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参加博览会之活动

一 晚清参加博览会概览

博览会，特别是世界性的万国博览会，就举办国而言，会千方百计征集世界各国的展品，以了解各地物产、风俗、好尚，以及科技、教育、经济和民智的发展程度。从这个角度讲，博览会具有很强的开拓性，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时期，通过举办博览会，邀请一国参加就可了解一国的原料和市场，有助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就参展国而言，亦可了解各国需求状况，把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还可了解和吸取他国先进技术，改造本国产品，提升自身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形象。强国对博览会更是乐此不疲，不管是举办博览会，还是参加博览会。即便是弱国，也逐渐接纳博览会，开始参加和举办博览会。可以说，面对近代意义的博览会，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其外，都会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与之发生联系。

中国也不例外，世界博览会一产生，就邀请了初涉“国际”的晚清中国。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时，极力想促使中国参加，但因此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渠道，就由驻广州领事馆邀请两广总督代表中国征集展品参加，在遭到拒绝后，英国在华官商就自行征集中国物产参加了展览，并动员华商参展。但据已知史料，只有上海买办商人徐荣村选送12包“荣记湖丝”参展，以及一个不知为何人的中国人参加了开幕式。此后，中外商人和外国官员还自行征集中国的展品参加了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和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但赴赛展品不多，到会场观览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仅有流亡到法国的王韬，参观了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

中国政府正式接到官方邀请是总理衙门成立后的1866年，法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参加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但晚清政府此时对博览会还懵懂无知，兴趣不足，因而拒绝官方参加，只是晓谕中国商民征集物品参加，并札饬总税务司赫德（R. Hart）所有赴赛展品过关免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间接的民间方式开始接纳博览会。

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以官方形式参与世界博览会，是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却是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征集中国展品，委派海关洋员代表中国参加。1870年，奥匈帝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但此时清政府对博览会仍不重视，乃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为由，搪塞拒绝，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仍只勉强同意商民自行赴赛，“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但中国商民对博览会的热情也不高，积极参展的极少，很难由商民自行征集到展品，因而奥国公使再次请求中国政府主办参展事宜，清政府才札饬总税务司赫德代表中国办理赴赛事宜。赫德得到中国政府授权后认真组织展品参展，任命粤海关税务司包腊为办展专员，总负责展品的征集和运送，要求各口岸海关积极予以配合，同时，为更好征集展品，他还组织各海关编撰了1863年到1872年十年的贸易统计，以作为征品依据。经过赫德、包腊和其他海关洋员的悉心工作，此次中国参展物品“共有三四百箱之多”，亦有中国红顶商人办货赴展，如胡雪岩就托展了价值数万金的绸缎古玩等物。这些中国展品，在会场上西人“遐迩争观恐后，以为见所未见也”。这次赴展在赫德的总负责下，加之包腊出色的组织工作，“中国展厅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很得奥国赞赏，奥皇“特以嵌宝十字架，遥祝总税务司赫公，名为酬劳之常礼，而隐具敬中国之深意焉”。这是赫德把持的海关第一次在得到清政府授权后主办中国参展事宜，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得清政府信赖，以后一遇有赴赛邀请，清政府就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几成惯例，即使1905年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办赛之权后，仍派洋员监督或帮办赛事。据人统计，从1867年到1905年的39年间，海关共承办了不少于29次的中国出展事务。可以说，晚清中国参加博览会事业与赫德把持的中国海关紧密相联。

