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代绪言）
时光荏苒，受恩师马敏先生启蒙发慧，忝入博览会史研究，已十年有六。记得是在2001年，进入师门年余，恩师开始指导以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为题做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又指引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近代博览会史，并建议以此为方向做博士学位论文。博览会史，是恩师深入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商会史时开拓出来的一个新领域，在此领域，他已耕耘廿年有余，乃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能在其引领下进入其所开拓、长期钻研的学术领域，实乃荣幸！备感鼓舞！
不过，受此命题，开初亦有过惶恐和犹豫。一则有关博览会的资料，从近代到当代，颇为浩繁，恐难以穷尽；二则民族主义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复杂多议、深奥难测的问题，恐难以把握；三则囿于识见和愚钝限制，不知如何开展研究，并常想如此下去，究竟能开辟出多大天空。经恩师灌以醍醐，且就教于诸多师长同人后，乃定心此命题之研究。如何施展研究？此问题时时萦绕心头，先决定劳力劳心，齐头并进。
首先是劳力。此为基础，不劳力者无以劳心。劳力之前，定有三调：一曰广而泛，凡与博览会及民族主义相关者，无论古今中外，一律网入；二曰法门得当，运用相关的工具书、目录、搜索引擎、资料库和已有研究综述，以求事半功倍，少走弯路；三曰勤而勉，广收博采各种资料，穷尽众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翻阅、爬梳浩如烟海的史料，枯燥乏味，不可中途而废，或蒙混而过，须坚持，坚持，再坚持。
劳力者，主要有二：一是了解、把握博览会史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状况，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富有代表性的成果。最大难处是收集海外成果和阅读外文，当时囿于条件，只能通过图书馆馆际文献传递、朋友帮助，以解决一二。尽管从已有相关研究综述中获益匪浅，但仍认真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并撰写了研究现状综述
，一则可避免做重复性无用功，并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中获得启发；二则对代表性成果之观点熟知于心，利于研究中随时引用；三则可按其引征文献的出处，按图索骥，查阅原始文献。做完此，乃知无论中外，未有从民族主义角度系统研究中国博览会史的，亦没有以整个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为载体，系统研究民族主义的。恩师洞见！
二是收集、整理史料。史料乃万宗之首之基。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不实乃空阁。迄今，已系统编整出来的博览会史料主要有：《解放区展览会资料》（1988）、《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2002）、《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2003）、《西湖文献集成》第16册《西湖博览会专辑》（2004）、《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2007）、《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2010）、《中国首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百年回望》丛书（《南洋劝业会报告》、《南洋劝业会杂咏》、《南洋劝业会图说》、《南洋劝业会文汇》）（2010）、《民国展览史料汇编》（2014）。再就是有些期刊刊发了一些较零散的档案史料，已版商会档案中也编入了一些。这些只是极少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博览会史料犹如沙粒，散藏于众多文献之中。如何把这些史料尽量打捞齐全，颇费心思，劳力不浅。
因无资料目录索引，只能广泛撒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先从身边开始。多次赴湖北省、武汉市档案馆、图书馆和武大图书馆，更多是溺在华中师大近代史所资料室，逐本翻阅，包括诸多报刊。随后，经上网查阅，做好资料目录之后，又上京津，入沪浙，下苏宁，走川滇，赴陕甘，到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广为搜求。同时，致函求助他人。谢辉先生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把他研究博览会史所搜集到的资料全部无私无偿相赠。
历经一年有余的茫茫搜求，我逐渐掌握了博览会史料的种类和分布。举办或参加博览会留下的文献、报刊、档案、游记，这四类是主体。近代中国举办博览会，比如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1929年西湖博览会、1935年防空展览会、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还有其他各种博览会，即使规模较小者，如天津、山东、河北、四川、贵州等地举办的物产会、劝业会、国货展览会，以及商会、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展览会，几乎都编撰了资料，记录相关活动。这部分资料既有主办方所编撰之文献集，亦有主办方、参加者所编撰之诸多小报、宣传册。参加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亦编撰了丰富资料，尤其是后者，一套《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就有16册。报刊是记录近代历史的主要媒体，《申报》、《大公报》、《万国公报》、《益世报》、《外交公报》、《商务官报》、《中央日报》、《东方杂志》、《中国实业杂志》等有大量关于博览会的记述，可谓连篇累牍，有新闻报道，有游记观感，有月旦时评。晚清、民国政府档案，尤其是外交档案、海关档案，以及商业档案、商人及其组织档案，尤其是商会档案，大量涉及博览会。迄今，《历史档案》、《民国档案》编刊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博览会史，尤其是参加博览会的档案，已经出版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保定商会档案》、《中国海关密档》等，亦录入了不少关于博览会的档案。自1860年代至1930年代，有不少中国人赴博览会场参观、考察、游览，然后写了游记、日记，较典型者如李圭的《美会纪略》、韩葆忠的《考察南洋劝业会纪略》、王维亮的《大正博览会参观记》、伍廷芳的《菲律宾赛会记》、陈琪的《美洲博览会记》、张謇的《东游日记》、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屠坤华的《万国博览会游记》、朱峙山的日记、乐嘉藻的日记。这些游记、日记，既反映出了博览会的一些基本史实，亦含有较为丰富的观念情感。此外，晚清民国的丛书、类纂、文编等，比如经世文编、政艺丛书等，其中亦辑录了有关博览会的资料。文学作品亦有描述博览会的，比如有杂咏、散文、小说描述了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博览会进行宣传动员时，亦有文学作品，比如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宣传书《铁匠赛会》。
