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6年是美国经济承前启后的一年，一方面延续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势头，各项指标总体表现良好，就业市场表现抢眼，美联储第二轮加息已经启动，市场前景向好；另一方面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飞出了2016年全球市场最大的一只“黑天鹅”，特朗普在竞选前后已经对他的执政理念、执政思路、主要政策进行了阐述，预示着2017年美国经济政策将会有重大调整，美联储加息多少次尚不能定论，这为2017年美国经济走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预计2017年美国经济将迎来更多震荡和波动。

一 2016年美国经济的主要特点

2016年美国经济继续延续金融危机后的增长势头，但增速较前些年有所放缓。全年经济出现较大起伏，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十分抢眼，其他季度经济疲软无力。个人消费扩张是拉动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仍将继续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私人投资意愿不足和商品贸易赤字是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不利因素。2016年美国私人投资负增长，投资预期下降，企业扩大再生产积极性不高。美国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但商品贸易大额赤字、服务贸易小额盈余、贸易总额大幅逆差的大格局并未有根本改观。政府消费和投资规模与前些年基本持平，但财政赤字大幅缓解，这为未来美国政府采取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创造了一定空间。

（一）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从总体上看有所放缓，分季度看一波三折

2016年，美国经济继续延续次贷危机后的缓慢复苏态势，但经济增速较前些年有所放缓。如图1所示，2016年美国经济达到18.57万亿美元，GDP增速仅为1.6%，较2015年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2014年和2015年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在2015年底，各界普遍判断美国经济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周期，各机构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将实现较高增速。如在2015年10月，IMF曾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8%。此后由于美国经济实际表现不佳，IMF不断调低经济增速的预测值，2016年1月调低为2.6%, 2016年4月调低为2.4%, 2016年7月调低为2.2%, 2016年10月进一步调低为1.6%，较一年前累计调低了1.2个百分点，2016年美国经济实际表现远低于市场和各机构的原本预期。

从全年情况来看，不同季度美国经济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特点，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如图2所示。201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十分疲软，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实际增长0.8%，第二季度增长1.4%，市场和各机构一度认为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行将结束，经济将步入长期低速增长期。但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异军突起，增速达到3.5%，为近两年的最高增速，市场和各机构大幅调整预期，转而认为第三季度将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彻底走出金融危机将指日可待。但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大幅下滑至1.9%，在第四季度圣诞节消费效应等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仍然低于前一个季度经济增速1.6个百分点，让人大跌眼镜。综合来看，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成为拉动全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速的剧烈波动说明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基础还不稳固，美国经济尚不能完全走到可持续高速增长轨道上来。

（二）个人消费是拉动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商品贸易赤字和私人投资意愿不足是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不利因素

从全年来看，美国GDP的四项组成部分——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对美国GDP的同比拉动率分别为1.82%、-2.25%、-0.12%、0.16%。其中对美国经济正向拉动率最高的为个人消费支出。在目前美国经济结构中，消费约占GDP的70%左右，2016年美国不变价消费实现了1.6%的增长，这是保证美国经济能够实现1.6%增速的最主要积极因素。对美国经济负向拉动率最高的为商品和服务净出口，2016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总计为-4994亿美元，其中服务净出口为2711亿美元，商品净出口为-7705亿美元，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难以实现较高速增长的重要制约条件。从长期来看，近年来美国GDP的四大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图3所示，在次贷危机后的2010～2013年，个人消费支出和国内私人投资共同构成了拉动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双引擎”，但2013年后私人投资引擎逐渐减弱，特别是2016年甚至趋于熄火，“双引擎”变为“单引擎”，这也是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不如2015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各季度美国GDP增长的拉动率来看，如表1所示，第一季度美国经济不振主要源于个人消费、私人投资、净出口支撑不足，三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分别仅为1.11%、-0.56%、0.01%，其中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负，私人投资意愿严重不足；第二季度尽管个人消费拉动能力大幅提升，净出口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但私人和政府投资意愿均明显下滑，导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较大起色；由于美国净出口能力提升和私人投资总额扩张，私人投资拉动率由负转正，商品服务净出口拉动率达到0.85%，远高于前两季度水平，第三季度经济形势迅速转好，出口和私人投资是第三季度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贸易形势有所恶化，出口下降，进口大幅增加，商品服务净出口拉动率由第三季度的0.85%大幅降至-1.70%，个人消费拉动力也有所下降，因此尽管私人投资拉动能力达到全年的最高水平，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依然出现大幅回落。综合各季度情况来看，个人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拉动能力相对平稳，政府消费和投资除第二季度出现一定波动外，总体也处于较为平稳的水平，各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取决于商品服务净出口和私人投资两项。如果这两项出现大幅扩张，那么美国宏观经济一般表现良好，如果这两项表现一般，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就会迅速回落，这是2016年美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一个规律。

