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收回参加博览会事业的主办权

中国自1866年首次收到参加博览会的邀请、1873年第一次正式派员参加博览会开始，由赫德把持的中国海关就操控了晚清政府参加博览会事业的主办权，清政府每遇有赛会之事，基本就是由总理衙门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相关事宜。为什么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洋员能操纵中国博览会事业30多年？关键在于中国初涉博览会时，才缓慢迈出走向世界的新步伐，对博览会还懵懂无知，“天朝上国”观念并无多大改变，很缺乏“国与国之间”的近代外交观念。而且，中国虽然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衙门，1862年开办了同文馆，并在1866年派人出国游历，甚至1875年之后派出了驻外公使，但此时中国与很多国家都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商务交涉渠道也很缺乏，基本没有既了解世界，熟悉外事，又精通博览会事务的专业人才，晚清中央政府财政实力又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清政府自办参加博览会事宜实是强人所难。而当时的海关在赫德的主持之下，办理了有关中外交往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很多事务，远远超过了海关所应办理的职权范围，加之海关还能代表中国征收大量的关税，财力雄厚，且掌控中国的货物进出口，对中国货品及其出洋事宜相当熟悉，有一批精通货品验收、装运的专业外籍人才。此外，总税务司赫德及其他关口的税务司等洋人，既熟悉世界，又是中国通，他们有着中外交谊的丰富经验和大量资源，这些为海关办理中国出洋赴赛事务提供了许多便利。正是在这些客观形势之下，海关操办了中国赴赛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事务，并取得了成功，获得清政府的信任。此后，晚清政府札饬海关，由其负责中国出洋赴赛事宜就成为惯例。

但对以赫德为首的海关办理中国赴赛国际博览会事务，一开始就有时人提出了批评。早在1873年海关第一次正式办理出洋赛会即维也纳博览会时，时人就认为，派赫德办赛“似徒供西人之玩视，而无济中国之利益，盖中国虽派海关内之西国诸君以督理其事，究不如简择咨明官员数人，使携中国之物与相比较，次第具奏，既可以周知各国之出产，又可以多取各国之善法”。这是对总理衙门派赫德办赛的最早批评，认为派洋人办赛，不利于中国官商了解国外物产，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应该派遣中国官员赴赛，多取“善法”。

1875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时，有人认为他国赴赛都会选择聪明才智之人，以学习技艺，而中国“仅延赫君介弟照例以往，而中国竟无一人同往者，其聪明才智之士更无论矣，吾是以惜中国空费此费而未能少得其益也”，因此建议“何如自于中国各色人中，择其才识出众者，令其同往，惟中国读书之士不甚留心世务，不须多人，仅三四人能抄录各说足矣，农工两项之人并须多往，盖耕种之器，制造之法，其果能有益于中国者，均可购回以备用也”。这亦是责怪中国只派海关洋员赴赛，阻碍了中国有识之士通过博览会学习西方先进技艺。

到1878年法国巴黎博览会时，就有人开始批评海关洋员办赛之不当了。马建忠参观了该会场后，愤而向曾纪泽投诉：“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西人而陈中华土产，宜乎其见闻之浅也”。这是批判洋员缺乏了解中国，导致征集展品失当，在会场损害“中华”之体面，乃至“不及日本岛族”。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人开始从“商利”、“商权”等角度认识到了博览会的重要性，因此对洋人操办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批评也就日渐增多。陈炽认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郑观应认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这已经从“利权”角度，认识到参赛事宜不可操之他人，要求从海关洋员手中收回参加博览会的办赛权。

