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关怀

从知识发生的角度来看，“国家认同”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而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则是在90年代初期被引入中国，但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变化极其不平衡，导致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其中如民族认同、地域意识、文化和宗教归属感等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渐显，甚至酿成国家认同危机。这也使得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学术界、思想界必须面对的热点问题。

中国大陆学界真正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其实是21世纪初才展开的。自2001年始，陆续有学者从西方民族学的国家认同理论出发，考察中国当下国家认同中的普遍性问题：有的学者在政治学理论视野下，分析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变化；有的学者探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状况的认知和如何加强国家认同等问题；还有学者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来梳理中国国家认同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程。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视角看，近20年来大陆学界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关注，大体集中于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有人认为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从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直至“国家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皆有所涉及，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总观大陆学界研究，大体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

学界给“国家认同”下定义、作界说者颇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因学科背景与理解角度的差异，学者们关于国家认同的解释各有侧重。

周平等人认为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既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也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条件”，还是将“各民族及其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政治纽带”。佐斌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知悉和接受”。由于国家认同的心理构成特质，人们的国家认同并非一个单一的静态系统，而是会因个体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高永久、朱军通过批判“冲突论”观点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为矛盾对立事物来表达其对国家认同的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表达了个体与国家相联系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意识，表现为个体对 ‘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依恋，对统一领土之上最高政治法律共同体的效忠，对国家统一法律规范的遵守及积极践行公共生活的准则，同时，还有对国家统一政治文化的认可和分享”。同样是在政治学理论框架内，林尚立认为，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贺金瑞等人认为，国家认同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的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也就是“国民认同”。

由上可见，许多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认同”的概念或内涵“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理解其实大同小异。也就是，学者们大都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有别于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认同主体确认自己与国家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意识，以及由此而生出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如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对权威的服从、对法纪的遵守等，因此在所有不同类型的认同中，国家认同的地位至为重要。若言其差异，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从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进入。如有的是在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解，有的是基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或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来建立中国国家认同的解释框架，有的则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出发来理解这一概念。二是导入“国家认同”这一概念及对其内涵理解的途径不同：有的从与民族认同的比较来突出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和本质；有的通过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路径区辨进而解释国家认同及其重要作用；有的则单纯从“国家”与“认同”两个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结合的学理逻辑来分析“国家认同”概念，等等。

（二）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从既有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讨论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且取得丰硕成果。但这里只扼要梳理既有成果中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以更清晰地呈现讨论该问题的学术线索及主要观点之异同。

在展开梳理之前，有两个问题须进一步说明：

一是尽管笔者在这里论述“国家认同”的研究主题时不可避免地将涉及“民族认同”内容，但在此并不拟展开学界有关“民族认同”的理论界说及相关问题研究之检讨，而只以“国家认同”为中心进行综述。

二是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使用“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时出现“交混”现象，或将“族群认同”取代“民族认同”，或者反之。对此，有人指出有关民族认同界定所存在的两种指向：“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民族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这种“交混”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上述第二种指向上。国内学者为了对应来自西方情境中的概念“ethnic group”（汉译为“族群”），而在许多研究中以“族群认同”代替“民族认同”。但实际上，“族群”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甚为广泛且具不确定性，如当前就有学者将一些社会群体也称为“族群”。对此“乱象”，郝时远先生曾撰文指出“族群”一词已是一个相当泛化的概念，因而呼吁在建立关于“ethnic group”这一术语的学科认知和学术理解时，不能简单、机械地从某些定义出发而忽视概念使用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指称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下的政治操作以及各级政府实务中皆以“民族”称谓来处理所涉及的问题。因此这里的处理策略是，既不笼统地将既有研究中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排除在外，也不全部将其视同“民族认同”而纳入梳理，而是从实际出发，视研究中“族群认同”的具体使用语境和指称对象进行综述。