（三）2016年美国个人消费继续扩张，未来消费预期向好

2016年美国个人消费总体表现良好，达到12.75万亿美元，较2015年实际增长2.7%，如图4所示，虽然增速较2014年和2015年有所下滑，但仍远高于GDP增速，消费扩张是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2016年的消费扩张与2015年相似，属于数量型扩张而非价格型扩张，如图5所示，2008～2014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高于物量指数，此时的消费扩张更多的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消费被动增长，2015年以后，美国个人消费物量指数高于价格指数，此时的消费扩张更多的是消费品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消费主动增长，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更加积极。消费主动扩张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如图6所示，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人均收入一直保持正增长，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123美元，较2008年初增长了约1万美元；二是民众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上升，消费信心增强，如图7所示，美国衡量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近年来总体保持波动上升态势，近期公布的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16年末的美国消费者信心已经达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这预示着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将很可能继续保持扩张势头。

（四）2016年美国私人投资负增长，投资预期下降、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足是主要原因

私人投资是除个人消费外，带动美国经济走出次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动力，2009～2015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总体保持扩张势头，如图8所示，对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总额达到3.04万亿美元，但增速较2015年有所下降，名义增速下降0.62%，实际增速下降1.50%。私人投资一般与总储蓄和投资预期两个因素有关：从储蓄情况来看，如图9所示，近年来美国总储蓄规模总体保持增长势头，2016年总储蓄与2015年接近，继续保持在高位规模，从总储蓄规模不能看出2016年投资下滑的原因；从投资预期来看，2016年美国投资信心指数大幅下滑，如图10所示，代表美国投资信心的重要指标Sentix投资信心指数在2015年全年和2016年初一直处于下滑趋势，除受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大幅上涨影响，2016年底信心指数实现上升外，2016年全年Sentix指数均维持在与前两年相比的较低水平，投资信心不足是2016年美国投资规模下滑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投资结构上看，并非所有类别投资均有较大降幅，下降比较多的是设备投资。如图11所示，美国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有较大下滑，建筑住宅投资占比相对稳定，知识产权投资占比甚至有所上升。设备投资规模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对未来市场的预期不佳，扩大再生产意愿不足，这对于2017年美国企业供给能力的提高会产生一定影响。

（五）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但进出口贸易格局并未有根本改观

贸易逆差是制约美国经济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如图12所示，2016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22322亿美元，较2015年减少321亿美元，2016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27317亿美元，较2015年减少546亿美元，2016年美国商品和货物净出口-4995亿美元，较2015年减少225亿美元，贸易逆差幅度有一定收窄。从结构上来看，商品贸易逆差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如图13所示，2016年美国商品货物出口14543亿美元，商品货物进口22248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7705亿美元，较2015年缩小222亿美元，但从金融危机后近些年的总体变化趋势看，商品贸易逆差问题并没有明显好转；美国服务贸易为顺差，如图14所示，2016年美国服务出口7779亿美元，服务进口5068亿美元，服务贸易净出口为2711亿美元，与2015年基本持平，但从金融危机后的长期趋势来看，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体呈扩张趋势，但服务贸易的顺差仍然远远不能弥补商品贸易的顺差。美国的贸易结构问题是由美国的比较优势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所决定的，如果美国没有大规模的贸易政策调整，全部贸易项下总体逆差的格局长期不会改变。

（六）2016年政府消费与投资规模与前些年基本持平，但财政赤字有明显好转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消费与投资规模总体较为稳定，基本处于3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变化率呈小幅波动，如图15所示，2011～2014年，由于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突出，政府消费与投资呈负增长，2015年后由于财政赤字好转，政府消费与投资有小幅增加。2016年，美国政府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共计32787亿美元，较上一年度增长0.9%。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大幅缩减，如图16所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从2009年高峰期的9.8%逐步下降至目前的2.5%左右，已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17财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美国财政赤字会继续小幅下降，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将从2016财年的5870亿美元小幅降至2017财年的5590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会继续下降，这为未来美国政府可能实施的宽松财政政策创造了施政空间。

（七）就业市场持续稳步复苏是2016年美国经济的重要亮点

尽管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就业市场持续稳步复苏，失业率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如图17所示，2009～2010年，美国一度达到10%左右的高失业率，这是自1982～1983年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水平。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向好，以及在奥巴马“重返制造业”和多种就业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失业率逐步下降。2016年美国新增就业人数215.7万人，失业率已进入4.5%～5%（见图18），达到金融危机前的美国就业水平，也基本达到美国充分就业水平，2016年11月，美国失业率甚至降至4.6%，这是自2007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就业市场已呈现明显的收紧特点。