1902年法属越南举办河内博览会时，刚由总理衙门改称的外务部仍沿袭旧法，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全权负责该次赛会，赫德就任命中国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具体督办中国赴赛事宜。客观地说，经过海关精心筹展，此次赛会取得了较大成功，海关用其下的官款购办出品各物，刊刻了展品目录，“不惜巨资以期足适法人之意”，出品中“出奇制胜者”，有广东的雕刻象牙、北京工艺局的景泰蓝、福州的漆器、广东宁波的木器、苏杭的绸缎、苏粤的绣货、九江的瓷器，可谓“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中国展品获得好评，被誉为第一，“各国赴会之物，以中国为最”，超过日本。但在国人看来，仍不很满意，对海关洋员的工作仍充满了抵触，比如，有人批评，“惟洋员意在畅销各货，故所为之事不能尽如人意，有福州漆器商人邱某能通法文，曾与某洋员龃龉，当即函愬法国福州领事，法领事遂函责某员，从此某洋员与邱某更极意联络，于各商则如故。工艺局有工匠十余人，洋员照料极为周到，以其从北京来，声势较盛，故待之甚优，洋员势利，与华官无异，众商颇为不平”。这从侧面反映了洋员对势力弱小，特别是无中外官方背景的中小商人的欺凌。同时，有人还对洋员忽略中国利益和华人在赴赛中的作用，过分强调赫德的功劳产生反感，并顺带批评了政府不应派洋员办赛，“中国于赛会事宜，向不留意，故自美国费城赛会即由海关洋员经理，嗣后遂为成例，从不派华官考查，而所有开支仍系中国海关正项，特假手洋员，遂无人过问耳。当该洋员等演说诵词时，极陈赫德之功，于国家派员赴会联络邦交之本意，反略而不详”。

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清政府十分重视，一则因日本是中国近邻，且是东方唯一一个步西方后尘，成功迈向近代化的国家，对实施“新政”的晚清政府很有吸引力，尤其是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向日本学习，不少人纷纷赴日本考察。日本举办博览会，提供了大好机会。二则庚子之变后，清政府急需与西方交好，而日本虽处东方，实属“西方”，且加入八国联军侵华，是《辛丑条约》签约国之一，大阪博览会虽名为“内国劝业博览会”，实则会邀请西方国家与会。趁此博览会，正好可与西方修好，展示清王朝实施“新政”、交好西方的新气象。三则因日本政府反复邀请。日本政府通过外务省、农商务省、驻华公使多次向清政府及其驻日公使发出与会邀请，并在中国广而告之，邀请中国各方人士与会参展。加之此时中国社会对博览会的呼声较高，出现了对委诸洋人办赛而不派中国官员与会的批评，因此，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中国官方特使团，由贝子载振、署外务部左侍郎兼户部右侍郎那桐、外务部左丞瑞良、外务部左参议陈名侃、翰林院侍读学士毓隆等人及一些商人组成，赴博览会到日本进行考察。受中央政府影响，在晚清政府的晓谕下，直隶、吉林、山东、河南、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四川等各省地方政府亦积极与会，纷纷派人到会场考察，有的省还选送出品参展。此外，张謇、单士厘等社会有识之士亦赴会游历考察。

但同时，清政府并未褫夺海关办赛之权，仍然委托海关负责此次中国赴会展品的具体事宜，而且，在日本的邀请之下，赫德还派英籍副税务司裴式楷及日籍三等帮办黑泽礼吉赴会考察。只是因为有大批中国官民主动与会，且赴赛各省还派出或委托了出品专员，使得海关的作用被大大弱化。此次赛会，未见时人对海关有何批评，但如下文所述，对会场上日方羞辱、矮化中国之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坚决抗争。

引起国人对海关办赛之极大不满的是中国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和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并最终促使清政府收回了其出洋赴赛的主办权。

1904年，美国为购得圣路易斯百周年，特举办博览会以为庆典，美国对邀请中国赴展相当重视，专门派会务总理巴礼德亲到中国敦请赴会，清政府亦因美国在庚子赔款问题上的和好友善，也急欲对美国“示好”。为“慎重邦交”，联络与美国的友谊，清政府特派贝子溥伦为监督，在美国耶鲁大学留过学的黄开甲为副监督，负责赴美赛会，并且专门拨款白银75万两，这比以往清政府为赴赛所拨款数的总和的三倍还多。此外，慈禧太后还破例允许美籍女画家卡尔为自己画像，并送到会场展览，得以让世人第一次公开观瞻“圣容”，会后，该画像赠予美国。由此可见，晚清政府对此次赴赛相当重视。但此时中国官员对赴赛办展仍较为陌生，缺乏经验，因而，在总税务司赫德的要求下，外务部又札委赫德派上海关造册税务司美国人柯尔乐为副监督，上海关帮办法国人巴士博、巴幼安为随员。因此，此次赛会，海关实际上仍然负责中国征集和陈设展品的具体事务。

