宅，希望能同汪再次合作，当蒋得知“精卫已起程赴汉口，乃知其不能与我合作之决心已坚，数次谈话皆是假伪也”。

汪精卫一到武汉，立即成为中心人物，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同蒋介石处于尖锐对立下的武汉政权。而蒋则在4月12日公开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于是蒋抬出胡汉民同汪精卫抗衡，并赢得了胡的支持。

蒋介石最初准备“清党”之时，已在上海隐居的胡汉民并不知晓。以往史学界多认为胡汉民同蒋介石共同策划了这一事件，目前并未发现实据。汪精卫加入武汉政权后，急于成立新政权同武汉对峙的蒋介石，更加需要胡汉民这块招牌做号召。汪离沪后，蒋即主动赴胡宅，“与展堂谈党事”。

胡汉民所以主动参与南京政权，正是基于他“以党治国”的思想。尽管当时国共仍在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且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但在胡汉民看来，却是“党亡国危”的关键时刻，非反共不足以救国民党、救国民政府。胡汉民同蒋介石合作后，立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而胡接印视事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及毛泽东、周恩来等190余人。

南京国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武汉政府为非法政权；武汉方面则称南京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谭延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讨蒋问题大喧腾，吾无以名之，决议免职查办而散。”宁汉分裂正式形成。

此后，双方不断口诛笔伐。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宁方反攻，意图卷土重来。西线奉军精锐由张学良率领，也准备南下武汉。为此，宁方李宗仁积极调解宁汉之争，“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而武汉中央迫于形势，经“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

于是，宁汉双方分头北伐。5月下旬，汉方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6月1日，汪精卫率众赴郑州同冯会晤。为了求得冯的支持，汉方将河南地盘全部让给冯，决定令唐生智、张发奎回师东征蒋介石。

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同蒋介石会晤。此时冯玉祥的态度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了换取冯的支持，蒋“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蒋还对冯的“老练沉着，心实钦佩”，甚至“自惭轻浮，时觉惶恐”，并认为“今之余与焕章相会，实为历史上得一新纪元也，当非普通之会”。但冯玉祥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并不仅仅看重名分，而且要有实际的收获，在蒋没有明确条件前，绝不肯轻言合作。两天后，蒋在日记中无奈地记道：“忽得冯不能履行昨日决议，不敢与余联名通电反对武汉也，殊甚骇异。膺白（黄郛）、石曾（煜瀛）、协和（李烈钧）均往询其故，乃为经济未决也。余即允每月发二百万元，彼乃来开会，从新决议，其个人劝武汉政府取消，而与余联名通电北伐也。”接受了蒋氏的巨额援助后，冯玉祥明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并与蒋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武汉政权分共。冯还对蒋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这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来讲，自然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时，武汉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控制东南沿海后，对长江中游实行封锁，致使武汉的货物进出口几乎停滞；另一方面是两湖地区蓬勃开展的农工运动不断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引起军官的不满，而且使本已脆弱的经济更不堪承受。两湖原本是产粮大省，但各地农会阻止粮食外运，使武汉方面居然出现粮食危机，要靠从江西调粮才能维持。唐生智、何键等将领更是强烈表示只有分共，才同意东征。于是，武汉政权于7月15日正式决定分共。

武汉分共后，为了生存，决定继续东征讨蒋。胡汉民曾请冯玉祥转电汪精卫，责问双方既已共同反共，何以继续讨蒋？汪复电称“乃公愤而非私仇”。胡则指责汪是“意气用事”。而李宗仁等宁方将领不愿同汉方作战。8月8日，李宗仁联络宁方各将领联名致电汪精卫，贺其公开分共，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此前，李宗仁还同倾向于武汉政权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湖口会商。朱培德事后向武汉报告称：他“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惨败。7月，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反攻徐州得手。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反对，执意夺回徐州，结果为北军所败，“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当时，宁方主要军事力量就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和何应钦的第一军。他们均主张对汉缓和，实是逼蒋退让。而支持蒋的只有吴稚晖等几位有名无实的中央监察委员。8月12日，蒋介石参加执监委员会议前，先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预商主张。据蒋日记载：

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余惟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即进退亦如之。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借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此时宁、沪驻军皆我第一军势力，即消灭驻芜（湖）之第七军，亦非难事，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

蒋介石当晚即宣布辞职下野，离京赴沪。当时吴稚晖曾有如下记述：

八月十一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我们还是不懂得。八月十二日，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

于是，南京完全落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李宗仁等立即致电武汉，请中央迁宁，并停止东征。此时，冯玉祥也以宁汉双方调停人自居，提议在他控制下的安庆召开宁汉和谈会议。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自知无能为力，决定随蒋一同辞职。他们五人于14日联名致电冯玉祥，称：

夫议而必至于会，会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庆……虽弟等自信能至议席让步，然何如介兄早让之直捷！……所以骑马不必寻马，釜底可以抽薪，止需牺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会，亦无所用议，即完全自然解决。弟等初不悟此，其去介兄远矣。故现亦幡然改其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一了即百了。

蒋介石既已下野，宁汉对峙暂时以汉方的胜利告终。然而这一结局并不稳定。原本重返政坛、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竟出人意料地于一个月后也公开宣布引退，引起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