就业市场收紧直接拉动薪金水平的提升。如图19所示，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继续保持上扬势头，2016年12月已经达到26美元水平。但就业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平均每周工时的下降，如图19所示，2016年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全部员工平均每周工时呈下降趋势，已从年初的34.6小时下降至年底的34.3小时，这反映出市场对劳动总量的需求增速慢于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速，2016年美国就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就业时间的下降为代价的。

（八）2016年美国通货膨胀水平较2015年有明显提升

金融危机后，在经济总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和刺激下，美国通货膨胀水平总体保持上升势头，如图20所示，2016年美国通货膨胀已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014～2016年近三年数据来看，美国CPI和PPI数据表现基本同步，呈现出先降后升的特点，2014年美国CPI和PPI一度达到较高水平，受全球及美国国内需求变化、货币政策变化、市场预期变化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2015年初CPI和PPI均出现了大幅下滑，随后逐步回升，2016年美国通货膨胀增长较快，CPI和PPI指数一路上扬，CPI同比增长1.3%，远高于2015年0.1%的水平，PPI同比增长0.4%，也远远高于2015年-0.9%的紧缩水平。

（九）在就业和通货膨胀指标总体向好的基础上，美联储在2016年底启动新一轮加息

2008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华尔街各大金融巨头都面临着流动性紧张甚至破产的局面，为提振经济，美国相继采取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主要以购买国债、机构债等方式，通过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保证市场流动性。如图21所示，金融危机后美国M2货币供应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量化宽松作为一项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短期效果明显，但长期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从2014年2月开始，美联储每月减少1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量规模。2014年10月底，美联储宣布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较低水平不变。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10年来的首次加息，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收紧。美联储原计划在2016年继续加息若干次，后考虑到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等不确定事件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不利冲击，加息计划被一再推迟。美联储是否加息主要参考两个指标：一是美国失业率要降到6.5%以下；二是通货膨胀率要为2%～2.5%以上。2016年美国就业市场形势良好，全年各月失业率均远低于6.5%的阈值，通货膨胀指标也总体保持上升势头。2016年12月，美联储启动第二次加息，FOMC会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的联邦基金利率将处于0.5%～0.75%的区间。近年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如图21所示。

美元是国际货币和全球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元加息导致各国将大量本币换汇成美元流向美国，美元较其他货币实现大幅升值。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已经历了多轮美元升值浪潮，如图22所示：2014年美国提出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市场预期美元升值；2015年底美元加息前后，由于预期及实际加息效果，美元再次升值；2016年全年，由于美联储不断释放出加息信号，“用嘴加息”，美元升值一幕再次上演；2016年底，美联储启动第二轮加息，“靴子”落地，美元又形成一波升值浪潮。

二 2017年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几个特点

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赢得美国大选。特朗普的当选超出了全球主流媒体、智库和政界人士的预料，成为2016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之一。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开启他的“新政”计划，他承诺要通过“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实施的最支持增长、支持就业、支持家庭的计划”，将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提升至平均每年约3.5%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将采取“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退出或重谈多个贸易协定、提高关税、汇率操纵国等多种手段，改善贸易条件，缓解贸易逆差高企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减税、基础设施投资、放开金融管制、发展传统能源产业等手段，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特朗普的政策设想能否落地是决定2017年美国经济走向的关键变量，2016年美国大选这只“黑天鹅”将在2017年“一飞冲天”, 2016年孕育的不确定性将在2017年发酵显现，2017年的美国经济将是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的一年，也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最难于预测和判断的一年。

（一）2017年美国贸易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向，美国与主要贸易国的经贸摩擦将更加激烈，特朗普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不但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反食恶果

特朗普在竞选前后，释放了大量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利己主义的政策信号，预示着未来美国经济政策将发生较大调整，美国将可能由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保护者转向逆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推动者。目前特朗普提出了四项重大贸易政策。

1．退出TPP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就高调反对TPP，称“TPP是个愚蠢的协议”和“非常糟糕的协定”，提出“要采取新的、公平的贸易政策以保护就业”，释放出退出TPP的信号。在近期秘鲁APEC峰会上，一些国家提出希望特朗普能重新回到TPP轨道上来，但APEC结束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做出针对性回应，提出“上任第一天就让美国退出TPP”，并把TPP定义为美国面临的“潜在灾难”。

2．重新开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

这主要是针对墨西哥，特朗普认为NAFTA对美国不公，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了墨西哥，美国因此损失了大量工作机会，NAFTA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