溥伦，作为中国所派官员，在会场并未真正起到总监督的职责，他“寓圣路易两旬，所与游者官绅也，所与居者仆从也，美国之细崽女婢，炫其豪贵，受其赏赐，方且逢迎之不暇”，整日忙于交际，联络邦交，声色犬马，而于博览会上中国办展事务甚少关心。华人副监督黄开甲本一书生，无办展、经商经验，且主要负责会场建设，在展览期间，并无实权，他对“赛品之得失，华商之长短，无从过问”，而且，因为洋副监督柯尔乐与其权不相上下，他竟消极避让，把住所搬迁至远离会场五百英里之处，“高卧不出”。这样，中国会场上所有事情实由洋员负责，使得外人以为“赛品为西人经办，西人为中国之主人翁”。

时人对这次实际由洋员操办的赴赛事宜，表现出了极大不满，主要是三方面：首先是认为海关所办赛品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批判得最厉害的是留学生，张继业系统形容了那些“辱国”的中国展品，“上海装小脚妇人一，宁波装小脚病妇一，广东装小脚妇人一，和尚一，老爷一（面黑黄，有问者，巴士伯辄以吸鸦片烟答之，并云中国官大半吸鸦片烟），兵丁一（绿营式），苗蛮七，小城隍庙一座（内贮城隍十殿鬼判），小县衙门一座（内具各种酷刑，为文明国人所未见者），小木人数百个（皆泥工、苦作、肩挑、贸易、娼妓、囚犯、乞丐、洋烟鬼等类），小草舍十余间（皆民间旱涝、疫病、困苦颠连之现象），枷号一方（会场初开，置于中国地段门外，伦贝子言于巴士伯，始收检），杀人刀数柄，洋烟枪十余枝，洋烟灯数具，杀人小照数方”，“翰林一，进士一，举人一，秀才一（皆过四尺高，弯腰弓背，极形文弱腐败之态），奎星楼一座（上占奎星一尊，题曰此怪掌支那之文衡）”，“各教会学堂小照，西人竟以之列于上首，上悬教会白旗以识别之，中国各学堂小照，则随便放置，且杂有许多彩绘神像片在内，亦皆题明之曰：某神某等人供之。如医生供药王，生意人供财神等类”，与他国赛品相比较，“我国赛品之丑，奚啻天壤”，“凡此诸物，其为吾国之污点，其足致外人之诋诮”，“凡有血气之人，闻之当如何兴起奋发，及时改良，以湔洗无穷之奇耻深恨”，国人看到了此报道，“真有令人目眦欲裂者”。

其次是洋员擅权，在会场欺压华商，污蔑中国，羞辱中国工作人员，激起在场华人公愤。法人巴幼安本来是在会场帮助打理会务，但柯尔乐、巴士博不在时，他竟以监督自居。柯尔乐作为副监督，在会场总是炫耀其功劳，贬低华人的形象，“每当会场交接，必痛痛快快，以中国如何昏暗、商人如何顽固为言，并云，若无我外人代办赛品，中国全体实不知赛会为何事云云”。时人叹曰：“呜呼，食人之禄，扬人之丑，朝中有进借用客卿之议者，愿三思之。”而法人巴士博不仅在会场要九名华籍侍者服务其起居生活，凌压侍者，大摆官僚作风，而且欺压华商，任意索贿，他“专司陈设租地各事宜，胆敢任意把持，自称有监督华商兼司财政之责，处处为抑制商人之举动，不顾国体，贪索多端，行贿者方许陈列”，当听说他可能再次被派往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会场时，华商赴比赛会者“裹足者居其大半”，因此，华商傅廷奎等人把此情况禀告给了驻比公使杨兆鋆，要求“设法保护，以免仰息外人”，杨又据实咨呈外务部，最终使巴士博不得赴比。

最后，布展混乱无章，不仅不能彰显中国形象，还使中国受辱。比如，柯尔乐雇请一美国女子管理教育品的展陈，但其“于中国教育事尚无头绪，致各物任意陈设，错乱无章，竟有将中国教科书颠倒设置者”，当游人询问时，“瞠目无以应”，而巴士博亦不知“颠倒错乱之所在，徒以泥偶人形为万国之玩亵具”。时人对此批评曰：“以本邦至大至重之事委之外人，外人不问其重大与否，率委之于小人女子之手，辱国辱教，孰甚于此？！”在农学院，中国展品中，“各口海关运带之农产种子、药材、干果及盐糖精制之食品等，在经手办理者，既未明种植土宜之性，又不知中国岁制之法，杂置于杂艺院偏阴暗之一隅，颠倒错乱，不列细表”。时人观后感叹，如此办展，辱国比“不赛之为愈”，进而忧虑道：“呜呼！东方病国，秩序混乱，若不易辙改弦，恐无自立之日矣！”

