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维护“国”之形象与权益的斗争

在近代西方人眼里，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中国为“半开化国家”，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落后、愚昧的民族。因此，在展现民族风貌、国家实力的博览会上，晚清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被西方排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序列，受尽了西方近代文明标准的侮辱，加之如前文所述，晚清政府对出洋赴赛不甚重视，基本委托西人把持的海关，而赫德等西人基本以西方近代文明标准来选派中国展品，使得中国展品不仅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悠久文明，还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博览会场上，主办国在安排展览秩序、布置展馆特别是人类馆时，也多有侮辱中国及中华民族之行径，此外，对中国赴会之人之事亦时有刁难侮辱，这些都会伤害到中国的“国”之形象。这些伤害到20世纪初激起了国人，特别是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他们掀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维护中国“国”之形象的斗争。这些斗争主要集中在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和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

在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上，国人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坚决反对博览会人类馆展示中国人种。日本理学博士坪井正五郎著有一本画册，描绘有“支那”、台湾、朝鲜、北海道、琉球、安南、印度及其他南洋群岛的土人，为了进行所谓的人类学研究，有个叫西田正俊的日本人欲在大阪博览会正门之前开设人类馆，按照该画册上所描绘的图像，“雇北海道虾夷、台湾之生番、琉球、朝鲜、支那、印度、爪哇七种人，于馆内演其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阶级，并其恶风蛮习等以供观览”。该消息经日本媒体披露后，在日本的留学生“闻之怒发上指，痛日人辱我已甚，不齿吾国于优等人类也”，积极采取对策加以阻止。一方面，在报刊上发文极力鼓吹日人此举是在污蔑中国，是欲吞并中国，有篇标题为《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其言：“有讲人种学者，设人类馆于博览会之门，豢畜支那、朝鲜、琉球、印度、虾夷、台湾生番、爪哇等七种之民于其间，而演其顽风恶习，以为会众观览。……吾不知日本人何心若也！印度、琉球，已亡之国，而英日之奴隶也；若朝鲜，俄、日之保护国，而吾之旧藩属也；若爪哇、虾夷、台湾之生番，世界最卑之人种，与鹿豕相去一间者也！吾支那人虽贱，何至与此六种人骈首并足耶？且印度、台湾、虾夷，何一非亚洲之土产物？又何苦陈此丑秽之状态，以供泰西各国之一笑也？……吾国之地图犹未换颜色，吾国之上下犹未称臣妾，然而与印度列，是奴隶我也；与朝鲜列，是厮养我也；与爪哇、虾夷列，是明明生番我而野蛮我也。抑吾观日本各处遍设动物水产各馆，今又有人类馆之设，是又明明以动物目我、水族目我也。……同胞，同胞！吾又何言？如是我闻，慎勿造因。”此言含有蔑视他族的种族主义，且无视日本殖民地台湾乃中国之国土，台湾生番亦乃中国人，其虽有如此不当，但目的是激起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危机感，动员中国人与日人贱辱中华民族、并吞中国的行径和野心做坚决斗争，其言辞极具宣传鼓动性。另一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坚决制止人类馆展示中国人。在日的留学生会馆集议发函国内，号召国人不要赴日观展，若有中国人应人类馆之雇请，“当以相当之权利处分之”，同时积极发动大阪、神户的华商一起采取行动，阻止人类馆展示华人。

华商积极响应，公推孙淦出面抵制。孙淦，名实甫，曾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和清国留学生会馆名誉赞成员，著名爱国侨商，时任大阪大清南帮商业会议所首事。他收到留学生函件后，当即派人调查，并决定，“若辈抑不更改意，只有请驰函各内地，止其赴会坂地，我华商原拟挂国旗放爆竹以贺祝，兹拟运动三月一号（笔者注：即大阪博览会开幕之日），门前悬黑旗，停爆竹，以吊我之不齿于人类”。他还亲晤博览会主办者，并把此事告知清政府驻神户领事蔡勋，蔡随即致函大阪府申述，并运动日本友人冈本、安藤两君予以斡旋。此时驻日公使蔡钧亦派人到日本外务省抗议。日外务省知悉后，饬令大阪府厅查办此事，最终大阪警署禁止报馆刊登人类馆有关“支那”或大清国的广告，并令博览会不得展示“支那”、朝鲜二国的人种。华人经过齐心协力斗争，最终迫使人类馆没能展示“支那人”。