3．调整关税

为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促进美国企业生产更多的商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提出要对美国关税政策进行调整。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要大幅上调进口关税，如要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35%的关税。特朗普还提出要征收20%的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所谓边境调节税，就是要以企业所得税税率对进口进行征税，但是企业出口所得收入免于征税，这意味着未来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无论是本土生产的还是进口的，无论其生产商是在哪里注册的，都适用20%的税率，而在国外销售的，无论是外国生产的还是美国出口的，美国都不予征税。这相当于对美国全部进口产品增收了20%的关税，而美国目前平均有效关税为1.6%，这对于国外企业向美出口而言是一个巨大打击。

4．针对中国采取“汇率操纵国”政策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提出，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引起各界一片哗然。根据美国法律，中国并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一种严重违背事实的行为。根据美国《2015年贸易便利和执法法》，判断一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有三条量化标准：一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三是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根据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外汇政策》报告，中国并不符合条件。事实上，近两年中国非但没有进行汇率操纵，人民币反而处于升值状态。退一步来说，即便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按现行法律，特朗普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与中国协商矫正汇率外，并不能采取任何实际举措，“汇率操纵国”认定后并无可操作性，这也是中国在1992年5月、1992年12月和1994年7月三次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后，再未被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自2005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就持续提出关于将汇率操纵与惩罚性关税直接挂钩的法案，但这些法案一直没有通过。近期美国也将“汇率操纵国”瞄准了德国，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公开表示，德国也正在利用低估的欧元获取相对美国的贸易优势。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特朗普提出的上述贸易保护措施并非其竞选时的“说说而已”，而是上任后可能会实质推进的货真价实的政策举措。2017年1月22日，已就任总统的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将在同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会面时开启NAFTA的重新谈判。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特朗普将转向与各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关税政策和“汇率操纵国”问题还须经国会讨论，暂时并未见到政策变化，但预计特朗普上任百天以内，很可能会将新的税收计划和贸易方案提交国会。对华进口关税方面，特朗普所说的要对中国全部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可能性不大，这相当于与中国打全面贸易战，不过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针对中国采取具体领域的反倾销措施，特别是在轮胎、钢板、纺织、化工等行业对中国企业开展更多的贸易调查并单方面提高关税或限量进口。“汇率操纵国”方面，尽管中国并不符合“汇率操纵国”认定标准，但不排除特朗普修改甚至为中国量身设计一套新标准，使中国成为“汇率操纵国”，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制定“汇率操纵国”与贸易保护政策捆绑的法案，拿出来在参众两院进行热炒，利用共和党在国会的控制优势推动这些法案通过，从而合法地利用汇率操纵国幌子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特朗普原本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政策，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吸引全球制造业流向美国，重振美国经济，但实际上可能事与愿违。

第一，经贸领域的国家博弈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吃亏受损的一方也从来不会坐以待毙，如果特朗普采取极端保护主义措施，各国也会采取报复性贸易保护措施作为回应，美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将会遭到较大冲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研究显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将可能产生三种不良后果。一是爆发全面贸易战，如果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35%的关税，中国、墨西哥等国也会对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出口将严重萎缩，贸易条件将全面恶化。二是非对称的贸易战，中国、墨西哥可能会选择一些行业进行反击，如中国或可能拒绝向美国提供关键要素资源，使美国难以采购所需要商品；中国或可能禁止国有企业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这将导致美国失去8.5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或可能禁止美国农产品、飞机、机械等一些产品的进口，仅禁止大豆进口一项就将导致美国21个农业县失去10%的就业岗位；中国或可能终止购买乃至抛售美国政府债券，这将扰乱美国金融市场。三是短暂的贸易战，即使在一年贸易战的情况下，私营领域预计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该领域就业总人数的1%。彼得森预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影响美国GDP增速，如果美国和中国、墨西哥等国爆发贸易战争，2017年美国消费和政府支出最多将可能下降3个百分点，如果贸易战长期持续，投资将在2020年下滑9.5个百分点，GDP甚至有可能在2019年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也将大大提高。

第二，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的大格局是由美国的比较优势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如果特朗普仅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那么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而是转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仅是贸易逆差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第三，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特朗普的保护政策在2017年难以实现出口的迅速增长，海外企业回流美国将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海外企业只有在断定特朗普的保护政策长期可持续、形成长期稳定预期后才会考虑回流问题，即便企业具有回流意愿，重新建厂、招聘、经营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均需多年时间，而在这期间，美国将面临进口大幅下降、出口增长缓慢、贸易全面萎缩的窘境，美国经济活力将被大大削弱，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但没有解决美国经济中的问题，反而将激发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更多深层次问题。

（二）2017年美国经济刺激政策将由货币宽松转向财政宽松，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大幅攀升，但宽松的财政政策长期不可持续