为何中国赴赛事宜要委诸海关，并为海关把持30多年呢？晚清海关名为中国政府机构，实为洋人机关，总税务司及各关口税务司都是洋人，当中国政府拒绝参加博览会后，在华外国人就千方百计自行选送中国物产参加博览会，而为洋人所把持的各地海关对中国物产较为熟悉，因此，各地海关自然成了选送中国物产参加博览会的主要渠道，选送产品参加博览会也就无形中成为晚清海关的一个职能。晚清政府最初对博览会较为漠视，认识不足，兴趣不大，加之财力有限，动员社会发品参展的能力也不足，因此对参加博览会并不积极，但在外国政府的一再邀请下，出于联络邦交、敦睦友谊的需要，又不得不参加。而此时就整个社会而言，长期封闭的晚清中国十分缺乏熟悉外事的人才，更缺乏既懂经济又懂外事的复合型人才，没有既熟悉中外情势又精通博览会事务的专业人才，而组织参加博览会，所需要的人才在语言交流、社会组织动员、外事交际等方面的能力都必须很强，眼界必须开阔，知识面要广，要熟悉世界大势。人才的缺乏，以及中国社会，尤其是商民对博览会的不甚熟悉，限制了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意识和能力。但海关洋人，尤其是总税务司赫德，精通外事，有着较强的海外交际能力，各级海关又控制着中国的货物进出口关口，掌控了中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可以说掌控了中国外向性经济命脉，最为熟悉中国产品出洋事宜，且有着寻选中国物品出洋参加赛会的经验，而且其财力雄厚，中国关税收入都要经其手，大部分为其所掌握。因此，晚清政府只好委托海关负责办理中国参展事宜。

1876年，美国为庆祝建国100周年在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美驻京公使照会中国总理衙门，“希即咨行南北洋大臣，转饬各属晓谕工匠商民，将天产妙品、土产奇珍、制造精巧之物，博雅古董之类，官为经理，运送本国，亦酌免税课，况此公会作庆贺之举，谅贵亲王必将此役应派委大臣赴贺之意婉转具陈，并经理各海口运物事宜”，总理衙门应其要求，一方面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转饬所属各地方官，晓谕士商百工周知，俾有愿赛者以备赴会，另一方面循维也纳博览会之旧例，札饬总税务司派员办理。赫德制定了《税务司办理中国等物赴会告示章程》，选派驻烟台之税务司杜德维（E. B. Drew）承管天津、烟台、牛庄三口，驻宁波之税务司德璀琳承管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五口，驻汕头之税务司汉南和哈扪德（J. L. Hammond）承管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四口的赴赛事宜，而由德璀琳驻扎上海予以总负责。本次中国赴赛之物，“共计七百二十余箱，值银约二十万两”，“凡游览官民，见所未见，无不赞叹也”。本次赴赛比之1873年赴赛维也纳博览会有四个不同：一是总理衙门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来晓谕商民赴赛，增加了办赛的一个渠道；二是中国商人与海关洋员共同组团赴赛，“从前法奥之会，中国虽亦送物比赛，而未获贸易之益，以无华人往也，此次已有工商十余人，逐日在会与西人相处”；三是第一次有中国籍海关人员赴赛，并写下了系统观感，司职宁波海关文牍事的李圭受德璀琳之推荐，被赫德派往会场代表中国观赛，“嘱将会内情形，并举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四是海关为组织赴赛，制定了专门的办事章程，以后海关办赛基本都会制定相应的规章。

1878年法国举办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早在1876年，就由驻华公使照会邀请中国与会，希冀晓谕“中国阖国绅商士庶人等预为办理赴赛之举”，总理衙门“仍循赴奥美赛会之例”，派总税务司赫德总办赴法赛会。赫德在总负责的同时，委派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筹划赴会一切事务，具体负责征集展品和招集中国商人前往赛会等事，江海关税务司吉罗福（George B. Glover）负责牛庄、天津、烟台、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等处赴赛，粤海关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负责温州、福州、淡水、打狗、厦门、汕头、广州、北海、琼州等处赴赛，并制定、颁布了赴法国赛会之章程，通饬各关税务司遵照，协同办理赴赛事宜。中国这次赴赛比之以往又有两个新变化：一是中国自行建造展馆，因为巴黎工价和原材料昂贵，所以有大批中国工匠赴会场建造中国展馆，由唐廷枢带队，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宋得礼等洋员具体负责，“我们将派工人携带预制构件、材料前往”，木匠宋兴功技艺娴熟，“把展览柜做得非常漂亮，与日本的展览柜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二是正式有中国官员赴会观览，刚被任命为驻法公使的郭嵩焘，在随从张德彝、李湘甫、姚彦嘉、李丹崖、马建忠等的陪同下参观了博览会，其间他代表中国向法国总统麦克马洪递交了国书，这是中国在博览会上开展政府外交的开始。

