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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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同”的特性及其力量

以上所陈,是为了说明“认同”这一词语的多义性。但不管从何种学科视角来透视“认同”及其多种词义内涵,笔者以为,关于“认同”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第一,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且驱动人们产生相应的行为选择,以此表达“认同”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曾给这种“认同”的建构特质和它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具体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之国家乃“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除祖籍、性别和年龄等一些“比较固定的因素”外,“个人身份的其他特性都可以相对自由地随个人意愿而定”,即使是由遗传而集成下来的“人种和民族属性”,也“可以改变或放弃”, “而且人种的意义和实用性也是随时代而变的”。〔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页。

建构“认同”的要素可以分为归属性的、文化性的、疆域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等几个方面。亨廷顿根据美国和西方的经验事实,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建构“identity”(亨氏著作的中译者将其翻译为“身份/特性”)的六大来源:一是“归属性的”,包括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和人种属性等要素;二是“文化性的”,包括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角度界定的民族属性、语言、国籍、宗教、文明等要素;三是“疆域性的”,包括所在街区、村庄、城镇、省份、国别、地理区域、洲、半球等要素;四是“政治性的”,包括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运动、事业、党派、意识形态、国家等要素;五是“经济性的”,包括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工会、阶级等要素;六是“社会性的”,包括友人、俱乐部、同事、同仁、休闲团体、社会地位等要素。由这些不同的要素,形成了各种不同属性的“identity”。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页。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也指出“认同”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以及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但是个人、社会群体和社会,“依据根植于其社会结构及时间/空间架构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及文化计划,处理了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是以,集体认同的建构者及其建构认同的目的,“大致上决定了这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第7—8页。

国内有学者认为“认同”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有三重含义:从主体的活动属性来看,“认同”既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又是一个实践活动过程;从主体的行为意向来看,“认同”既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行为,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从“认同”形成以后对主客体的意义来看,“认同”是实现主客体各自价值的重要资源。袁其波:《政治认同的概念与特征初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因此,从心理的活动过程到实践活动过程,“认同”的巨大力量(既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通过认同主体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曼威·柯司特曾依据认同的形式与起源将其区分为正当性认同、抵抗性认同和计划性认同等三种形式,并分别讨论了三者各自的建构性特征和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三者在社会、政治运动、文化变迁中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第6—13页。

第二,“认同”由自我与他人之关系而界定。这即意味一个人不能以自己来确认自己,而需通过与他人的参照或比较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与归属。如泰费尔、特纳等人较早就指出,个体是通过社会分类来了解自己的族群、政治团体等类别归属的,然后根据这一类别的属性特点来确定自己的选择与倾向。后来亨廷顿也明确肯定:“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3页。“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 ‘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8页。查尔斯·泰勒则说得更具体:“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 “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一种方式是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 “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是 ‘对话网络’中”。“正是这种原初的境遇赋予我们的 ‘认同’概念以意义,通过对我从何处和向谁说话的规定,提供着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48—51页。

第三,“认同”既有个体的自我认同,也有个体对集体的认同和集体认同,这些认同是“社会行动的直接或潜在的驱动力”。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征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个体是群体之一员,群体由个体组成,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在个体建构群体认同的过程中,个体将群体的规则内化,以群体的特点、属性来确定自我的身份与归属,同时又以对待自我的方式对待群体,产生与群体一致的行为和政治、文化的认同取向。关于这一点,在埃里克森、谢里夫、泰费尔、特纳等诸多心理学、社会学学者处已经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理论解释。尤其是他们关于利益冲突及内群偏好和外群偏见等理论,解释了个体、群体行为的立场和选择,以及由这种认同而产生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影响。

第四,“认同”是社会经验的产物,随具体社会环境和条件变化而改变。如曼威·柯司特指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第6页。个人自身其实即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人们的认同都是在具体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并不存在社会经验之外的认同。正是通过社会中的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和集团,以及社会中此群体和集团与其他群体和集团的不断互动,个人和群体、集团皆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份,辨识“我是谁”或“我们是谁”, “我与谁是同一类别”等问题。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身份或代码,而往往是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和集团,如不同的家庭、氏族、民族、政团、阶级、国家等,因此人们也就具有多重身份和归属。群体则“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页。认同本身结构上具有多重性,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族群的、国家的等,因此认同可表现为自我认同、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等不同概念和类别。在不同的时空条件和环境下,这些认同的轻重分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或“相辅相成”,或“彼此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页。一如有学者所言,特定个人或群体认同的多元性,“都可能是压力和矛盾的来源”,〔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第6页。这在指出认同结构特点的同时,也实则承认认同危机的存在。查尔斯·泰勒将这种认同危机描绘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也就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能确认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不能把握自己在“物理空间中的姿态”。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是一种“痛苦和可怕的经验”,〔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7—38页。由此产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有可能对群体或社会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