2016年美国经济依然复苏乏力，鉴于货币政策已经重回正常化轨道，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不仅面临“流动性陷阱”问题，更可能将美国经济带入滞胀困局，货币宽松已然不是拉动经济的可行选项。特朗普提出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刺激计划由宽松货币政策向宽松财政政策的转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大规模的结构性减税计划

特朗普主张启动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个人所得税方面，将联邦个人所得税由目前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最高档将由目前的39.6%降至33%。企业所得税方面，主张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私人股权融资提供82%的税收减免。海外投资税方面，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税率降为8.75%，对把工厂搬到他国、雇用他国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据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测算，特朗普税改方案将造成10年期税务减收4.5万亿美元，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预计，特朗普的税收计划将使美国国家债务在10年期间增加约7.2万亿美元。

2．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如今美国基础设施已严重老化，国家公路系统较为破旧，机场吞吐能力严重不足，高铁等新型现代交通系统尚未开始建设，特朗普甚至说，“比起中国的机场、铁路、火车，美国就像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朗普计划在未来10年促成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按照预想的融资结构，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中将有80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余下2000亿美元采取私人股权投资，政府将对这部分私人股权投资给予82%的税收抵扣。特朗普团队甚至提出要考虑设置一家“基础设施银行”来为美国的基建项目投融资。

3．增加国防支出

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半公开提出了其核心军事战略，明确提到要使美国“强大到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程度”，要通过“无可置疑的军事实力”来阻止冲突，要求美国国会全面停止减少国防预算，并增加军费开支，重建美国军队，表示要将“大大增加”美国武器库中的潜艇、舰艇和战斗部队，将陆军扩大到54万人，空军1200架现代化战斗机，海军350艘舰艇，陆战队36个营，发展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对网络防御能力全面升级完善等。特朗普赢得选举后，进一步重申了其对美国未来国防政策的看法，在其百日新政演讲中明确提出“减少国际协防支出，增加军事投入，重建军力”。从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成员构成来看，军方成员和军工集团代言人占据了较大比例，国防支出增加对于拉动军工产业发展、推动美国制造业繁荣也会有重要作用，可以预计，扩大国防支出应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选项。

如果特朗普能够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短期内将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但长期看这一政策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财政赤字问题。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的国际警戒线以下，宽松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施政空间，但如果特朗普减税、基建、国防三项支出并举，尽管已废除财政压力较大的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但预计财政赤字仍将迅速大幅攀升。2017年3月，美国国会决定审议联邦债务上限问题，特朗普能否说服国会提高债务上限，这将是他执政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如果国会否决提高债务上限，那么特朗普的减税、基建、国防支出等政策和计划都将沦为空谈。但就目前情况看，国会决定提高财政上限的可能性极大，现在美国参众两院由共和党掌控，减税、基建、国防支出均符合共和党利益，特朗普团队众多建制派人物也十分善于与国会达成政治合作，尤其是当前美国赤字占比处于低位，国会提高债务上限的客观理由也十分充分。因此，预计从2018财年（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开始，美国财政赤字将大幅增长，近两三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将会达到高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很可能提高到6%～8%，未来甚至会重新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10%左右。

财政赤字本质上是利用政府信贷提前预支未来美国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短期会对经济发挥刺激作用，但长期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特朗普的财政政策有如揠苗助长，尽管短期作用明显，但债务上限不能无限提高下去，宽松的财政政策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一旦宽松财政政策退出，若又不能培育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那么经济增速将会大幅下滑。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研究数据，如果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能够出台，2017～2021年美国GDP增速将会分别提高1.7个、1.1个、0.5个、0.3个、0.1个百分点，但其后又会回落到先前水平，中长期对经济影响不大。

（三）2017年美国就业和通货膨胀指标仍将表现良好，美联储继续加息势在必行，但加息次数尚不能定论

2015年底，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的首次加息，并预计2016年加息4次。由于2016年全球发生了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重大不确定事件，且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并未如料想中顺利，美联储不断延迟加息进程。2016年底，鉴于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实现较高增速，全年就业市场总体表现良好，通货膨胀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以及重大“黑天鹅”事件尘埃落定，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二轮加息，并预计2017年可能加息3次。

从2017年就业和通货膨胀两项关键指标预期情况来看，就业方面，2016年美国就业市场已基本达到充分就业水平，2017年将会继续延续这一趋势，失业率预计仍将维持在4.5%～4.7%的较低水平上。据美联储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的2017年度首份美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 2017年美国许多地区的就业市场或进一步收紧，多数地区工资将温和增长，企业在寻找技能熟练的劳动力方面仍然面临困难，在一些地区，技能需求不高的工作也存在雇用困难，预计2017年美国失业率仍为4.6%, 2018年将为4.5%, 2019年为4.6%。通货膨胀方面，预计2017年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将会进一步攀升，美联储预测2017年美国PCE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9%，高于2016年的水平，2018年和2019年将会达到2%，如果特朗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和第一能源计划能够顺利出台实施，通胀率可能会达到更高水平。