李禹阶从中国历史的纵向意义上论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问题。他认为古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有其同一性传统，在民族意识中凝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早期华夏国家与民族在构成上表现出一致性，在政治地缘和民族地缘意识上体现出国家与民族认同上的一致性，传统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念涵盖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一致性。到近代，中国人因亡国灭种危机而在确立近代国家观念，倡导新的主权国家认同意识的同时，要求加强民族共同体建构，“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抗敌御辱”, “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即在一国界域内民族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中国国家的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主权的必要手段”，因此，“国家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体认方式、表现符号，使民族与国家这两大主题始终联系在一起”。王希恩也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中“中华民族”概念建构的思想史检视，表达了与李禹阶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在中华民族反抗外侵、自求解放和振兴的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不断磨砺中华民族精神”, “一步步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国内大部分学者则根据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实际构成，肯定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的差别，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意旨。马戎先生在评述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时，兼及对“na-tional identity”的介绍。他根据史密斯区分了“nation”（民族）和“state”（国家）的实际而将其译成“民族认同”，并介绍了史密斯总结的“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特征。马戎先生大体同意史密斯关于“national identity”的使用和看法。

钱雪梅承认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但矛盾冲突并非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关系的固有属性和全部内容。事实上，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长期共存，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根据不同的需要而“强调或突出某一种认同”。且“不管是在观念中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族群和族群认同都与 ‘国家’紧密相关，不能离开国家而独立存在”。国家认同也不会削弱族群认同，“反而是族群认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前提”。

周平则认为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关系，两者同时存在，相互制约。一方面，“巩固的和不断强化的国家认同，会对民族认同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多样性的民族认同及其增强，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某种消解性的影响，会导致对国家认同的侵蚀”。因此国家认同的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欲有效提升国家认同，“就必须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高永久等人批判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冲突论”命题，指出两者关系可以转化为“民族异质性要素和差异性要素与国家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在包容性思维与和谐统一视角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在具体的实践中是可以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和发挥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民族异质性要素可以与国家的统一性和谐共存于多民族国家的场景之中”。

综而观之，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在肯定正确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重要性的同时，又大体从两个指向上表达他们的看法：其一是基于国族层面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其二是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乃分属不同层次或序级的认同，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和冲突，又长期共存、协调共生。

（三）关于国家认同的作用及如何建构或强化国家认同

几乎所有论者皆意识到国家认同对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仔细考察既有相关研究可发现，真正专门讨论国家认同重要功用的却不多，大多只是在界定国家认同概念时涉及这一问题，因而大多为一些附设性的或宽泛性的理解。比如，认为“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这一共同体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保障”, “国家认同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发展具有根本作用，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国家认同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与前提”, “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又是“现代国家维系和繁荣的保障”，故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国家认同，现代国家也就失去了所有意义”。

相对而言，周平有关国家认同作用的论说较为详细、深入。他从民族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指出，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心理基础”和“彻底战胜和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必要条件”，深刻影响着各民族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的行为，“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显然，周平已认识到国家认同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和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基于对国家认同功能的一种近乎“自明性”的体认，学界在如何建构或加强国家认同的问题上，着力就多了些。林尚立指出，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一定以民主为基本前提，以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为关键，最后决定于认同主体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国家认同就是人们在与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中自我建构起来的”。周平曾撰文认为“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是中国“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中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国家认同建设。郭艳从国际政治的比较视角分析西方及非西方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认为许多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但总体观之，“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 “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内部原有的族群矛盾”等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学者并没有单独讨论国家认同的建构，而是将它与民族认同关联起来加以研究。如高永久等主张通过公民身份的建构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陈茂荣等则基于我国国情，提出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思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贺金瑞等却基于目前我国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利因素，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分析，提出在我国要探索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方法，引导我国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进路。也有人从青少年学生培养的角度认为，学校要加强对青年学生公民意识、民族国家归属感的培养，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同时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构建“祖国”意识，“培养新型的国家认同形象和新型的中国人”。

不难发现，在如何建构或强化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学者们虽有不同见解，但大都隐含了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前提。

（四）近代史视角下的国家认同研究

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与会。“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刘凤云已有全面综述，于此不再复述。这里只综述中国大陆学者在近代中国历史视角下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关注。

李禹阶在20世纪末关于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研究的基础上，复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例，接续检讨了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之再塑，指出在近代中国，西方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学说，因应当时“救亡”与“图存”的时代主题，直接推动了近代国家观念出现。在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上，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倡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将国家主权、独立、振兴和富强看做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即在一国界域内民族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中国国家的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主权的必要手段”，由此，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一致化。这是许多学者关于由传统王朝国家意识向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转变的代表性看法。尽管其内部有不同的看问题视角与分析对象，但大体都在说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势和意义。