后来，人类馆展示有一台湾女子，因其穿中国服饰而被外界误传为湖南女子，这又引起了留日学生的一番抗议，“吾国虽弱国，何至下侪于亡国野蛮之列以供外人观览之具？”湖南留学生开同乡会，公推周宏业至博览会人类馆调查。周至会场后，经过私访和当面询问，“反复问答，垂千余言”，确信此女为台湾人，要主办者出具证明后才退出会场。国人据此台湾女子而忧叹中国的未来：“昔之台湾人，犹今之湖南人也”，“吾又乌知夫今日之湖南人，若其余行省人，异日不更列于何国之人类馆中？”担心中国其他地方步台湾后尘，成为他国的殖民地。

二是坚决要求将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大阪博览会设有参考陈列馆，专门陈列外国展品，此外，还设有台湾馆，展示日本帝国对台湾八年来殖民统治的辉煌成就，既凸显帝国荣光，又宣扬其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晚清政府对大阪博览会虽派有官民组团参观，但没有统一组展，只是晓谕各地方自行赴赛，而受清政府委托的海关亦未统一办理赴赛事宜。此次博览会，中国共有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四川、山东、福建等省出品参展，虽然各省都派有出品委员，但征集出品、布置展品基本是委托日人经理，如江楚出品委托粟林，四川出品委托岛田，福建出品委托前岛真。中国出品本应集中陈列于参考馆，但实际上展陈极为混杂，分散于各处，导致观者误认为这些出品省份不同属于中国，“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两江两湖出品共置一处，额曰‘吴材楚宝’，四川物别置一处，额曰‘大清国四川省出品物’，一若江楚非属于大清国者”。更甚者，台湾总督借口参考馆场地不够，经闽按察使司杨文鼎同意，饬意台湾参事官石冢和驻闽日领事丰岛将福建出品陈列于台湾馆，这是明显地把福建等同于台湾，视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对中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干涉和矮化。

有一日，秦毓鎏、顾树屏、钱增、蔡文森、侯鸿鉴、侯士绾、陈去病等留日学生赴会参观，他们怀着“主人已非，哀我国民，台湾其鉴，悲夫！土非我有，权固属人，惨目伤心，饮恨吞声而已”的心情遍游台湾馆，赫见馆内有“清国福建洋务局出品”的匾额，当即到江楚出品事务所向其委员罗世楷询问原委，并力言：“日本素以福建为己势力范围，今以福建物置台湾馆，彼即以福建比台湾也，国耻之大，孰有甚于此者？今博览会方开，各国人纷至沓来，贻羞各国，孰有甚于是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且各国皆效日本所为，则吾各省出品无一能列参考馆矣。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福建为中国土地，吾等为中国人民，断不容漠视！”“吾国虽弱，福建固犹吾地，日人竟比之台湾，其辱我尤大，是乌可不力争？”当得知福建并未派委员经办出品，而是委托日人前岛真办理时，要求罗代为经理，但罗以日人经办福建出品是得到闽按察使司杨文鼎同意的，而加以婉拒。随后，秦毓鎏、顾树屏、钱增三人就到台湾馆询问其干事柳本通义，才得知原委。因三人不善日语，并未与之深究。