时至今日，虽然搜集了大量资料，但仍有不少遗憾，希冀日后加强收集。一是英文、日文等外文资料。中国赴赛，博览会主办国会有记录，美日等国参展参观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当亦有记录，比如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所留下的文献，其中就有不少涉及中国。当地报纸对中国及日本参展多有报道，并喜好把中日进行比较。晚清时期在华洋人选品参展，以及洋人海关操办中国参展事宜，其往来信函及海关相关记录，当亦很有价值。二是除了上海总商会、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外，众多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的资料。商会是中国参展办展、征送展品的主要社会组织者，以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为线索，当会有十分可观的资料。三是行业、企业史料。展品主要来自诸多行业、企业，行业史、企业史资料中当有不少与博览会相涉。四是社会团体史料。近代博览会事业，尤其是民国国货展览会，与社会团体关系密切，尤其是国货团体，比如中华国货维持会、提倡国货会、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国实业协会。以这些团体为线索，当有不少资料。五是众多地方史料。各地除了举办博览会之外，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大型博览会，与之相关的资料当十分丰富。六是十分丰富的各海关史料。近代海关在中国博览会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直接征集展品，操办过参展事宜，而且中国赴国外参展，出品需在海关查备，故海关史料中当有很多与博览会相关。虽已有人据海关（主要是粤海关）资料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全国海关资料的挖掘和运用还远远不够。
搜集、泛阅资料同时进行。能复制的资料尽量复制，不能复制的资料、零星资料，或拍照，或记笔记，或录入电脑。这是一个煎熬出茧的过程，尤其是逐张翻阅《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以及常年尘封于图书馆的资料。随着这一过程的加深，我对近代博览会史料有了大致把握，愈加确信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
随后就开始整理资料。这是一个反复精读的过程，同时，根据研究需要予以分类，或以章节分，或以论题别。万千资料，能用一二乃幸，非反复研读，难以淘宝，难以致用。深居简出，日夜相循，历时大半年乃基本完成，个中滋味，五味杂陈。
劳力之时，亦开始劳心，时时思索如何开展研究。一度苦苦纠结于研究意旨是以民族主义为重还是以博览会史为重，拟定纲目是以民族主义为线索还是以博览会史为线索。若是前者，是按博览会史中的民族主义之起因、诸多内涵、特征、意义及影响、局限及问题等展开研究，还是从博览会事业的政治、经济、社会观念、政府外交、民间交往、中西文化交往中的冲突与融合等层面研究民族主义？若是后者，是以博览会事业之发展历程为线，分析其在民族主义作用之下是如何起步、发展演变的，还是把博览会事业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几大板块，分析其是如何受民族主义之影响的？经多次就教于诸多师长同人，反复研索，以及结合史料状况和研究现状，最终为整个研究定了基调：既不以博览会史也不以民族主义为线，不单独倚重某一方，而是运用恩师所注重的“透视法”，透过博览会，以博览会事业为载体，探究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问题。虽通篇撰述的是博览会事业，但落脚点却是其所承载的民族主义，既在在说明博览会事业蕴含了明显的民族主义，又深入探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其因何而起、有何内涵和特征等问题，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以期对当今社会如何认识和表达民族主义有所借鉴。虽以时间为线索，以大致明晰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概况，但不重于梳理整个博览会事业的发展、演变历程，更不追求整个博览会事业的“通史”，而是把参加或举办博览会的个案和综合活动相结合，把具体的博览会活动与相关的社会观念及舆情相结合，以期探究从晚清到民国一以贯之的博览会事业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
那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呢？这也颇费心思。恩师倡导史学研究要注重“四观”：长程的历史观、总体史的历史观、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吸取恩师智慧，且鉴于短期的博览会事业、博览会事业的某些方面、几个博览会案例，难以全面说明问题，故在具体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注重长时段而又整体、系统的考察。一是选取整个“近代”作为研究时段，最终定于1851年至1937年。定于1851年，乃因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此年于伦敦举办，且是中国与近代博览会发生联系的开始。虽然代表中国的清政府没有参加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但有关于中国的物品在此届博览会上展出，且有中国人到过会场。而且，晚清中国人最早关于博览会的记述，亦始于此次博览会。定于1937年而不是1949年，一则1851年至1937年这一时段已能足够说明问题。这一时段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基本概况，也可以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所蕴含的民族主义。二则1937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景况特殊，全国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主题压倒了或者掩盖住了博览会事业及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的主题。三则1937年至1949年的博览会事业较为薄弱，不具代表性或影响力。虽然国统区、抗日根据地、沦陷区都举办了博览会或展览会，但三者各有不同，且与1937年之前的博览会事业有些差异，故不纳入研究视野。
二是把博览会个案和综合活动相结合，全景式把握博览会史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博览会活动中的观念与情感。既综合考察参加和举办博览会的概况，又选取参加或举办博览会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从各个层面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为深化长时段整体研究，有必要采比较研究之法，把晚清与民国的博览会事业、中国与日本的博览会事业进行比较，亦须把博览会事业置于各时段社会语境中予以分析，以更彻底把握博览会事业所蕴含的民族主义之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的特征。同时，鉴于“民族主义”乃一西方话语，其发源于西方，成熟于西方，不能以之先入为主地去观照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或以民族主义视角去分析博览会事业，或在博览会事业中刻意去“寻找”民族主义，而应以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为本体，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之内部出发，细致分析其所显现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富有情感色彩的思想观念，而博览会事业却是一种社会活动，以这一活动为载体研究民族主义，须把社会观念、情感和社会活动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可仅限于分析博览会的诸多活动，还要分析围绕博览会及其活动所释放出来的社会情感与社会观念，因而既要分析近代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也要系统研究博览会活动中的社会观念、社会情感，尤要重于其宣传活动、各种言辞，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舆情。思想观念研究，须考释关键词，有必要对博览会事业中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一些关键词进行分析，比如“利权”、“国”等。