杨妍则从政治文化的相关理论解释出发，分析了近代中国省籍意识之发生、演变及其于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作用。她认为近代以来，华夏中心主义的国家认同体系渐趋瓦解，“认同符号和资源逐渐向以主权、民主、自由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理念转型”。由于此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而不能对新的认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塑造”，导致了省籍意识的发展。“在中央无力主导国家建设的情况下”，省籍意识“与新的国家认同一起成为了整合社会资源的有力工具”, “在国家认同资源转换与中央权力衰落的矛盾中”，它体现了“建构国家认同的一个曲折的路径选择”和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积极作用。民初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也为现代政治提供了许多启示。

华南的一批学者从区域史视角来考察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如刘志伟等通过研究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宗族历史指出，华南地区宗族通过宗族意识形态、宗族礼仪和信仰在地方社会的渗透、扩张和推广，使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基于同样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胡卫清通过考察20世纪20年代后期汕头一所教会学校所发生的风潮，揭示了处于政治边缘地区的民众如何诠释和提升地方性事件的政治意义，使其成为近代国家建构的资源，从而展现地方社会国家认同的建构因素和过程。

程美宝从“广东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过程，讨论全国性的主流文化如何在地方展开“文化互动”而得以建立和巩固，族群观念如何伴随以民族主义为后盾的新的国家观念而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在她看来，近代中国“地域文化”所表达出来的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皆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也是近代中国从“天下”观念转移到“国家”观念的过程。地方士人在国家意识与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发声，用“地域文化”表达自己心目中关于国家观念的理解，实现中国士人“自我身份（self-identity）”的定义转移，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程氏与前述的几位华南学者在研究理论与方法取向上大体一致，遵循由“下”而“上”、由“地方”而“国家”的区域研究路向。这有异于历史学科领域中其他许多学者宏观层面的论述进路，国家认同问题视角的地方展开，凸显出新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姚大力先生在回顾洛威尔·迪特默和塞缪尔·金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国家认同研究的同时，讨论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认同观念的发生、变化及历史特征，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观念的建构，民族国家与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认同与民主化等问题。他指出，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两个有机联系的意义层面：“在外部，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主权国家，它应当在现代国际体系内保卫属于自己的、与其他国家相平等的地位，以及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内部，它应当确立在全体国民中间完全平等的、民主的权利和义务，以此作为要求人民认同环境，并且对国家保持政治上忠诚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势之下，他认为培育和巩固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即民族主义运动的后一层含义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应当强调“加快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他提醒，“当代中国究竟有没有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或者至少是这种危机的潜在因素”，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应该思考的严峻问题。

（五）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总体看来，大陆学界关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研究在研究对象、关注范围和学术成果及学术影响上皆存较大不足。具言之，学术关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广西等省区的边疆少数民族，对西藏、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虽有所注意，但显然未引起重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边疆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边疆地区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边疆治理中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与边疆稳定的关系等方面。且相比较来看，学术成果也不多。显然，学界的这一研究情状，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认同的情状及其复杂构成，以及该认同对我国边疆安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实在太不相称。

（1）宏观视野下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

关于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及其位序等问题，学者大都认为两者关系密切，既存在“一致”之处和“正向”的积极互动，又有较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学者们皆肯定，处理好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两种认同的关系，加强和巩固国家认同，对于维护边疆安全和地区稳定，推进边疆民族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其间差异之处是各自论述路径或问题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具体来看，周平关于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及其整合策略的边疆治理理论影响较大。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就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两种认同紧紧“纠缠”一起，形成边疆地区富有特色的认同关系结构。因此，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传播国家观念，强化居民的国民身份或公民身份”; “通过政策合理调整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利益依存关系”; “在边疆治理中淡化民族主义取向的治理方式，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方式”，以此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实现两种认同的整合。有人认为我国边疆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人文背景，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成员较为“传统和封闭”的社会生活，致使其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较强，反而加大了国家认同意识确立的难度，造成我国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起因是：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中有可能“导致民族意识增长的因素”；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和破坏。这些因素影响了边疆地区国家认同观念的培养和强化，处理不好甚至会危及边疆稳定。因此，在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的国民意识，保护各民族成员公民权益的同时，也需要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认同并维护国家的多重统一性，最终形成国家认同意识，“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文化多元’与 ‘政治一体’的道路”。

