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学科视野中之“认同”

以上是关于认同理论的社会心理学范畴内理解的简要梳理。实际上，如前文所言及，从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建构起关于认同的理论框架和解释路径。如英国学者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政治学范畴讨论“认同政治与左翼”的问题时，曾提醒人们要注意关于“集体认同”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集体认同是从消极意义上、从与其他人对立的角度来界定和定义的。即集体认同“不是以他们的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点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自己是 ‘我们’，是因为我们与 ‘他们’不同”, “没有外人就不存在内部人”。

第二，现实生活中的认同可以“互换”和“叠加”，而非唯一性的。

第三，认同或认同的表达形式可以发生改变，而非固定不变。

第四，“认同取决于可能会发生改变的环境”。

查尔斯·泰勒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认为，一个人的认同与其“道德和精神事务的立场”以及“确定的社团”有关，并“反映着全部认同问题由此产生的原初境遇”。“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认同是人们应当对之忠实的东西”, “它允许我们规定什么对我们重要以及什么不重要”，它让不同性质、类别差异的区分成为可能，“规定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和选择的性质差异的空间”。

台湾学者江宜桦按照“日常用语及学术讨论情形”，认为“认同”似乎指涉三种“不尽相同”的含义：第一种是“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之义。在这个意义的理解上，江氏介绍了洛克（John Locke）和亚里士多德等关于“认同”的“同一”之义，即指某种事物与另一时地之另一事物为相同事物的现象。第二种是“确认、归属”（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之义。在江宜桦看来，“确认”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的特征，从而知道自己与他物的不同，肯定了自己的个体性”; “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江宜桦认为，“认同”就是“指认出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不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他尤其指出，其所讨论的“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概念皆在此种意义理解之下。第三种是“赞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之义。江宜桦认为“认同”的这层意指虽然不是英文identity所具之义，而是在中文日常使用中创造而来，但它毕竟与“同一”有关，意指“一个主体某个意见与另一个主体的某一意见或表现吻合，因此纵然两个主体并非同一个存在物，也未必归属于同类，却出现偶然性的会通”。这个用法明显带有主观选择倾向。江宜桦的理解大体呈政治哲学的解释取径特征。

显然，最近十年来，“认同”概念也逐渐地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人文社科学界。有学者依据“经典理论家”关于“认同”的分析，认为“认同”是产生于社会经验中的一种观念，具有强大的行为驱动力，表现出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认同观念与观念的客体（认识的客观对象）不完全等同”；

第二，认同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经验的产物”, “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是多重性的”；

第三，“个体的自我认同与集体、集体认同直接相关”；

第四，“认同于一个集体意味着遵守群体的规则或惯例”；

第五，“自我认同是一种意识，因而是社会行动的直接或潜在的驱动力”。

上述不同学科视野中关于“认同”的歧见，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理论事实——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文社科学界，“认同”确是一个难以明确定义的概念。安东尼·史密斯就曾以“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来包容“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和“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两个层面上的意思。塞缪尔·亨廷顿在不同情境中使用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这一词组时，便分别有“身份”、“特性”、“同一性”等不同的用法和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