鉴于目前美国经济正在持续恢复，各项经济指标特别是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项指标表现良好，预计美联储在2017年将会继续推动加息进程。在2016年12月的美联储FOMC会议上，美联储宣布将继续坚持审慎的渐进加息计划，将在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方面更加积极，预计2017年将加息3次。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3次加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上升75个基点，那么到2017年末，新的联邦基金利率将处于1.25%～1.5%，如图21所示，3次加息后的利率仍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并非如一些预测机构所言是不可承受的，如果2017年美国经济能够实现较快增长，加息3次并非不可能。如果2017年美国经济表现不如人意，特别是考虑到欧洲多国大选可能引发“黑天鹅”事件、英国启动“硬”脱欧的可能影响，美联储没有实现加息3次的预期目标也是有可能的，但加息1～2次应是大概率事件。

2017年美元加息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导致大量资金由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这可能给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智利及其他一些债务率高的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冲击。从历史上看，美元的多次加息升值都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较大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危机爆发前，美元长期保持低利率和趋势性贬值状态，大量美元涌入这些地区，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货膨胀水平和债务率，美元加息升值后这些资产迅速回流美国，导致这些地区债务问题爆发、资产泡沫破裂、经济迟迟难以恢复元气。本轮美元加息与拉美和东南亚债务危机前十分相似，必须对未来一些地区可能爆发的债务危机给予高度警惕。

美元加息可能对中国产生五方面重大影响：一是由于美元加息升值已形成市场预期，人民币仍将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二是国内股市、债市等证券市场资金可能大量撤出流向海外，国内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大幅动荡；三是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可能会承受下跌压力，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大幅衰退、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发生了资本大量流出、国内资产价格暴跌现象，本轮美元加息，中国面临相似形势，房地产是国内资金的主要沉淀池，如果资金大量流出很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这甚至会形成国内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四是资金流出造成国内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一向融资较难的民营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瓶颈，一些利润较薄的加工制造企业可能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重新洗牌；五是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受阻，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有序推进，特别是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但美元继续加息可能会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短期受阻。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由于资本账户限制与美元走强，人民币吸引力有所削弱，与2015年相比，人民币国际支付额下滑了29.5%，人民币在各币种国际使用量排行榜上已从2015年的第五位下滑至2016年的第六位。

此外，美国货币正常化之路除加息外，还包括“缩表”。2016年5月，美联储已进行“缩表”试水，出售了4亿美元国债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尽管规模不大，但市场反应强烈。由于“缩表”是较“加息”更为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预期短期内美联储应不会大规模轻易启动，但2017年美联储实施小规模“缩表”是有可能的。

（四）2017年特朗普继续推动美国重返制造业、制造业回流依然困难重重，制造业成本可能难有进一步下降

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提出了“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但八年过去了，美国“重返制造业”并没有实现。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振兴制造业的发展思路，认为制造业是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使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弥合阶层收入差距和社会分裂的关键，他提出多项降低制造业成本的措施，既为重新培育美国制造产业，也为吸引全球产业、资本、财富流向美国，同时为控制美国制造业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和重振制造业创造空间。

一是如前所述的企业所得税减税计划，特朗普主张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税率降为8.75%，对把工厂搬到他国、雇用他国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二是实施“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取消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对开发使用页岩气、清洁煤的种种限制，继续推动美国能源革命，降低美国制造业的能源利用成本。三是降低金融成本，特朗普提出要废除次贷危机以来最严格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他认为该法案过于复杂，特别是其核心内容沃克尔规则要求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反对商业银行持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严限金融机构规模，限制衍生品交易等，严重抑制了金融业的活力，特朗普未来将对金融业全面或部分松绑，更加活跃的金融业将进一步降低制造业资金使用成本，也更便于创新中小制造企业资金供给方式。再加之美国在物流成本、土地使用成本方面均具优势，未来很可能形成相对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综合成本优势，将对海外制造企业产生实质性吸引力，这可能逆转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球产业转移方向，重塑中美产业分工格局。近期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报告，其以工人小时工资、劳动生产率、能源成本、汇率等因素来测算各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如果美国制造业的平均成本为100，那么中国则为96。中国由于劳动力、土地价格的上涨，资金、环境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正在快速接近。按照特朗普的设想，如果税收、能源、金融等方面成本能够下降，中国制造业向美国转移应会实现。