何明关注的重点是边疆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他通过对边疆民族跨国界流动情况的分析，肯定国家认同为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认为多数边疆民族跨国界而居的情状，在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形成张力、交错和先后排序的同时，也便于国家认同的比较和选择。因此，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既要重视边疆民族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要重视其民族文化价值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让边疆各民族对国家形成深信不疑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吴楚克等则认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属性和特性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我国北方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战略稳定直接相关。与我国北方毗邻的周边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困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国北方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其中，政治倾向性是跨境民族中某些人在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上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运动的根本原因。

（2）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直接关涉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新疆确立并加强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新疆地区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等方面。从并不甚多的成果可以看出，学界在肯定国家认同之于中国边疆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基础上，努力探索建构和加强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且在加强国家认同教育、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取得共识。

首先，关于新疆地区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与应对策略的分析。

刘大先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新疆地区认同危机之产生及由此而引起的地区稳定问题，明确指出新疆以“东突”为代表的分裂势力本质上是利用文化认同来疏离国家认同。他认为，培养、巩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塑造“超越单纯民族文化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对新疆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国玉等人在对乌鲁木齐、伊宁等地维吾尔族关于族群意识、社会交往和合作、国家认同等方面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指出，宣扬正确的经济发展观念、传播各族传统文化精华、加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交往与信任，对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样基于新疆稳定的目标，牛汝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理论出发，提出要采取加快新疆经济发展，平衡地区差异，改善族群关系等措施，增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李晓霞基于田野调查数据指出，虽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有了极大提升，但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因此，各方在重视对国家文化认同培养的同时，也要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促进新疆的长治久安。

其次，关于加强新疆地区国家认同教育的讨论。

李瑞君等在探讨加强新疆“四个认同”教育问题时分析了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国家认同的途径：以政治法律服务促进制度化国家认同；以建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促进参与式国家认同；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打造核心价值观念促进信念式国家认同。有学者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和加强国家认同教育的对策，认为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观念是高等学校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仍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和片面性”，因此有必要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教育。也有人直接指出新疆地区各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观念增强、国家认同观念削弱的严重现状，要求新疆高校积极推进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营造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此外，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情况，以及新疆地区哈萨克族的国家认同情况也受到一些关注。

（3）蒙、藏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

值得反思的是，虽然学界对边疆民族参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边疆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价值及其之于国家稳定与安全的现实意义有充分认识，但关于蒙、藏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大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关注这一问题。

冯建勇以1911—1915年为中心，单向考察了民初中央政府重构蒙藏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举措，指出民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国民统合“较为得力”。但同时中央政府强化边疆地方国家认同的实际效果又受到边疆民族统治阶层掣肘以及外来势力干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关于蒙藏地区的国家认同还应有来自边疆民族自身与其他方向的综合考察。华国梁等人考察了民初蒙古王公从“狭隘的种族观”向“中华民族”认同转变的历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推行与蒙古王公的努力。常宝则从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寻找国家”的过程，分析他们国家认同观念的形成与演变，认为蒙古精英在国家认同的表现上，既有留恋“满人清朝帝国”者，又有“有条件地接受 ‘共和’”者，还有在民初外蒙宣布独立之际，内蒙地区出现国家认同“真空”而乘机卷入所谓“独立”风潮者，从而呈现出“保皇—共和—独立—革命”多变的认同发展轨迹。何志虎梳理了自秦汉至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时期蒙古民族形成中国观、认同为中国人的历史，指出自元代始，“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已经形成，中国政权“是各族人民联合的政权”。其中，清代是蒙古民族“认同为中国最为关键的时期”。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蒙古民族认同于中国的过程以巩固的形式得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蒙古民族认同于中国的过程全面完成。