此后，中国基本是按照受主办国照会邀请，由总理衙门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晓谕商民自行赴赛，同时札饬总税务司由海关具体负责办赛事宜的模式参加博览会。但也有例外，比如，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万国博览会时，总理衙门就札饬驻德比大臣李凤苞负责会场赴赛事宜。到了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和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清政府还分别派出了以贝子载振和贝子溥伦为首的官方特使团，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时，还任命驻比使臣杨兆鋆为会场监督。但这些参加博览会的具体事务，尤其是有关出品和展品工作，仍然是由海关洋员负责，直到1906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时，才由商部、外务部和驻地使馆负责所有赴赛工作，海关才正式被中国政府收回了参加博览会的操办权。

整个晚清，中国参加博览会最为积极且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为纪念购得圣路易斯百周年，美国特于1904年举办博览会以为庆典。早在1901年8月，美国就对外宣布要邀请世界各国参加此次博览会。美国对邀请中国参展十分重视，1902年2月就由驻华公使康格正式向晚清政府递交了邀请函，7月又专门派特使巴礼德（John Barrett）来华游说中国参展，他觐见了慈禧太后，拜见了庆亲王奕劻、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员。清政府对这次博览会亦很重视，一则因清末重商主义使然，欲通过赴赛繁荣商务，振兴实业，以符“新政”之旨意；二则因庚子事变使得晚清王朝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受损害，清政府想乘参加国际博览会之机改变腐朽落没、愚昧无知的形象，获得国际好感；三则因美国对华相比其他西方国家较为友好，特别是庚子赔款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展示了友好，清政府也欲对美国示好，联络与美国的友谊。因此，清政府决定积极赴赛，为此专门拨款75万两银子，在依惯例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征品参展的同时，还任命皇室贵胄贝子溥伦为监督，率团赴会，开展博览会外交，并以晚清首批留美幼童黄开甲和美国人柯尔乐（F. A. Carl）为副监督，具体负责会场中国参展事务。而且，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还专门请美国女画家卡尔·柯尔乐（即副监督柯尔乐之妹）为其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览，以示中国之友好，及改善晚清政府的国际形象。此次中国之展品达1400多吨，来自全国72个参展单位。中国参展共获得了190个奖项，其中超等文凭36个、金奖68个、银奖56个、铜奖30个，分布在教育、艺术、人文、制造品、交通运输、农产品、林业、采矿和冶金、渔猎、人类学等门类。

有人利用档案资料，系统研究了晚清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概况，认为在1866年至1911年的46年里，中国共收到了至少80次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其中，清政府组团参加13次，寄物参展6次，派员莅会11次，并附录了表格（见表2－1）。面对博览会主办国的邀请，清政府的态度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消极反应主要是五种态度：一是委婉拒绝不予参加；二是只晓谕商民自行参加；三是训令驻地使馆派员参加，如1893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命二等参赞彭光誉赴会；四是由海关代寄物品参赛，如1880年德国柏林博览会，海关转寄宁波购备的水产、渔具参展；五是由地方政府派员参展考察，如1907年日本东京博览会，两广总督派广西知县刘士骥等四名官员入会。积极参加展览又分为四种，即由海关、驻地使馆、特使团和外务部与商部负责办理参赛事宜。

下面，以湖北为例，略为介绍中国之地方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大致情形。湖北虽然地处中国中部，但参加国际博览会却较为出色。1862年，江汉关在汉口成立，其工作之一就是征集出品赴外参加博览会。早在1867年江汉关就选送湖北物品参加了巴黎博览会，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第一次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办理参加维也纳博览会事宜时，江汉关税务司马福臣（A. Macpherson）积极配合，征集湖北一带的物品参展。此后，只要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参赛事宜，江汉关都会积极征选出品。

