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参展展品和展场布置

征选展品和在会场布置展览，是博览会的两大关键工作。展品如何，如何布展，都事关一国之形象。国际博览会能把各国汇聚一堂，各国所呈现的“国”之形象，主要通过展品和会场布置来直观展现。博览会作为展示平台，有如投影场，参展诸国通过展品和展场布置在博览会上投下自己的“影像”，这些“影像”能综合形成一国之整体风貌。展品是博览会之灵魂，参展国往往会选送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参展。展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物产以外，还包括能体现人情风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物品、模型和图表，甚至人种，因此，展品能从文化、经济、政治、民族等诸多方面综合反映一国之总体形象，包括该国的整体实力、发展水平、文化特质。同时，参展诸国亦十分注重会场布展，特别是西方强国都会精心布置自己的展场，以显示本国的特性和实力，凸显本国的优势，甚至把殖民地、附属国也精心展现出来，以衬托其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实物展品是一种客观现实，虽然选择展品具有一定主观性，但其内涵却是客观的，因此，会场布置场景既是参展国形象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的展现，也是参展国形象的艺术化表达，能体现参展者、布展者对自己国家形象的基于现实的一种认同，是现实的国家形象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

那么晚清中国通过展品和展场布置在国际博览会上投下了什么样的“影像”，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国家整体形象呢？我们先看看国际博览会上有关中国的展品。

笔者据目力所能及之资料，把从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到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博览会有关中国展品之情况的记载摘要罗列起来，制作成表2－2。

表2－2 参加博览会之中国展品概况（1851～1910）

①《万国工业博览会评委会关于30类展品的评审报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第110～116页。

②《1862年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关于36类展品的报告书》，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第246页。

③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转引自沈惠芬《走向世界——晚清中国海关与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06～207页；《赴赛物品续纪》，《申报》1876年2月26日。

⑤《三处税务司所出为赴法国赛珍会告示并章程》，《万国公报》第9年第433卷，1877年4月7日；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总税务司通令）. Vol. Ⅱ, Second Series, 1876－1882. No.96, p.192，转引自李爱丽《中国参加1878年巴黎博览会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⑥ 蔡乃煌总纂：《约章分类辑要》卷38“各国赛会”，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2辑第120册，第4083～4103页。

①《详述华商河内赛会情形》，《外交报汇编》第21册，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第65页；《中国近事·海南赛会纪略》，《万国公报》（月刊）第169册，1903年2月；《中外近事·赛会纪闻》，《大公报》1902年10月12日。

②《赛会近事》，《外交报汇编》第21册，第100～101页；《日本博览会评论中国物品》，邓实辑《光绪癸卯（廿九年）政艺丛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8辑第27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994页；《记中国输物赛会事》，《申报》1903年2月22日。

③《赛会志略》，《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陈琪：《美洲博览会记》，第90～117页；汪岳波：《晚清赴美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居蜜主编《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第3册，第1～3页；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以粤海关为中心》，附录二“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展品获奖名单”。

④《赛会纪闻》，《外交报汇编》第22册，第59页。

⑤《记事·义国密拉诺赛会志略》，《商务官报》第13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⑥《华商赴比赛会纪事》，《东方杂志》第7卷第7期，1910年8月。

从表2－2可析，博览会上中国展品就品性而言，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农渔牧及其副产品，如棉麻、五谷杂粮、糖酒、花生、丝茶、烟草、渔品、狩猎品、皮革、药材等；二是矿产品及其初级制品，如铜、铁、金、锡、玉、银等；三是手工制品，如绸缎、绣货、漆器、瓷器、雕器、木竹制品、布匹、蜡、肥皂、草帽等；四是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如古玩、字画、文房四宝、印刷品；五是体现中国人情风俗的物品，如烟具、拐杖、祭器、灵牌、茅舍、刑具、官服、衙门模型、婚嫁及丧葬物品、小脚女人等。这五类展品中，参展频率较高的主要是景泰蓝、丝绸、绣货、茶、瓷器、象牙雕器、玉器、竹器、古董，得奖的也大多是这些展品。就发展演化而言，从1851年到1910年近60年时间里，中国展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更无质性变革，基本是“传统型”物品，很少“开创性”，近代机器及其制品几乎没有。