有异于上述学者之史学关怀，张宝成则从共时的角度选定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我国多年来实施的民族政策取得巨大成绩，国家向心力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认同。不过，也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跨国界民族天然的情感联系，国内外不同民族分裂势力的干扰，以及我国公民教育发展程度的差异都会对跨国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正视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矛盾性，正确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直接关涉西藏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非常少。张云指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唐朝时期，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初步奠定；元朝时期，在行政统一的条件下，西藏地方完成了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故政治统一是边疆民族认同中国的重要条件，各民族皆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中国”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也有学者从西藏近代的反英斗争来看藏民族国家观念的演变，认为“中央政权的强大稳固并能够有效护卫边疆，是边疆民族增强对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条件”。还有人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分析中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寻求重新整合以前的藩属和土司领地，并获得这些地方的认同，组成一个真正的 ‘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的民族国家”。但是，“相对于帝国时期的 ‘朝贡’体制而言，‘民族国家’在特定时期凝聚国家认同显得 ‘无力’”。

（4）西南边疆地区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

相较于蒙、藏地区国家认同研究的薄弱，关于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研究稍显多些，主要表现在对广西、云南跨境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上。

宏观看来，学界大多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西南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情状。任勇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构的“中国逻辑”，尤其强调近代以后，国家以相关的制度建设来建构国家认同的体系保障，在尊重少数民族原有地方性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边疆教育来培养边疆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认为规范性、传统性和现实性共同构成中国国家认同的现实逻辑，推动国家认同建设。王文光等人在讨论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时也关涉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认为民国大部分精英人士能主动认同中华民族，“主动参与到国族的建构进程中来，希望以此取得国内的他者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承认，进而谋得在国族中的平等地位”。谷禾等人讨论了近代中国西南国界线变迁、西南边疆民众反抗侵略对西南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何平则从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的形成来分析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提醒“跨国境的族群认同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方面把握得不好，很可能又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关于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研究，既有历时层面的梳理，也有共时层面的调查和分析。龙耀等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男性村民与越南妇女组成跨国婚姻家庭为调查对象，考察了西南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的国家认同。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普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制，但也存在国家归属感缺失、政治认同冷漠、法律认同冲突等一些特殊的问题。罗柳宁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个壮、瑶民族聚居村落为调查对象，考察了跨国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他发现“在意识形态中看似矛盾的东西”却能在跨国界民族内部和谐地体现，除了各自认同自己的国家外，跨国民族之间的天然情感致其民族认同、地域认同也客观存在。这一点也为梁茂春所肯定。但与罗柳宁看法有些差异的是，他认为中国许多壮族边民“并未将自己与另一侧的种族文化同源的越南侬族和岱族想象成 ‘同一个民族’，而是看作差异显著的不同群体”。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双方文化差异所透射出的国民身份，已成为边境地区人们辨识异族的重要标志”。覃彩銮则更多是在历史的纵向轴上来讨论广西壮族国家认同所经历的“从自在到自觉、从朦胧到清晰、从局部到全部、从到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聚合、从各支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近几年来虽渐为学界所关注，但关注的主题却很分散。郑晓云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是少数民族对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里程碑式的起点。但今天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还缺乏更坚实的文化和政治根基，因此要加强边疆民族对国家政治、主体文化和国家利益一致性的深刻理解，才可建构起牢固的国家认同。有学者则对云南中越边境的边民互市点进行研究，揭示这种互市点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而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涵，对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强大有助于族群的自信和自强，但更增加了族群对国家的认同。也有人关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非法移民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认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非法移民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他们对国家认同感的淡化、模糊并非由于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而往往来源于非法移民及其家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某些不满。还有人通过参与观察中缅边境傈僳族的刀杆节活动，解读边疆民族仪式结构中所蕴含的强烈国家认同，以及边境少数民族如何在民间的仪式中多方面强化对国家的认同。

（5）东北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研究。

学界关于东北边疆国家认同的研究尤其薄弱，不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朝鲜族认同问题的讨论上。

朴婷姬认为，今天的中国朝鲜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之重要一员，共同的历史经验、集体记忆和国家归属感，使其与“主体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了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进而成为中国认同的基础”。从朝鲜族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对中国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 “对朝鲜族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但也应该注意到，朝鲜族作为跨国界民族，有自己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形成层次清晰的多重认同结构。王纪芒通过对中国东北边陲某朝鲜族聚居地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指出中国朝鲜族有着明确的作为中国朝鲜族的族群认同、依然强烈的朝鲜族民族认同和逐渐明朗并稳固起来的中国国家认同，三个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