自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张之洞、谭继洵、端方等人主政湖北时，大兴洋务新政，劝兴实业，发展教育，繁荣文化，使得湖北成为可以和上海、天津匹敌的发达省份，不仅工商业繁荣，而且文化教育事业也很发达，这些为湖北参加国际博览会创造了条件，营造了良好社会基础。而且，张之洞、端方等人对博览会事业也较为热衷，积极主张参加国际博览会。到20世纪初，湖北开始在国际博览会上显露风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晚清政府除了继续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参展外，并派贝子载振率团赴会考察，湖北亦积极响应，派人随行，由特用道桑宝带队，包括翻译邝国华、吴炎魁和工艺学堂的优秀学生数人，同时委派试用知府王仁俊、署武昌府通判曹受诏、江夏知县陈树屏、署汉阳知县顾印愚赴日观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考察政艺等学”。虽然此次博览会没有湖北商人自行携品赴展，但经过日本驻汉领事山琦专门“奉其政府命，敦劝湖北送货入会”之后，江汉关和湖北商务局一起选送了湖北物品参展，包括金石、矿砂、煤炭、丝茧、皮革、药材等“有用之材”和绸缎、织绣、竹器、布帛、陶器、漆器等“人工之器货”。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湖北地方政府参展积极，获得外务部颁发的各种奖凭23个，其中“两湖制台至大荣誉文凭一、荣誉奖凭三；汉阳道台金牌凭纸三；汉口关银牌凭纸二（连铜牌一）、末等奖凭一；两湖货场超等奖凭一（连铜牌一）；湖北超等奖凭五（连铜牌一）、金牌纸凭一、银牌纸凭二、铜牌纸凭一”。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博览会时，湖北参展物品共获得了最优等、金牌、银牌、铜牌等16个奖，获奖展品主要是煤、铁矿及铜铁制品、砖瓦、水泥、灯盏、玻璃、水晶、瓷器、地毯、羊毛呢、丝织物、鞣皮、家具等。

晚清湖北参加国际博览会最为成功的是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美国对湖北参展非常重视，专门邀请主政湖北的张之洞、端方积极赴赛，较为开明的张之洞、端方对参展圣路易斯博览会也很重视，积极选品参展。湖北展品共参加了圣路易斯博览会144个展类中的54个，其中来自汉口的展品参展了43个类别，仅次于上海。其中，200多件古铜器、瓷器等古物，很受西方人推崇，在博览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而且，圣路易斯博览会上的“人文教养馆”里还专门设了湖北展区。此次参展，湖北获得12个奖，其中书籍和出版物、陶器、两湖总督、湖北巡抚获得超等文凭，度量衡和钱币、玻璃和水晶、肉制品、糖果茶叶、冶金品、江汉关道台获得金奖，矿产品、棉纱棉线获得银奖。

湖北展品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最出风头的是一批书籍。这批书籍主要是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的刻书，展示中国传统学术成就及湖北地方文化特色，其次是湖北洋务译书局和湖北翻译学塾的译书，共约有198部，1965册，涉及经书及其注解、清朝御撰书籍、字学、韵学书、史学、地志、地图、金石、礼乐、刑法、荒政、经济书、蒙学教育书、诸子书、算术、历书、兵书、医学、集部诗文集、制义书及丛书，等等。湖北这些书籍取得了很好的展览效果，得到了美国人的好评，认为中国展品中的“印刷品样本、平版印刷及雕刻术、古书与报纸、富艺术性的照片、地图与地球仪……在人文艺术宫展示世界进步，构成独一无二的展览”，最终获得了超等文凭，这是博览会的最高奖项。博览会结束后，这批书籍由清朝政府赠送给美国政府，至今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纵观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60年，中国都或多或少，或密或疏地与国际博览会发生了联系，可以说，晚清中国参与博览会的活动一贯而行，具有连贯性。虽然中国一度颟顸、犹豫、蹒跚，但整体而言，无论官方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或被动或主动，或间接或直接地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尤其到了20世纪初期，还比较积极，或发品参展，或与会交际，或赴会参观考察。晚清中国之所以参加博览会，主要考量：一是外交需要，为主办国之邀请所动；二是联交睦谊，扩大对外交往，加强中外友好；三是扩大对外贸易，繁荣商业经济；四是进行考察，比较中西，既了解西方文明，把握世界情势，尤其商业形势，又明晰中西之间的差距，寻找改良、发展之法，以求劝兴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