同时还纠结于如何界定“博览会”的内涵，确定“博览会”的范围。确如恩师所言，近代中国的博览会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意义上的博览会，即商品博览会。时至今日所出现的会展业、会展经济一说，当亦是倾重于博览会的经济意涵。故虽然亦搜集了艺术类、教育类、政治类、生活类、军事类、科技类等非经济意涵的博览会的大量资料，但最终还是确定研究对象以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博览会为主，比如国货展览会，而不涉及非经济意涵的博览会。否则，博览会之内涵过于宽泛，非一个专题研究所能掌控和承载。
不过，从博览会史角度讲，“博览会”之内涵更为丰富，远超“商品”、“经济”范围。虽然近代意义的博览会首先从英法等国诞生时，主要是展示工业品，但随之其展品范围得到扩大，特别是在1851年世界博览会诞生之后。世界博览会主要是展示人类文明的盛会，经济文明只是其一部分，更多的是展示科技文明，以及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的文化。而且，世界博览会的经济意义呈弱化趋势，至今更倾向于展呈引领文明进步的理念，其展品很多并非商品意义的产品，而更多是展示科技、文化和进步理念的物品。科技、艺术与文化，似是世界博览会的永恒主题。近代意义的博览会传入中国后，受日本影响，很重视“劝业”，但亦重“启智”，且大型博览会除了以有商品意义的展品为主外，亦有其他展品，比如艺术品、教育品，乃至具有纪念意义和政治宣教功能的展品。
从宽泛意义上讲，在一定时期内公开展陈物品，以供人们集中观览的会事，都可称为博览会，或展览会。按展品属性，其主要可分为综合性、专业性和主题性三大类。若展品来自诸多领域，就是综合性博览会；来自某一领域，就是专业性博览会；若只与某一主题相关，就是主题性博览会。据展品来源的空间范围，这三大类博览会，又可各自分为世界型、国际型、全国型、地方型四类。近代中国参加的主要是综合性的世界博览会和国际博览会，亦有一些专业性博览会，但从未举办过世界博览会或国际博览会。近代中国举办过全国综合性博览会，如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地方综合性博览会，如武汉劝业奖进会；具有全国或地方规模的主题性博览会，比如以“国货”为主题的展览会、航空展览会、“抗日”展览会；专业性博览会，比如诸多艺术、文物、教育类展览会，以及一些专业性产品展览会，比如化学工业品、棉纺织品、手工艺品展览会。时至今日，博览会有专业化、主题化发展趋势，即便包罗万象的世界博览会，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亦以切合时代发展的主题为统领，一届世界博览会就抓住一个主题。近代中国举办了众多专业性、主题性博览会，除了经济类的国货展览会之外，还有众多美术、艺术、文物展览会，以及与政治、教育、军事、社会生活、科技、革命等相关的展览会。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内，举办的展览会更是五花八门，这些展览会有着很浓厚的泛政治化色彩，与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变迁及转型有着密切关系。
研究博览会史，经济史视角固然十分重要，但非唯一。诚如恩师所言，博览会史具有跨文化、跨国度的广博性和丰富性，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可以从文明史、科技史、政治与外交史、观念史、城市史、经济与社会史、艺术史等视角，对之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式的考察，并从这些视角，透过博览会看社会，既走进博览会，又走出博览会，通过诸多比较研究和扎实的实证研究，深入探究诸如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塑造、大众文化、“人类共识”等近现代历史中共同的“问题”或“中心线索”。除此之外，在中国，当还有现代化与现代性塑造问题、近代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及社会发展变迁与转型问题。从观览形态讲，近代博览会的兴起和发展，当是一个从传统社会的“私”向近现代社会的“公”转化，逐步凸显社会化和公共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博览会这种公开展陈、观摩的方式，以往限于“密室”的物品、观念、知识，开始走向社会，逐步开放，而为社会大众所品评、研讨，从而逐渐构建起符合现代性的近代知识体系，最为典型者就是美术学、艺术学和博物馆学的出现与发展。近代展览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场、公园的兴起与发展，与博览会颇有关联。对近代中国而言，博览会之功用不仅在于“展示”，更多在于“塑造”，希冀通过参加或举办博览会，凝聚共识，形成动力，塑造新形象、新共识，寻求改良、革新之法，以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转型。博览会在近代中国社会之发展变迁及转型中，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过渡中，以及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其不仅是展示平台，而且是具有动力效用的道具，对近代中国社会之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如上博览会史的“现实”和研究博览会史的“视角”与“问题意识”，已远超本书所限定的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博览会之范围。拓宽、拓深博览会史研究，应兼及其他。
同时，笔者亦一直苦苦思索“民族主义”之相关问题，如：何谓民族主义？其因何而起？与近代中国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如何？博览会如何显现民族主义？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是何种民族主义？它有何内涵？有何特征？如何发展演变？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民族主义？其与社会时势是何关系？其对当今社会表达民族主义有何启示？等等。这些问题时时萦绕脑中。