设想固然是美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朗普的若干政策有相互矛盾之处，一些要素的成本并不会如特朗普预想的大幅下降，另一些其他要素成本反而会有所上升，美国制造业的总体成本可能难以大幅下降。一是劳动力成本，2017年1月25日，特朗普签署加强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改进的行政命令，1月27日，签署暂停七国国民入境的行政命令，预计未来将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目前美国老龄化日益严重，本土适龄劳动力相对紧缺，如果移民政策收紧，那么劳动力成本将大幅抬升，劳动生产率也将下降，对于美国制造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不利。二是金融成本，特朗普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和减税计划后，将形成“特朗普通胀”，未来两年美联储将会继续加息，这将大幅增加企业投资成本，在这一问题上，预计直至2018年初耶伦结束任期之前，美联储与白宫的政策走向将存在偏差。三是原材料和中间品成本。美国制造业的大量原材料和中间品来自海外，特朗普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将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根据《购买美国货法案》，联邦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采购必须全部来自美国本土，1月24日美国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在Keystone XL输油管线、达科他输油管线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使用美国本地钢铁等美国制材料，这也将大大提升美国基建成本。以上三项成本的提升很有可能抵消特朗普在税收、能源成本下降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2017年，税改方案还须经国会审议，不能很快出台，传统能源产业的复苏还需要一定时间，有利于成本降低的举措难以很快见效，但上述三项成本上升将可能在2017年开始较快显现，预计2017年特朗普推动美国重返制造业依然会落空，2017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不会有太大起色。

（五）2017年美国经济将继续在缓慢复苏中前行，但增速不会太高，特朗普不会再造“里根繁荣”

2016年尽管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延续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势头，2017年美国将继续延续这一趋势。从消费来看，2016年美国消费预期向好，2017年消费将继续增长，未来特朗普将可能推进个人所得税削减，对消费将形成直接刺激。消费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17年消费扩张将是保证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固基石。但2017年美国消费很有可能再次由数量型消费转向价格型消费，即个人消费价格指数会再次高于物量指数，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将大幅提高进口消费品价格，而美国国内低成本消费品有效供给又难以接续，美国民众将被迫消费更高价格的产品，消费者福利大幅下降，尽管消费总量可能继续增长，但其中价格上涨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从投资来看，联邦政府在基建领域的扩大投资将是2017年美国投资较以往几年的一个新增因素，短期内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直接拉动作用。私人投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如果特朗普减税政策能够较快出台，将提升企业投资预期，投资意愿可能增加，特别是能源产业投资规模将实现扩张，将拉动美国私人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如果减税方案在国会僵持不下，预计2017年美国投资可能会有所增长，但增速不会太高。此外，受2017年加息影响，更多海外资本将回流美国，但同样由于高利率及美国金融业监管的进一步放松，这些资金很有可能继续留在金融系统空转，能否脱“虚”向“实”，投资于制造业，还需要再观察。

从外贸来看，预计2017年将是美国外贸遭遇极大冲击的一年。如果特朗普的提高进口关税、提高边境调节税、针对主要贸易国的贸易制裁等政策出台，美国进口将大幅下滑，同时各国将实施针对美国的贸易报复政策，美国出口也将受较大影响，2017年美国将打响与主要贸易国在局部领域的贸易战，原材料、中间品进口价格的提高及其他成本的提高将进一步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2017年对外贸易难以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

综合以上来看，受益于消费和投资的可能扩张，2017年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外贸等领域的不利因素，预计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不会太高，为2%～2.3%，增速略高于2016年，但远远低于特朗普所说的3.5%的目标。美联储2016年12月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 2018年美国经济仍将维持在2%的水平。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2%, 2018年为2.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3%，较2016年提升0.7个百分点，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提高到2.5%。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期，美国经济2017年将增长2.3%。据路透调查数据，预计美国2017年GDP平均增速为2.3%, 2018年为2.4%。

三 把握好2017年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政策的转向对全球经济会造成较大冲击，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债权国和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特朗普新政”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对中美关系大局造成较大冲击。特别是特朗普在竞选前后还释放出在中国周边的南海、台湾、朝核等地缘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的信号，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呈现较大不确定性，这对于两国长远发展、世界和平稳定都较为不利。2017年中美两国应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努力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为全世界提供稳定预期。

（一）双方共同合作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2016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倡议。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逐渐从达成共识到调弦定音。中美新型大国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其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高度上，摒弃传统大国关系模式，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以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答案”来回答“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老问题”。这是两国在全面总结近40年关系正常化历史、冷静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它准确命中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体现出中国在主动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行动，为中美关系发展拓展了思路，增强了动力，带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迈上了新台阶，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并未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官方的正式回应，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等核心内涵得到了美方的高度认可。近期，特朗普对华关系核心智囊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提出，“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克里没有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但特朗普正在考虑接不接受”。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上，双方应该求同存异、通力合作，找到两国发展的利益契合点，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使两国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分道扬镳、越走越远。