随即，他们一面电函东京留学生代表嵇镜，告知此事，并要求派懂日语之人来大阪交涉，一面再次拜见罗世楷，力言“必欲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而后已”，请其去见清政府驻神户领事，要求领事与日人力争，并电告驻日公使和闽督，得到罗的同意后始归。第二天罗世楷和江楚出品事务所总办桑宝前往神户见领事，领事当即电告驻日公使，公使很快就告知将由福建出品委员来处理此事，要学生们“毋躁”。学生们得知后，恐是“官场敷衍手段”，就再连发两电，致东京的嵇镜和留学生中的福建人，要求派人来大阪共商此事。

嵇境接到大阪函电后，立即将此事遍告留学生。江南出品委员李宣龚闻之，“甚激愤”，就与浙江留学生监督高凤谦同谒驻日公使蔡钧，“力陈闽品陈列台湾馆，大伤国体”，公使建议派员前往调查处理。东京留学生旋即集议，派福建人林长民、林棨、刘崇杰和李宣龚同往大阪。他们到会场调查得到确证后，即与秦毓鎏等人前往台湾馆诘问柳本通义，被答曰其只是奉命陈列，旋即诘问闽品经理人前岛真，表示“此事殊未适当，应即迁徙，必无余地，宁撤回不陈列”，前岛真表示，若有适合地方，当可迁出。他们旋即往询四川出品委托人岛田，得知可以从四川出品陈列所中腾出一块地方，但前岛真又说必须要有台湾总督的同意，才能迁移闽品，并同意电秉台湾总督。随后，他们又到博览会事务局协商，事务局表示只要四川出品人同意迁入，就可以协商把福建出品迁出台湾馆。不久，福建所派委员冯祥光、廷夔亦至大阪，二人与柳本通义一并去神户会见了台湾总督，台湾总督闻中国人对此事甚为激愤，就致函博览会事务局，“闽品应听中国人迁移”。最终福建出品从台湾馆迁入参考馆中四川出品陈列所内。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虽然美国政府盛情邀请清政府参展，且清政府也十分积极，花费巨资，第一次正式以政府名义参展，并派贝子溥伦为监督，率团赴展，但博览会当局及美国相关官员仍然欺辱中国，引起华人极大不满，他们对会场上羞辱中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首先，揭露、反对美国苛待华人赴赛办展。美国对华人，尤其是对华工进入美国，一直心存芥蒂，防备较严，早在1894年，为限制华工入美，美国就强迫清政府续订了《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对赴美华工和在美华人采取歧视性政策。1903年1月7日，美国颁布《华人来美赴圣路易斯赛会入口章程》，一共十款，对华人入美办赛规定了诸多歧视性限制，包括向美呈验凭据，“指明确系承办赛会之人，或系承办赛会人所雇之人”；在美登岸时要严格审查，做好详细笔录，并要具保，“须向美官具立美银五百元保结”，且要有可靠铺店担保其常在会场及会事结束30天后按章回国；若要离开会场，必须登记，且不得离开超过12个小时；等等。这把赴赛办展的中国官商等同于赴美谋生的华工（蔑称为“猪仔”），不仅对华商赴赛极其不利，更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因此国人对此表现出了极大愤慨，“惟我华人则禁之，独严使无出入自由之权”，“直视我国赴赛之工商不啻囚犯，凡我华人之略有知识者，莫不咨嗟叹息，深以美之此举为已甚”。驻美大臣梁诚亦认为该章程“迹近琐屑，语意含混，大非邀请赴会本旨”，照会美外交当局，予以驳诘，几经交涉，促使美国重新改订了华人赛会章程，声明原定限制不适用于中国官员及其随从，赴赛华商也不须具保，这大大便利了中国官商赴赛办展，但赴会场的华工仍然要具保，要经过严格审查。