此外，有人对延边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肯定中国当前多民族政策是提升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方式。还有人通过对延边朝鲜族村跨国劳务输出中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个案研究，指出中国朝鲜族群体在劳务输出韩国后大都经历了从最初的“韩国情结”到更加清晰的“中国人”意识的变化，在韩国的境遇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意识。

综上可见，国外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很早，在理论上形成了较成熟的解释体系，与方法论一起，体现出综合多学科的特点，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范式参考，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中国学界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学术聚焦。但是，西方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研究，主要是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事情，大多从历史学角度展开，尤其集中于晚清与近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历史检讨。整体看来，西方学者率先提出了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批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使中国国家认同问题一度成为西方学术圈的重要话题之一。这对中国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有较大贡献。

然而，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学者用来解释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相关理论，乃源于西方社会、政治、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经验基础，故在用以观照具体的中国问题时，难免会从“西方中心”的立场出发来建立相关理解，从而产生视角错位。同时，其过于主观的解释或某些所谓的“揭示”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距离甚至断裂。也就是说，在西方理论与中国事实之间并不能很容易地形成真正的有效对应和互动，因此其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另外，在资料获取和掌握方面，西方学者也因地域差距而存在很大局限，造成中国国家认同研究应有的规模、范围、问题意域和深度存在一定禁抑和缺陷。

台湾地区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虽早于大陆学者，但从其相关成果来看，如前所言，明显受到台湾地区所处之地缘政治、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岛内由不同政治力量而形成的复杂政治生态影响。其研究突出之处在于，许多学者以其研究或隐或显地卷入现实的政治纷攘，甚至以学术名义为政治“站台”，直接参与岛内不同政治力量、党派之间的争斗。虽有一些从史学立场尽量客观地讨论中国历史中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但明显力度不够，影响不大。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关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体现出过于集中在台湾本位与政治现实的特点，故而在研究对象、问题范畴等方面难免偏狭，更为现实政治所左右而偏离了学术自身本来应有的理性与客观。

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总体言之，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尤其近十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较之于西方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学界，大陆学界在研究对象、研究资料与问题视域等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更为重要的是，集中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我国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际建设之中，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亦为推进我国国家认同问题研究铺垫了基础。

但是，以笔者有限的学术视界看来，目前的既有研究，相较于我国国家认同问题应有的规模、范围、问题意域与深度，及其对我国边疆安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言，显然还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和问题范围过于分散且不平衡。首先，对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性要素、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与社会功能等缺乏系统讨论。其次，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机制、克服途径等重要问题，学界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再次，对从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与实现途径、对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问题，学界的认识和探讨仍显不足。最后，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仍有系统、深入研究之必要。表现在：①从既有研究来看，对边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缺乏一个综论性或通论性的理论观照；②对蒙、藏及东北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关注不足，甚至这些地区“非主体”少数民族的认同情况普遍被忽视；③对从边疆民族文化、族群关系、社会经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视角来关涉国家认同的建构和提升等缺乏深入开掘；④对国外势力干扰、破坏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专门研究不够；等等。

第二，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论阐释仍需进一步加深或拓展，更需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关怀。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国家认同理论，许多学者往往从单一视角出发——或从民族认同，或从公民意识，或从自身的经济利益，或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等方面——来关联国家认同主题，进而探索确立并加强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途径。既有研究往往囿于历史学或民族学或社会学的单一方法论框架，在结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上存在不足，导致对研究对象的理论解释和界定“单面化”，从而在研究深度和整体性上有所欠缺。实际上，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范围、意域远非“单一”，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体系，既有纵向的历史结构过程，又有横向的民族文化交融、积淀以及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互动和博弈，还有社会心理层面的复杂变化和哲学基础上的抽象建构等。因此，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应在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心理、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综合理论框架中来建立相关解释。

总体看来，目前这种研究状况与当下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关注以及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在学术与现实层面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极不相称。这也使在综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视野下观照我国的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的国际情势和国内政治、历史、社会和民族文化语境中解读国家认同的结构和变化，及其对国家安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成为一项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