什么是民族主义？此乃复杂多议的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解释不下百种。笔者较为赞同三种解释：一种是《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其一，对本民族强烈忠诚，爱国主义的情感、努力和原则；其二，争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独立活动。”这当为较权威的大众化说法。再一种是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的解释，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第三种是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解释，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这是个指导性定义……这个定义将意识形态与有明确目标的运动联系到了一起，因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对各种行为做出规范。然而，正是该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界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并由此使其与其他种类的运动相异”。根据这些解释，基本可以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情绪情感及其活动，这种情绪情感及其活动是基于民族主义者所属的“群体”内部变化或受外部刺激而萌生，旨在追求这一群体的各项权益，尤其是基于民族、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去思考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最深、最久、最广。诚如人言，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即一部民族主义运动史，其最大动力和主导力量就是民族主义，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无不或明或暗地受其影响。这导致民族主义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运用得最为广泛的诠释工具，乃至在研究中，研究者视民族主义为现成工具，信手拈来。长期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及其后的现代化范式，以及“冲击反应论”、“中国中心论”，都或多或少涉及民族主义，带有民族主义情感色彩。这引申出另一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研究者自身是否有民族主义情结，其研究是否自觉不自觉地有着民族主义的目的性？秉持这些范式的研究，到底是基于历史事实而展开研究的需要，还是研究者的民族主义情感使然？
毫无疑问，就卷帙浩繁的史料而言，近代博览会史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密，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蕴含了丰富的民族主义，明显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如此断定，并非本人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情结使然，亦非视民族主义为研究分析工具所致，乃是基于近代博览会事业之具体史实。一言以蔽之，本书之研究，没有预设先入为主的民族主义立场。
“民族主义”是一个与资本主义伴随而生，并同时向外扩展的西方话语，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之后，就有社会精英开始思考、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后，其被视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和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而遭到批判，学术上鲜有人正确研究民族主义。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海外掀起民族主义研究热，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思想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思潮，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迄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不仅大量译介了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及研究成果，而且真正开始了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西方社会，包括学术界，对当代民族主义尤其是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大多持负面看法，认为其与全球化浪潮格格不入，基本与民粹主义类同，甚至认为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相融合，成为恐怖主义的一大源头。受此影响，加之社会上泛起了非理性的抵制外货、排斥外人的思潮和行为，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界，在思考、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大有批评之声，认为其有悖于中国与世界相融，不利于建设和谐世界，乃至扩大到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沿袭现代思维，予以非议、否定，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反西方、排外，有违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评价中国民族主义，要结合中国社会语境。自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需要积极向上的民族主义。面对西方的欺凌，面对中西方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发展，民族主义实际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排外、狭隘、激进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和中华民族的统一与振兴会有伤害，产生过负面影响，但不可因此而全盘否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有多个面相的，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看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又要分析其内在追求。就抵货运动而言，其排外的言行破坏了秩序，这固然不对，甚至违法，但若其是为了正当的民族权益，是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应予以同情式的理解；若是基于私利，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是基于即兴激情，那就是非理性的，要摒弃，要予以谴责。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总是面对法理与公理之间的悖论，一方面，就价值追求而言，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平等与富强，无疑是符合公理、正义的。但另一方面，就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和途径而言，从微观处看，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又往往带有情绪情感色彩，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容易出现过激与过急的状况，乃至会有“违法”现象；从宏观而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平等与富强，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统治，必须完全打破旧有统治秩序，这无疑是与旧有“法理”相违背的。此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现代性”，并非完全格格不入，它们既相冲又相融。民族主义有时是通向世界主义的手段和途径，二者并非绝对背反，甚至有标以“世界主义”以实现民族主义目的的情况，民族主义者并非都站在“西方”的对立面。