但实际上，赴赛华人到美登岸时，还是遭到“百端苛待”，“每因护照小有不合，辄不准登岸，原船驳回”，除了赴赛官员及其随从较为顺利外，其他无论商人，即使是上等绅商，还是工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刁难和苛待。茶磁赛会公司的绅商方守六详细记述了他和其他华人登岸时遭受刁难和苛待的情形，并寄回国内予以揭露。登岸查验时，他告知美方他是中国人，“渠陡然变色，曰‘去去，我与汝中国人无涉，中国人另有专管之人，去去’”，可见美人态度之恶劣，而且中国人与他国人予以区别对待，派专人审核，这是一种歧视。当专人查验方的护照时，竟说其一人难以决定，“须回公事房商议，如众议允协，即当请君登岸”，可见审核之严。该人查验下等华人时，更是傲慢无礼，“所问皆戏谑无礼之言”。最终当日无一人允许登岸，即使美籍副监督柯尔乐和清政府驻旧金山领事百般周旋也不得成，后经柯尔乐与美方极尽磋商，代为方具保500元后，方才于两天后登岸赴会。而由中国海关带来的十余人和自行赴赛的持有上海道所发护照的5名温州商人来美20多日，都未能登岸，要被“驳回”，经柯尔乐磋商，才没被遣返，但“监禁木牢”，“其苦楚过于中国狱”，至四天后才释放赴会，但有一人只因“身上发痒”，美官“指为大病”，被“勒令回华”。可见华人所受歧视之甚。这些歧视使华人叫苦不迭，“辛苦数十日，往返数万里，坐耗血本千万金，而竟不得一履平地，其虐政可知”。即使是已登岸的华工也受到百般无理的刁难，如赴赛副监督黄开甲携带华工12人到会场建设“国亭”，美国“工党”（笔者注：可能指美国工会组织）“群起而攻之，以为有干禁华工之例，不准做工”，使得华工留美五月而无所事事，最终只好由黄开甲“资遣回华”，后来漆匠进行工作，工党“以所用乃中国之漆”进行阻挠，迫使黄开甲撤工而“另雇美工”。于此可见美人苛待华工之烈。

华人尤其是华工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所受不公正待遇，引发华人激烈抗议，他们认为建设“国亭”，“与建设使馆相等，则本国之建设此亭，本国之权力应能及者也”，但中国却不能独行其权，即使天潢贵胄伦贝子亦不能“据理力争”，只因中国软弱可欺而使得美国施行苛待华工之例，因此力主废除该例。更有人直言，“今日诚欲自救，固非实行抵制禁例策不为功矣”。这实即1905年华人要求废除华工禁约的抵制美货运动的一大诱因。

其次，揭露、抵制会场上羞辱中国的行径。博览会正式开办之前，有媒体揭露出福建海关某英籍洋员将会“代购办闽省物品，运送美国赛会，而其中制有人物之事，探访闽中恶习劣俗以形容之，一系缠足处女，一系赤脚处女，一系新嫁娘，置于人类馆以辱华人”。有人闻之，认为此是“最可痛哭，最难忍受之奇辱”，“以国体言，则谓无国，以种族言，则谓孽种，言之痛心，闻者竖发”，号召国人“共哭之，共愤之，共争之，以定国体，以光种族”，“诸君毋以此事为不足轻重，淡然若忘，吾敢断之曰，是我国体上之大奇丑，种族上之大污点”。此人进而分析道，英人胆敢如此，是“直视闽之官吏若沐猴，闽之士民若鹿豕，不妨假此以辱我国同胞，腾笑于万国耳”，是“直以虾夷黑奴台湾待闽人”，“然吾国虽弱，而闽省版图犹未改色，彼英某者，何公然为之而不疑耶？岂以闽省已在各国势力圈内，形式虽具而精神已脱，则不妨置诸虾夷黑奴台湾之列耶！不然，必其以此试闽人之感情何如及各省之舆论而用以为操纵之定南针耳！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虐待，是可忍则国可亡种可灭，安留此遗种而扬丑于世界耶？由后之说，是谓侦探，是可忘则头可断足可刖，安觍此面目含羞于人间耶？诸君日日言爱国言保种，盍注意焉？盍奋兴焉？”进而号召国人，若“英某如未赴美，吾请闽人以全力争之，所雇三人，毙之以铳，试之以剑”，如已赴美，望国人奋力以争，加以制止，“为吾国吐气，为吾种洗耻”。也许是该人的揭批和号召国人坚决斗争的宣传鼓动产生了效果，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并未见由英人选送展陈的中国真实人种。

