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变化速度造成的局限性

基于本书对教育的定义，现行教育体系的规划和设想都是不人道、非人道，甚至是反人道的。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是，这些规划和设想都不可能变成现实。遗憾的是，这些规划和设想的失败，可能会被看成是教育的失败。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即本书所定义的教育从未被实践过。

教育体系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它不能提供当下急需的产品，也无法立即修正当前的情况。一位美国的劳工部长曾提议，把学生离校的年龄从16岁延长到18岁，这样就可以让两百万年轻人退出劳务市场，以致缓解失业的压力。除了所需的楼房和设备之外，实施这个冒险的提议至少还需要新增10万名教师。选择和培养这样一支庞大的教师队伍，显然也需要时间。如果这个提议被采纳，那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

即使教学楼和教学设备不是问题，也有了充足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一项在孩子们六七岁时就付诸实施的教育方案，没有10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是不能期待其显现出什么样的“结果”的。既然检验一项教育方案是否成功的真正依据是学生成年后的状况，那么，一个教育体系只有在1/4个世纪之后，才能宣称其成功与否。

然而，在一个相对遥远的将来，我们很难判断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将来需要什么呢？我们可以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直都需要保持繁荣和强盛。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立足现在，判定繁荣和强大在40年后意味着什么呢？谁能够在1906年就预见到，在1946年走向繁荣和强大的关键在于科学与工程呢？而在1906年，繁荣和强大是通过殖民统治对土地和人民的剥削来实现的。

来自英国、法国、非洲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证据一再表明：没有任何东西比预测一个国家“劳动力需求”更不切实际。就是在苏联，做预测的人似乎有权力让他们的预测成为现实。但是，计划工作者们也不能使教育与工作岗位的需求保持一致。他们试图根据对5年、10年或者15年专业人才的需求预测，来确定教育的配给。苏联教育政策之所以变化无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预测的供需情况常常是一个败笔。赫鲁晓夫在1959年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并没有任何在科学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估计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中需要多少专业人才、哪些类型的专业人才、某一类型的专业人才在未来的需求和状况，以及这种需求会在何时出现等状况。”在西方媒体上（1965年）发表的三份独立调查报告表明，苏联关于劳动力的预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关键性问题是变化的速度。对于应急的需求来说，当教育体系尚未组织起来以满足其需要的时候，这种需求或许就已过时了。而长期的需求，或者是假定在将来会出现的需求的不确定性，是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变幻莫测的。

一个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它的教育就越不能过于专门化。其原因是，一个社会的科技越发达，它的变化就越快，专门化教育的价值就越有限。现在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实用的教育就是最理论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