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亦开始较为关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了大量优质成果。因过于繁多且杂，亦囿于本人能力所限，难以全面而细致检视，只好粗略而论。据本人目力所及，已有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就取向而言，大致有四：一是主要以精英人物、社会群体为代表，研究民族主义思想或思潮。视民族主义为“主义”，单纯是某人的思想，或单纯是一种社会思潮。二是通过战争、社会群众运动、外交关系、重大政治及外交事件等研究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运作及其影响，包括探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三是把民族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予以分类，主要是研究社会思想层面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民族主义。四是通论民族主义，包括其来源、演进历程、特征、类型等，泛泛而谈。
就论旨而言，大致有三：一是仅把民族主义作为诠释工具，以深化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社会景况等的研究，其旨趣并不在民族主义，而在具体的史事；二是视民族主义为研究视角，重在探究民族主义与相关历史事件或活动的关系，尤其是民族主义在其中的运行，以说明民族主义复杂多变的社会性和相关历史的复杂性，其立足点并非要系统研究民族主义；三是以相关历史内容为载体，研究民族主义之相关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来源、起因、种类、内涵、特征等。
就取材而言，大致有四：一是主要关注“显性”历史，以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二是以不同时期同一主题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比如战争；三是以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比如北洋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四是以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只要是与民族主义相关的，通过民族主义来统系这些不同的史事。如此取材，要么是“以小搏大”，可窥民族主义之一点一面，但难以见其全貌；要么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虽然整体架构上体现民族主义的系统性，但具体研究内容上却有些分散，缺乏连贯性；要么是给人有些“支离破碎”之憾，似乎是以某些领域的历史，甚或是杂乱无章的历史，粘贴在一块，共同诠释民族主义，这看似在论述架构上注重了民族主义的完整性，实际却在内容内涵上肢解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主义”，不是富有系统性的理论或思想，乃至不完全是单纯的社会思潮，其虽与人之情感、观念相关，实则是社会历史之内容，蕴含在万千历史之中，而不是置于具体历史之外。因而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运行去考察民族主义，注重其社会性。就内涵而言，民族主义虽不是单纯思想层面的“主义”，却仍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个系统性非自觉建构而成，而是在具体历史运行中自然而生，自然存在于万千历史之中，因而民族主义十分复杂，须从历史之内部，把活动与观念相结合，综合分析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揭示其所蕴藏的民族主义，并条分缕析，使之具有“主义”般的系统性。同时，民族主义很广、很泛，亦很杂，非某一时期、某些方面的历史所能全面反映，须从历史长河中横纵结合，予以全面把握。既要注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系统性，又要注重其在社会运行中的广度和深度，不可仅及一点、一线、一面。
另外，理解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绕不开中与西、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两对关系，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既冲突又融合的历史，在冲突与融合中，纠结着蹒跚而行，从这个角度讲，近代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至今仍在继续。兼具“侵略者”和“先进者”双重身份的“西方”，诚如人言，对近代中国具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的影响。就“破坏”而言，当有“侵略”中国和破坏中国之传统的双重意涵，而“建设”亦有两层意涵：一是向中国输导先进的“现代性”；二是给中国树立“标杆”，促使中国去追求富有“现代性”的发展和进步。二者共同导致近代中国的核心主题和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与追求发展。实现独立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益，尤其是主权；追求发展主要是革新旧传统，学习西方，促使社会各方面，尤其是经济，得到发展、进步。二者相辅相成，都围绕着建立、建设一个独立、进步、富强的民族国家而展开。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高的价值目的，也是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华夏中心主义”、“夷夏之辨”之类的思想资源，但这些传统的族类思想，能否自然而然过渡到如西方话语的民族主义，尚不得而知。不过，从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族类思想，很难自觉过渡到近代民族主义。揆诸历史事实，毫无疑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遭受西方“破坏”，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才得以产生。尽管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思想资源，但理解其在中国诞生的动因的源头，当在“西方”。受西方之影响，这些丰富的传统思想资源，更容易产生民族主义，并使得民族主义更浓厚。