博览会场上，如前文所述，展陈有由海关洋员所办的诸如纸人、草舍、烟具、小鞋、刑具之类侮辱中国的展品。贝子溥伦看见后，饬令柯尔乐、巴士博撤去此等展品，但二人置若罔闻，后众商公推北京工艺局的黄中毅出头力与争辩，二人才将纸人藏于公事房内，但数日后又拿出展陈。清政府驻纽约领事夏棣山见之后，“令其作速收藏以全中国体面”，但柯尔乐竟以其为监督，领事无权干预而加以拒绝，“夏亦怒，彼此相持不下，夏即一面禀知公使，一面电禀外部商部饬总税务司令其撤退”。此外，众商及留学生亦电外部商部饬总税务司令其撤下这些辱国之物，柯见引起公愤，才将这些丑陋之物完全撤下。

在游戏馆，有个黄姓粤籍茶商雇请一缠足女子在馆里表演，“以冀博西人之奇视而获多金也”，“以此辱国辱种之状陈列于万国瞩目睽睽之地，美土华报群而攻之”，但黄某仍一意孤行，因此，维新会人梁天如、张拱胜、何莲石等告知贝子溥伦。溥伦大怒，当即派人往查，但黄某以该女子为赛会华商家眷而蒙混过关，等溥伦回国后，继续展陈，并雇请一西人手握弓鞋在门口招徕游人，过往者“嗤之以鼻”，进去观看者抚之小足，认为“恍如玩物”，“乃深信东方古国亡国灭种之有自来也”，出来后“嬉笑怒骂之声不绝于时”。见如此辱国情形，广东留美学生梁仲策、程斗、程耀、黄旭四人拜会游戏馆总理，要求加以制止，力言此事之可耻，“此事乃吾粤人为之，而辱及全国，吾广东学生，若不能除之，何以对天下？”并做出强硬表态，“足下若不从，则惟有各行其是而已，如此则恐为公义不能顾私情，倘有所怫，幸勿怪吾等学生之鲁莽也”。双方辩论达5小时之久，最后，游戏馆总理害怕学生生事，“愿不取那人之房租，而挥之使去”，同时，学生们也对黄某、缠足女子及其丈夫责之以大义，三人被“大义所动”，“愿即从公议而撤去”。随后，学生们发动圣路易斯的中国维新会一夜之间募得450美元，其中150美元弥补黄某的损失，300美元用于缠足女子夫妇乘船回国。

整体而言，国人在博览会上所开展的如上斗争，要么是与强国欲殖民化中国、矮化中国的行径相斗，以维护中国之主权，要么是与强国欺凌、丑化中国的行径相斗，以维护中国之尊严，其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国”之权益。为什么国人到20世纪初会开展这些斗争呢？这与民族主义的勃兴有关。这些斗争与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既是民族主义勃兴的表现与动因，又是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国人的这些斗争行为是直接受强大西方的刺激而产生的，是基于国之尊严和国之权利而进行的，其背后有着较强的“国”之意识，如下文所述，时人博览会言论中含有大量的“国”之观念，不过，这个“国”不一定是指“大清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模糊的基于情感的“国”之观念上的“共同体”。同时亦与此时期的社会变动有关，主要是辛亥革命及其他诸多革新思潮和运动，以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播，导致时人的国家观念及民族自觉意识增强，开始更为关注民族、国家的权益。反过来，这些斗争又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演进，表明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已经完全超越了早期的经济意义上的利源思想，提升了利权观念，深入到了维护民族、国家权益的层面。维护民族、国家之权益，成为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对外的最高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