显然，这样的展品所呈现出的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的形象，这种形象体现在经济上是以农产品及其副产品、手工制品为主，在文化上是以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为主，在工艺上是以瓷器、丝绸、绣品为主，在生活风俗上是以烟具、缠足、各种婚嫁丧葬物品为主。晚清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所展现的这样一种形象，说明晚清封建中国虽然被西方大炮和商品冲开了国门，虽然在西方新式思想和新式科技的影响下，还一度出现了向西方学习、追求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虽然先进时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现状，比之前有所进步，但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在国际上的“传统农业国家”整体形象并无多少改变，说明晚清追求近代化的努力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十分有限。

再看看晚清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的展场布置。据笔者所查阅文献，还未见系统记载中国会场布置情况的资料，大多散见于游记、报刊资料之中，而且，在很多博览会上，中国虽参加了，但其展品只陈列于各类展馆之中，并没有专门的展馆，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见。即使这样，笔者从零散的资料中拾掇有关记述而制作了表2－3，亦可窥见一二。

表2－3 国际博览会上中国会场布置概况（1876～1910）

①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06页。

①《各国近事·大法国》，《万国公报》第11年第527卷，1879年2月22日；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549页；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13页。

② 参见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2，第46、51页。笔者注：这两个博览会几乎是连着举行，中国会场布置场景十分类似，都被西人誉为“金碧辉煌，巧夺天工”，像精美的中国瓷器。

③《泰西朝野佥载·大美国·赛奇小会》，《万国公报》第89卷，1896年6月。

④ 陈琪：《美洲博览会记》，第81～82页。

⑤《驻比大臣杨奏报比国黎业斯赛会赴会日期暨情形折》，颜世清、杨毓辉、胡献琳编《光绪乙巳（三十一）年交涉要览》卷3“赛会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0辑第294册，第899～900页。

⑥《比京赛会记》，《东方杂志》第7卷第8期，1910年9月。

从表2－3可知，博览会上中国展场布置场景富有很强的“王朝”和“文化”意味，这实即晚清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所呈现出的“国家”形象的两层意涵。不管是海关洋员，还是中国官员，修建及布置中国场馆时基本都体现了这两层意涵，即使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中国通”赫德，其操办中国赴赛事宜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两层意涵布置会场。

从场馆命名看，有的称为“大清国”，这个“国”不是指“国家”，实即“朝”，“大清国”即“大清朝”，明显具有“满清王朝”的意味；有的称为“中华公所”，明显具有“中华文化”的色彩。从会场布置设施看，既体现“大清朝”之威严，建辕门，插龙旗，“辕门旗斗，威严壮观如外省公署”，“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有的还陈设慈禧太后、宣统皇帝和摄政王的容像，又体现中华文化之精深，建有牌楼、亭子、花园、厢式房屋、茶馆、戏院、宝塔，还仿造清宫，陈设皇家贵族的居室，布置有龙旗、对联、绸缎、灯笼、字画、花盆、中式桌椅；有的还涂以红色，刻有龙和八卦的图案；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显然，这样的展场布置展现出的中国形象是传统的“王朝国家”与“文化国家”形象。“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民国之前，基本是合二为一的，在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王朝文化”，对外显现的“中国”形象是以文化为底蕴，以“王朝”为表征的。这种“王朝”与“文化”互为表里的传统中国形象，到了晚清，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特别是在博览会场上，与西方的“国家”形象相比，大多是负面的，给人的感觉是威严而深不可测，神秘而恐怖可怕。