面对西方的诸多侵略与欺凌，以及落后中国与先进西方之间巨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对外、对内两种倾向。就对外而言，既有盲目排外、抵制西方的一面，亦有革命反帝，维护主权、利益和尊严的一面，还有积极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一面。就对内而言，亦有三面：一是固守传统，视传统最为优越，极力反对革故鼎新，反对西化；二是激烈反对传统，力主全盘西化，世界主义、西化主义亦有民族国家关怀；三是主张改良传统，实行中西合璧，既坚守优良传统，又学习先进西方。综合这两种倾向，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则有三个面相：一是“守成”，即维护传统，固守传统；二是“排外”，即反帝反西方；三是“建设”，即效法西方，优化传统，追求发展。在“建设”面相中，民族主义具有“西化”和“中国化”两种心态，一方面激烈反传统，意欲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力主洋为中用，结合中国的需要，学习西方，改造西方，形塑“中国特色”，其背后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关系密切。中国接触世界，融入世界，一开始就有着“中国化”的实用主义心态，从“中国”立场，基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和实情，认知西方，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正是在这样的实用主义心态之中，逐渐萌生、表达民族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双重心态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中国自近代以来追求发展、进步，应该还要有一种“世界化”的方向。虽然“西方”占据了近代以来“世界”的主导地位，但“西方”不等同于“世界”，亦未知是否可以永久占据“世界”之主导地位。中国努力向西方学习，很大程度就是在融入世界，中国要想努力融入世界，就必须学习西方，但中国自近代以来认知西方，学习西方，总是要把“西方”予以“中国化”，也就越与“世界”偏离。那么，中国在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时，一定要厘清是把“西方”中国化了，还是把“世界”中国化了。“世界的”难以“中国化”，但“中国的”可以努力变成“世界的”，并可努力成为“世界”的中心。当今努力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应该要有世界眼光，人类胸襟，努力把“中国特色”变为“世界共享”和“人类共有”，万不可逆向而为。
面对西方和传统，就性情而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激进、保守和温和之分，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别，散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既显露于历史表面，成为“明流”，亦潜伏于历史里面，成为“潜流”。无论“明流”还是“潜流”，民族主义都容易受到相应时期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强势党团社群的影响，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诚如人言，民族主义兼具历史演进的因与果。这导致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不是一种“空洞的符号”，完全是情感情绪化表达，而是具有丰富且复杂的历史内容与时代内涵，融入近代中国演进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近代博览会之历史，是研究民族主义的绝好载体，不仅是因为博览会史之丰富文献大量与民族主义相关，更多是因为博览会之历史的内涵与特征。首先，博览会史承载了近代“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大关系。从博览会之兴起、发展历程看，其与近代资本主义西方之兴起、扩张紧密相联，近代博览会扩展、传至中国，中国接触到博览会，并与之发生密切联系，实则孕生了近代的“中西”关系。如何处理“中与西”之关系，是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一大主题。同时，世界博览会所展示的主要是富有“现代性”的先进西方，落后的中国参与其中，必然会产生“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如何对接的问题。处理“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是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又一大主题。加之早期世界博览会又有很强的帝国夸耀色彩，几乎就是帝国主义对外殖民侵略成果的和平展耀。这些使得中国近代博览会史自开始就孕育有民族主义，亦提供了与观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所绕不开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大关系相关的绝好素材。
其次，中国近代博览会史虽然由众多参加或举办博览会的个案汇聚而成，但置于中国近代历史长程中，即便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性变化，它仍具有连贯性。无论晚清还是民国的博览会事业，都具有挽回利权、振兴经济、谋求发展的宗旨和目的，而且，虽然其具体人事发生了变化，但博览会的具体活动却大致类似。同时，博览会，尤其是大型博览会，看似是一个事件，实则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相关，其所展示和蕴含的就是一个社会的“综合体”，并与相应时期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博览会史这种“横纵结合”的特征，使得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并非只在一点、一面、一线、一时具有意义，而基本是在整个近代一以贯之，乃至延续至今，能较好体现其社会性。
最后，博览会事业是社会活动与社会观念的结合。博览会看似仅仅是一种社会活动，但其实则蕴含了丰富的社会观念，包括对“博览会”这一新事物的认知；对博览会上所展现的诸多事物、诸多景象的感知；博览会活动本身所蕴含的观念，尤其是其宗旨和所要呈现出的观念意义上的“图景”，以及展品的品评研究所表达出的观念与愿望；博览会的宣传与各种言辞；博览会期间的诸多演讲、论坛；围绕博览会的社会舆情；等等。博览会事业所具有的活动与观念相结合的特征，及其所富含的社会观念，十分有利于研究民族主义问题。
基于如上之“劳心”，笔者基本按如下之整体研究思路，拟定章节纲目，开题后即顺着章节开始撰写，即以博览会事业发展历程为线，从晚清认知、接触、参与、举办博览会，到民国参加与举办博览会，把博览会事业之个案和综合活动结合起来，既分析其各种活动，又探究其所蕴含的诸多观念，以说明博览会事业蕴含了明显而丰富的民族主义，同时又深入分析这一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及特征，反过来，又结合社会语境，通过民族主义分析博览会事业的宗旨、活动及其特征。