对洋员办赛所造成辱国恶果的批评，必然会波及委派海关办赛的清政府。有人批评道：“惟中国之派员赛会，则似乎出于外交，而非出于商务。在前数年，国家每遇外国之以赛会相招者，则派税司一人代为办理，不过勉强应酬，自朝廷以至民间，初无一人注意及之者，至近日刻意媚外，凡遇外人所请，无不曲意徇之，自以为即可连络拉拢，得其欢心，以有恃而无恐，而于其事之宗旨如何，己国之地位如何，则不暇计也。……（故赛会）于人不必有商员，于物不必有商品，遂至一切陈设之件，皆可托外人为之，而中国人不必过问。”

到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时，国人对洋员办赛进行批评、抗争的同时，亦要求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办赛之权，由外务部和1903年成立的商部主办赛会事宜。该次赛会除由外务部咨明商部转行南北洋大臣晓谕商民赴会外，仍然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关税务司照章办理，总税务司赫德就简派比籍税务司阿理嗣负责具体事务。同时，清政府也派驻比公使杨兆鋆前往会场监督，但阿理嗣总是越权，与杨公使纠纷不已，“惟杨星使兆鋆虽充监督，会事大权，均为洋员阿理嗣所据，势焰极盛”，而且他还欺压华商，比如，某商因迟到，他竟不让其进入会场，几乎造成华商群体罢赛。因此，华商周懋功、张人杰等电奏商部：“阿理嗣僭充监督，欺压商人，遇事阻梗，请即撤退以苏商困。”杨公使亦电称阿理嗣“傲愎寡俦，众商积愤，坚求撤退，否必罢会”，呈请商部咨外务部饬总税务司电饬阿理嗣离开会市，“专管工程宝塔，弗干预商人赛会事宜”。驻比商务随员沈瑞麟亦电呈“阿理嗣欺华商，动众愤，公议罢会，求速挽回以全国体”。商部据悉后，亦认为阿理嗣的行为“实属不洽舆情，如果激成罢会，尤与中国体制有碍”，因此咨外务部札饬总税务司“迅电阿理嗣离开会市以顺商情”。华商最终获胜，总税务司虽一度袒护阿理嗣，但在华商坚决要求下，只好电饬阿理嗣专理海关赛品出售事，不可涉及会务和与商人有关之事，阿理嗣乃向杨公使“告假不至会场”。

在与欺压华商、侮辱“国体”的洋员进行斗争之时，国人纷纷要求由外务部、商部主办赛会事宜。1905年10月，赴比赛会商人、留欧学生电呈外、商二部，认为海关办赛，“动失国体，贻笑外人，何哉？以他国人办吾国之事，利不什一，弊必什九”，遇赛会事，“如不先事筹划，则一误再误，何以尊国体而挽利权？”要求自办赛会，“专用华员”，“若不预筹善法，商人群相裹足，中国商务永无振兴之日”。他们认为海关办赛有六大弊：失中国自主之权；耗国币于无用之地而重困商人；失中国固有之利；敷衍将就而赛品污劣；西人中饱私囊；编译赛品目录污蔑中国。而由中国人自己办赛有六大好处：赛会为万商汇集之时，考察较平时为易；采办土货时可乘便考察商情；可取长补短，减少进口货，以塞漏卮；可依外人喜好改良土货，促进土货出口；可推广商货之销售；可造就商部人才，促兴实业。

驻比公使杨兆鋆亦认为，海关洋员办赛，“商情未开踊跃，工艺未闻改观”，推原其故，“盖以税司领办，以西人置华货，所择似未必精，且未必躬自购采，事后则一纸报效，遂以塞责，间有书掾记述，未尝晓示华商，于工艺无从考证。尤可怪者，陈所不应陈之物，徒供西人骇视嘲笑之资，至漠视华商辄加抑制，更无论矣”。但“赛会一事，于商务极有关系”，不可不赛，因此，他主张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的官员充当监督，主办赛会事宜，如此办赛，则有“三善”，即便于改良工艺，能切实体恤华商，能尊崇“国体”。