综合展品和展场布置，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晚清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所展现出的是一副传统的“农业国家”、“王朝国家”、“文化国家”三位一体的国家整体形象。“农业”、“王朝”、“文化”三个层面的国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以及革命性剧变，也会发生变化，乃至质变，但各自的稳定性不一，变化之程度不一样。

“农业国家”形象比较稳定，因其与国家实力根基相联，由作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所决定，只有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农业国家”形象才会有所改变，但中国若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传统“农业国家”形象就会干脆利落地变为“工业国家”形象，不会出现这两种国家形象杂呈的情况。有清一代，乃至整个近代时期，虽然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展品有着近代化趋势，但传统“农业国家”形象整体上并无多大改变，说明中国工业化程度较低，近代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不高。从晚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然政治上层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想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业国家”形象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政治层面的“王朝国家”形象是最不稳定的，随着社会剧变，其很容易改变，而为另外一种政治性国家形象所取代，相应地，与“王朝”相一致的政治文化，亦会为新的政治文化所取代。晚清中国之“王朝国家”形象，是与清朝政治实体相联的，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国际博览会上“王朝国家”形象立马就发生彻底变化，比如，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中国馆就直接命名为“中华民国政府馆”，展场亦无辕门龙旗，而是悬挂五色国旗，主办者亦突出宣传“共和”政体。不过，作为文化形态的“王朝”仍然存在，经过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王朝”帝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乃至深入骨髓，比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展馆主体建筑就是仿紫禁城太和殿，且涂以鲜红大黄之颜色，太和殿是帝制皇宫的核心，而黄色是帝制文化的主色调，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心态使然，而不是要凸显具体的帝制政治。“王朝”是清朝统治的政治核心，清王朝会极力维护“王朝中国”形象，使得这一形象在晚清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文化国家”形象的变化，因受诸多因素影响，较为复杂，既有亘古不变的，又有随时代而变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诸多文化形态是传统“文化国家”形象的主要内容，包括帝制文化、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丝绸瓷器等。文化形态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决定以其为内容的“文化国家”形象亦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因为从传统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社会剧变、政权更迭、国家质变而发生根本变化。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世界博览会等国际场合所呈现出的文化形象，难以脱离中华文化，其所含承的中华文化这一文化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文化亦具有不确定性，其可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思想的变革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文化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形象。而且，文化具有多样性，一国可有多种文化，尤其是开放的多元化社会，其可兼容并包多种文化，这些使得国家文化形象会呈现出多个面相。晚清及其后的中国，处于从传统到近代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中华文化亦非一成不变，有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进化过程，同时，中国社会在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坚持中华文化这一文化性质的同时，亦出现了异质的西方文化，因而，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的“文化国家”形象会有相应的变化。

其实，到20世纪初期，如下文所述，晚清社会随着“国家”观念的增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开始意识到小脚女子、裹脚布、烟具、刑具、城隍庙、官衙门等是丑陋之物，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而是糟粕，在国际博览会上展示这些丑陋之物，会丑化中国形象，因而极力反对这些丑陋之物出展。同时，开始大踏步西化的晚清政府，在停止委派洋人海关办理出洋赛会事宜，开始自主办理之后，也想对国际博览会上中国所展示的“国家”形象有所改变，尽量使中国展场布置与“西式”接近。比如：

1905年参加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时，把所建的亭子称为“国亭”，建筑博物院，“会场建筑，不必拘定华式”，“所办房屋，不类庙宇，不类寺观”，但“涂以红色”。晚清政府想去掉“庙宇”、“寺观”之类的色调，实际上是想改变“文化中国”给西人留下的负面印象，但会场仍涂以红色，红色虽是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的颜色，却也和黄色一并是宫殿的两大主色调，是“王朝文化”的体现。这表明“王朝国家”在清政府脑海里根深蒂固。