历时半年有余始成初稿。一边精研史料，一边撰写。这是一个虽然辛苦却欣喜不已的过程，如同收割庄稼，虽然面朝黄土背朝骄阳，汗流浃背，但总是在收获果实。不过，习惯成自然，当劳力劳心成为一种习惯，也就不以为然了。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打磨一部好的作品有如酿一坛美酒。恩师时常教导，做学问不可心急，不可“媚俗”，初草的稿子经常要放一放，反复斟酌、修改。故博士学位论文放了下来，并未为了评职称而出版，即便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没有趁热出版面世。一放就是上十年，个中缘由较为复杂，不心急“媚俗”有之，偷懒拖沓有之，家务他事缠身有之，私心杂念亦有之。十年陈酿，能成美酒？定是未必，当多有未竟之义。其间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反复修改。2016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立项后，根据评审意见，又做了较大修改。修改之中，恩师亦颇呕心，多次耳提面命。记得修改有关民国国货展览会部分时，恩师先是要求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货展览会为主题，后又放大为以“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之研究”为题，撰写专题论文。恩师虽身居高位，事务繁忙，但从考虑思路到撰写亦多有亲历，从2006年到2009年，书稿反复修改达五次之多。恩师这种敬畏学术的态度和精神，让吾时时自省而律，当会受益终身。
本书主要内容共六部分：（1）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晚清社会有着大量关于博览会的言论。对源自西方的博览会这一新事物，晚清社会的认知有个过程。首先，从1860年代到约1880年代，主要是从博览会出发，受“中体西用”之洋务运动的影响，认知到了博览会上的“炫奇斗异”及其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奖才励能、兴发格致之学的作用，表达出了对博览会上所展示的西方先进的惊羡和敬佩之情；其次，到了1890年代，主要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受商战思想、实业思潮和立宪思潮的影响，认识到了通过兴办博览会事业，能兴发商利、开展商战，能启发商智民智、劝兴实业，能挽回利权，有利于实业救国和推行立宪政治。整体而言，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是层层深入的，内容上具有叠加性，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变动密切相关。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的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对博览会所显示出的中国落后的深深忧虑，其次是在承认和省思中国落后的基础上，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大兴博览会事业，以此来达到挽回利权、劝业启智、振兴民族经济的目的。
（2）晚清参与博览会的情况。自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始，晚清中国就开始参加博览会，或民间，或半官方（由洋人海关代表清政府负责），或官方。晚清参展之目的主要是敦睦邦交、开浚利源、启发商智商学、挽回利权、振兴实业。中国参展之展品主要是农渔牧品及其副产品、矿产品及其初级制品、手工制品，以及体现中国文化和人情风俗的物品，这些展品呈现出的是“农业中国”形象。博览会上中国展场布置极富“王朝”和“文化”意味，中国场馆主要命名为“大清国”、“中华公所”、“中国村”等，布置的有辕门、龙旗、帝后画像、对联、灯笼、字画、花盆等，建有牌楼、亭子、花园、厢房、茶馆戏院、宝塔等，雕刻图案主要是龙凤和八卦，颜色主要是红色和黄色。这些都体现出了“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的形象。虽然晚清中国已经开始发生趋向西方的变化，后来在会场布置上开始参酌中西，展品亦加入了一些近代意义的产品，但整体上，在博览会上所呈现出的仍是一幅农业、王朝和文化三位一体的落后的国家形象。落后的中国参与博览会，遭到欺凌和羞辱，一方面洋人海关选送的有些展品损害了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有些展场布置矮化、殖民化中国，损害中国主权。此外，华人赴展遭受海关洋员和主办国的刁难、侮辱，有损中国人尊严，这些激起了晚清中国人的不满和愤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展开了维护“国”之权益的抗争，不仅促使清政府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了赴赛主办权，而且迫使博览会主办国减少了对中国的侮辱行径。这些抗争并非排拒西方，而是希望获得与西国一样平等的地位，是在维护自己心中一个模糊的近代国家的尊严与权益。在这些抗争及与博览会相关的言论中，晚清时人说出了大量的关于“国”之词语，萌生并增强了“国”之观念。这一观念是对博览会上西方近代国家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移植，虽然伴随的有“利权观”和“发展观”，但并不具备较多的近代国家思想的真正意涵，具有较浓厚的情绪情感色彩。显然，这触及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命题，即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问题。
（3）晚清举办南洋劝业会。20世纪初中国开始兴起劝业会，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是清末“新政”振兴工商、劝兴实业的一大举措。其宗旨是振兴全国实业、建造南京市面、辅助社会教育。它既是晚清社会趋新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发展。南洋劝业会通过构建庞大而完整的筹备组织网络和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其所进行的展品审查给奖和品评研究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一项大型的社会公共活动，南洋劝业会不仅能促进南京市政建设，而且拓展了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使晚清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启发民智。显然，南洋劝业会蕴含了一股追求发展和进步的民族主义观念。围绕南洋劝业会所兴发的社会舆情也极富民族主义情感，希望通过劝业会，振奋精神，急谋发展之道，开展商战，振兴经济，缩小中西差距。南洋劝业会借鉴了日本劝业会的经验，和日本的劝业会一样，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策励，但不具有日本劝业会所具有的帝国式民族主义的扩张性，基本是只注重劝业启智，通过自身的改良竞进，来追求发展、进步，而不注重“排外”与“扩张”。
（4）民初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是近代中国参展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在大型国际场合露面。这次参展，得到袁世凯北京政府高度重视，全国积极准备赴赛，筹备极为充分，使得中国出品和获奖数最多，超过了日本。与晚清赴赛相比，这次赴赛，不仅规模大，官办色彩浓厚，而且十分注重考察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赴赛监督处、民间社会派出了大量人员赴会场和美国各地考察，调查研究展品和美国商务及社会状况，提出了许多促进中国改良发展的建议。同时，极力宣传“共和”政体和“中华民国”新形象，强调与美国的邦交友谊，注重积极参与世界的和平竞争，期望在和平竞争之中求得发展进步，具有了明确的“国家”观念与形象，以及初步的“世界市场”观念，了解和参与世界，由较为被动变得更为积极。通过参加此次博览会，新造民国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形象仍有承袭晚清的一面，沿着立宪派脉络而来，一则由代表中国的袁世凯北京政府主事，其中之人事基本为立宪派，会场上并无与前清割裂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展品与标识，即便“双十节”之国庆，亦未得到重视。