商部最终顺应时人要求，于1905年底颁布了《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一共二十条：

一、外国遇有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赴会者，务于限期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

二、外国会场应设立总事务所经理华商赛会事宜，届时或奏派监督或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或派员监理，由外务部、商部酌核办理。

三、商人呈报时应预备检查书，开明赴会人之籍贯、姓名、职业，营业之牌号、地址，赴赛物之品类、号数、重量、容积、产地、价值，呈报总事务所检查。

四、赴赛物之品类如下：农业、园艺、林业、水产、化学、工艺、机器、教育、卫生及美术各品、学校生徒之成绩、各种工艺制造品。

五、赴赛之物必须选择精良，即标牌、箱匣、瓶罐之类亦须色样鲜明，装潢精美，以合外人好尚为主，物品亦须分装坚固，水产一类尤宜装贮妥适。

六、凡有害风教卫生各种不准赴赛。

七、物件装箱须预先详造货本清册，按箱编号，到会场时即凭册目报关，货册必须相符，以免开验时多费周折。

八、赛会货物准其免税，由该商赴本管关道衙门请给免税单及赛会封条，惟除货册所开及赴会人随身行李外，不得夹带别项货物。

九、凡装运、保险、陈列、装饰各费均由商人自备。

十、会场应占基地，候各省汇报后由商部临时咨商公使大臣定夺。

十一、会期及会中详细章程均由商部随时颁发各省或登布告。

十二、赴赛之物，经外国会场评定得有奖牌者，应由总事务所开单汇报商部。

十三、外洋各埠华商赴会货物可径运会场，呈请总事务所检查照料。

十四、赴会之物，如有损失等事，会场总事务所不任其责。

十五、商人呈报商务局或商会检查物品时，应附呈说略，将物品之性质、制法、用处简明记述，以供检查之用。

十六、商务局及商会应将说略选择呈送商部存查。

十七、赴会商人所陈列品物，应与各国所陈同类之品用心比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

十八、赴会物品，或愿出售者，或不愿出售而专供参考用者，均须用洋文注明。

十九、赴会物品，其性质、用处有非外人所能知者，务用洋文著成说略，随物陈列，为扩张贩路之计。

二十、凡陈列之物已经人购定尚在会中者，须用洋文注明以示区别。

至此，商部从总税务司赫德手中收回了主办出洋赛会之权，由中国自主参赛事宜，即使以后赛会有洋员参与，亦必须接受中国监督的管辖，遵守出洋赛会章程。1906年意大利密拉诺渔业赛会时，商部奏派张謇为监督，但总税务司赫德照会外务部，略云历届各国赛会皆由总税务司札派洋员赴会照料，此次密拉诺赛会仍须照章办理，希转饬商部云云，外务部当即咨行商部，旋接商部咨复，谓如果该总税务司札派洋员赴会照料，须照部定赛会简明章程办理，否则未便允行。最终，海关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派员与中国官民共同赴赛。此后，海关洋人就基本退出了中国赴赛舞台，正式的参赛事宜完全由中国人负责承办。

纵观晚清时人批评、反对海关洋人办理赴赛事宜的历程，大致有如下递进叠加的脉络：一开始，主要是批评委托海关办赛而不是派中国人，不利于中国人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随即是批评海关办赛之不当，不能彰显中国之优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批评海关办赛难以维护利权，且有辱“国体”。显然，其中有着民族主义观念的演进脉络，逐渐回归“中国本位”，并上升到利权和国格的高度。

整体而言，晚清时人对海关办赛之批评，要求从海关手中收回出洋办赛之权，主张自主办理出洋赛会事宜，主要立足于两点：一是利权，认为洋人办赛，有损中国之利权，不利于国人赴会场考察技艺和商务，从而研发制造，兴发利源；二是国格，认为洋人所选中国展品、会场布展，以及他们专横跋扈、欺压华人的行径，有损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家形象。两点归一，即是为了维护民族、国家之权益。因此，清政府收回办赛之权时，明确规定赴赛之品必须精良，有害“风教”者不准赴赛，且赴会华商陈列展品，必须与他国用心比较，取长补短，谋求改良之策，其最终的落脚点是维护利权与国格，促使民族、国家之发展、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