1910年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博览会时，“会场房屋式样，参酌中西”，这种中西杂糅的做法，虽然使会场“未能十分轮奂”，但“尚足敷商品陈列之用”，且“欧人则赞赏之，以为是亦良足”，但“在本国人心目中，固极不满足，方自惭形秽之不暇”。开始“新政”的清政府决心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向西方学习，博览会场上的这种新变化难能可贵，得到了西人赞赏，但国人却并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时人的分析颇令人深思，“在吾国人自尊之心太重，每引英法德比之会场为比较，不知物质文明非一蹴可就，况以财力薄弱，时日局促之中国，则相形见绌，固意中事，则毁之有不尽然者矣。欧人则心理适与我国人相反，平常轻我之心太甚，以为中国者不过与安南、印度、南美及非洲各国相伯仲耳，及见吾之丝茶磁绣卓然自立，出其意想之外，矍然惊叹，有空谷足音之喜，则其誉之有不尽然者矣”。受民族主义的作用，国人总认为本国的政府不好，太强的自尊心导致一种自卑感，总认为中不如西，同样地，西人总以为中国是个丑陋贫弱的国家，一旦发现中国的其不能及的优点时，就会夸大其词地称誉，甚至在中国显现富强迹象时，会认为强大后的中国将对其造成“威胁”。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尽然”，中国此次赴赛应是“无出奇制胜之处，亦无贻羞献丑之处”。此言虽有一定道理，阐明了当时中外之人的两种心态，但未切中肯綮，更深层次原因，即如后文所析，20世纪初期，晚清社会近代“国家”观念大量萌生，开始更为关心国际博览会上中国的国格和国权，导致晚清赴赛即使比之前已有进步，但仍难以得到国人认可。

此两例说明，一方面，清政府虽然尝试改变国际博览会上中国的“国家形象”，但在晚清社会没有发生质性变革时，难以有根本改变，不仅“农业国家”形象没有改变，而且“王朝国家”形象因与清王朝统治紧密相联，也没有改变，只是略为改变了“文化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虽然晚清政府自觉进行了“国”之形象的局部变动，使得“文化国家”形象有所进步，但仍然难以符合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社会心理需求，人们开始以西方近代国家为标准来审视国际博览会上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关注国家的尊严，即时人所言的“国体”（国之体面），维护国格与国权。推翻清王朝，抹去“王朝中国”形象已是一种必然。但推翻了清王朝，是不是就能彻底改变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呢？显然不能。从“大清国”到“中华民国”只是改变了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载体，由王朝变为了共和政体。虽然作为“王朝国家”的形象改变了，但难以一下子改变传统“农业国家”和“文化国家”这一整体形象。而且，“农业”、“王朝”、“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家”形象的三个表象层面，难以从性质上反映“国”之内涵。“王朝中国”虽然能反映晚清中国的政权性质，但难以反映晚清中国之“国家”的近代意义的成长，“王朝”内化为帝制文化的表达形态后，更难以反映国家的性质与内涵。推翻清王朝，到建造中华民国，其间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根本的是在中国首次诞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权与国家，开启了塑造近代民族国家的新进程。基于近代民族国家之意涵的国家形象的形成，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晚清中国在国际博览会上所呈现的传统的“农业”、“王朝”、“文化”三位一体的国家形象，相比于西方近代国家，是落后而愚昧的，并在会场上遭受到羞辱与欺凌，这激起时人维护“国体”的民族主义情感。如下文所述，一方面要求从洋人海关手中收回办理出洋赴赛之权，禁止丑陋之物出展，布展时要处处维护中国之“国体”；另一方面极力与会场上羞辱、欺凌中国的言行进行抗争，以维护国格和国权。可以说，国际博览会上所呈现出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晚清民族主义勃发的启点，亦刺激出了晚清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同时，维新思潮、革命思潮的兴起，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入，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使得形塑近代民族国家成为一种社会追求。因而，晚清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逐渐超越早期的利权思想，开始触及民族、国家的尊严，具有了“国权”的朦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