二则由展品和展馆布置所呈现出的仍如晚清一样，是农业中国和文化中国之传统国家形象，此乃国家实力使然。但比之晚清，已无“王朝”迹象，且有树立和维护近代国家形象的自觉。三则所蕴含的观念，从国家层面言，“中华民国”观较为单薄，而更多的是基于文化认同的“中华”、“中国”观，以及代表中国的实为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政府”观。虽然号称“中华民国”，宣传“共和”，但非为宣传革命之功绩，实为敦睦与美邦交，以融入民主自由世界。从社会层面言，体现出了一种正视中国之落后，谋求改良、发展，积极参与竞争，挽回利权，拓展商权，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这是基于爱国情怀的理性民族主义。这在晚清时亦有，只是经过辛亥革命，到了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5）1929年西湖博览会。西湖博览会是近代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办的唯一一次全国规模的综合性博览会。西湖博览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工商新政，大举国家建设的一个举措，其宗旨是“振兴国产，增进民智”，同时纪念北伐成功和国民党统一全国。与南洋劝业会相比较，西湖博览会虽与之相距近二十年，即使因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有些不同，但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策动，都体现出了具有相同内涵的民族主义，即主张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从而获得民族与国家的完全独立与繁荣富强。不过，西湖博览会的“官方政治性”更强，富有强烈的国民党“党化”色彩，其所承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国民党政党政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工具，而且，西湖博览会很善于利用民族主义进行宣传动员，使得民族主义不仅仅是蕴含在其中的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被动员起来的现象。此外，西湖博览会所蕴含的民族主义表达出了更明确、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提升了“经济主权”意识，把追求发展和实现独立联系在了一起，把挽回利权、分洋商之利与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仿制、创新结合在了一起，更加注重号召全社会共同提倡国货，共谋民族经济之振兴、发展和独立，在全社会形塑积极追求发展和独立的民族精神。
（6）民国举办国货展览会。民国时期的博览会事业主要是举办众多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展览会由晚清的劝业会转化而来，主要由政府、商会、国货团体所办。国货展览会的兴起和发展与近代国货运动密不可分，国货运动催生了国货展览会，反过来，国货展览会以其比较观摩、品评研究、奖励竞进等特有的内涵和方式宣传国货，提高人们的国货观念，推广国货销路，促使国货改良，发达国货制造，从而推动国货运动的发展，使其更为丰富。国货展览会这种特殊的国货运动方式，比起抵货运动，并无盲目排外，不是临时激进而起，无疾而终，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持续而行，秉持开放态度，力主采行洋货之优点，促进国货之改良、发展。国货展览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包括“国”之观念、经济主权意识、民族危机意识、经济竞争意识与经济发展观念，主张通过学习先进西方与自身的改良、竞争来追求发展，最终实现民族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被纳入了国民党政策运作之中，成为其实施“党化政治”的一种工具，同时，也受日本侵华影响，成为社会进行抗日民众动员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国货展览会往往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宣传效应大于实际效果，因而，在独立比发展更为重要的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所蕴含的追求发展与富强的民族主义本身难以达到使中国发展和富强的目的，且受到社会时势的影响，而表现出非理性的急躁一面。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蕴含了一种追赶型、内向型、开放型的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因“西方”而起，由西方传播而来，受先进西方的刺激而生，一方面，中西之间存在事实上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西方“先进”对落后中国产生榜样效应，催动中国奋进图强；另一方面，先进西方羞辱、欺凌、侵略中国，促使中国奋发而起，维护国格国权，努力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平等。面对博览会上“先进西方”的催动与侵凌，时人在惊羡、佩服西方先进之时，表达出了对中国落后的深深忧患和危机意识，随之自我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并求诸己，迸发出竞争意识和发展观念，积极谋求改良发展之道，以振兴实业，发展民族经济，实现民族国家之富强。这种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心态。从晚清到民国，无论认知博览会，还是参加、举办博览会，都有着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从“中国本位”出发，首先认知到了博览会的功用，认为博览会有益于联交睦谊、奖才励能、兴发格致之学，进而力求通过兴办博览会事业，兴发商利，开展商战，挽回利权，劝兴实业，振兴民族经济，实现民族国家的平等、独立与富强。从“商利”到“商权”，再到“经济主权”，“利权观”贯穿始终，并与“民族国家观”相随，落脚于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
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经济层面的理性民族主义，一方面，具有价值理性，其最终价值追求是中国的平等、独立与富强；另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希望以开放心态，积极学习西方，通过“苦练内功”，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价值追求，不具有排他性、扩张性，不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缺乏方法思维理性，分不清解决问题的根本和主次，有些“过急”，急于“发展”以“救亡”，把追求发展视为救亡、获得独立的一种手段，甚至有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过激”，因而难以真正实现其价值追求，这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太甚，导致发展问题太切所致。同时这种民族主义易受时势影响，从洋务运动、民国新建，到国民党党化训政，再到抗日救国，都影响到了它，使得其成为时势运作的一种工具，甚至有少数商家乘机打着“国货”旗号，利用民众爱国的心理而谋取私利，这些使得这一民族主义具有了复杂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