（二）积极推进中美BIT、BITT、FTA谈判

特朗普明确提出，反对TPP等多边协定，要与各国一对一地谈双边经贸协定。中美BIT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协定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短期内政策重心应会放到国内，近一两年中美BIT可能并不会成为他的重点，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对美投资增加、从美进口越来越大，美国也将有更强烈的谈判意愿和动机。中美双方下一步仍要继续加快推进中美BIT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双边协定。目前中美BIT的谈判点仍在于负面清单长度，近期中美交换了第三轮负面清单改进出价，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方面应继续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试点，在试点情况基础上，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大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缩短负面清单长度，争取早日与美国实现对接并达成共识。近期，中国正式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全面推广负面清单，在深化对外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而这些是美国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如果BIT谈判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可在BIT积极推进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推动开启中美BITT谈判（BIT+Trade）。启动中美BITT谈判，不仅对两国经济发展有益，增加政治互信，也能够向世界传递积极信号，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稳定，促进更加符合实际的21世纪新国际经济规则的产生。未来可在BITT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启动中美FTA谈判，打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

（三）中美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2014年APEC北京峰会提出要开展FTAAP的可行性研究，形成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在推进FTAAP建设上，美国原本希望以TPP为蓝本形成FTAAP的框架和规则，中国则希望以RCEP为蓝本，这形成了FTAAP建设的双轨制。特朗普政府已明确美国正式退出TPP, FTAAP的建设路线可能发生重要变化。从目前情况看，FTAAP建设主要可选择两种路线：一是RCEP路线，在后TPP时代，RCEP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经贸协定，可以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个较好基础，但由于目前美国未参与其中，RCEP各成员国利益诉求不同，RCEP的谈成和拓展都有一定难度，未来应积极推进RCEP谈判进程，适当时机可吸纳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加入，逐步拓展形成FTAAP；二是中美BIT、BITT、FTA路线，中美可通过BIT、BITT谈判，形成双方共同认可的投资贸易标准，达成标准后逐步吸纳其他亚太国家加入进来。由于该标准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认可的标准，对亚太其他国家均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该标准容易被各国所接受。如果FTAAP能够构建成功，将会带来地区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以及资本、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将在FTAAP的框架内得到稳固发展。尽管当前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要退出所有多边贸易机制，但FTAAP巨大的潜在收益和发展前景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可估量的，中国需要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深入沟通，期待特朗普总统对此态度的尽早转变。

（四）要寻求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解决中美经贸问题

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是在国际规则和制度框架下的有序治理，针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要善于利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来解决问题。比如，按照美国《2015年贸易便利与执法法》定义，中国并不是“汇率操纵国”，这一定义与IMF对“汇率操纵”的定义是一致的，如果特朗普强行修改“汇率操纵”认定标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可以诉诸IMF，利用IMF规定予以解决。比如，如果特朗普毫无依据地针对中国出台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不符合WTO原则和规则的，中国可以利用WTO规则予以坚决反击，如果特朗普将“汇率操纵国”和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国会立法形式捆绑起来，中国也可以在WTO提起诉讼。

（五）加强中美多层次沟通机制建设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化沟通交流、增进互信。

第一，必须进一步密切两国首脑之间的交流联系，这是避免两国战略误判的最主要沟通机制。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共同探讨和解决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中美两国已经举办了五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开放天空、应对气变、签证便利、BIT谈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形成了大量合作成果。未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应开展下去，而且还应开展得更好，要创新组织形式，可考虑将战略轨和经济轨分开，战略对话主要探讨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经济对话重点要找到切实有效且操作性强的重要经济问题解决方案。

第三，还应建立两国央行、商务、投资等部门间的直接对话沟通交流机制，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汇率操纵国等可能导致两国贸易大战的政策，必须通过两国部门间的对话，对可能导致的恶性结果予以充分估计，并将信息反馈给特朗普，避免其主观臆断的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巨大损害。

第四，要加强中美民间交往、交流、交融。解决面向未来更多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得到两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需要通过民间更多的交流，增加共信、共识、共知和共赢。中美民间机构中不乏一些商界领袖，对两国政治经济影响较大，应该要多发挥这些企业家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民间大使”。同时中美两国也应多发挥智库的作用，要通过智库间的对话，共同探讨形成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凝聚共识、弥合分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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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姚枝仲：《2016：世界经济前瞻》，《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期。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经济师梅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