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兴商而战与启智劝业

中国人初期体认博览会，所感知到的炫奇斗异、联交睦谊与奖才励能等认知，贯彻整个晚清，甚至民国时期对博览会仍有这样的认知。这种初期认知只停留在“博览会”层面，主要是就“博览会”而论博览会，是对博览会之表象功用的认识，虽然受洋务运动购机械、办军工民用产业的影响，涉及博览会能传播格致之学的一面，但还是没有更多的从“中国”的立场体认博览会。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才开始以“中国”为本位，采用更加实用的眼光，明确思考“博览会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如何通过博览会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首先是基于商利思想，认为博览会能互通有无，利于相互比较观摩，进而开通利源，繁荣市面，发达生意，最终促使商业兴盛。日本欲于1881年开设第二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时，有人就感叹万物齐聚的情景，“无论远近各国，凡有奇异之物，皆欲罗而致之以相赛”，认为博览会场就像中国的集市，能调剂盈虚，促进交易，发达地方生意，而且能推广物产以赢利，“且博览之会，凡物之有大利益而无人知之者，或指而示之，则从此可以获利”，因而建议也在上海举办这样的博览会，“不如一隅之地，一岁之中聚会数日，反足以通有无而裕利源也”。也有人建议中国仿照泰西举办博览会，认为“赛会之本意，原不专在奇技淫巧，凡有用之物，皆可入会，至粗极笨如农具者，亦不妨陈而观之也”，博览会不专尚新奇，而在陈万物以通有无，因而中国举办博览会，不但可以开通国内商务，而且可以开通中外商务，从而拉动中国商业经济的繁荣。这已经有些类似于当今会展经济之说。

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有西人欲在上海发起举办博览会时，有人闻之而向洋务官员进言，“强兵之道，先在于富国，富国之原，尤在于通商”，而举办赛会，“百货借此以流通，商务因此而畅旺”，“不特商务受其益，即为士为农为工者，亦无不大受其益也”，因此建议“官为之襄助为之保护”，举办赛会，发达商务。也有人针对近三十年洋务在“求西法，造人才”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主张中国创设博览会，“（向泰西）置是器也而未能用是器也，即用是器也而未能制是器也，即制是器也而未能另制新奇机巧之器也”，“西学以格物为先，实事求是，不尚空言”，而博览会能把西方“格物”汇聚在一起，相互比较，予以“深研”而探得其真正奥妙所在，因而“赛奇会之举，不亦为因时之宜而当务之急也？”兴西学造人才是为了振兴商务，“吾谓中国之宜设是会者，不独有裨于西学，且有益于通商”，认为作为中国商业大宗的丝茶，丝业已经“虚耗衰颓”，而茶业也因“囿于积习，误于因循”，日渐衰落，商利不断为印度锡兰茶所夺，若仍用人工，不用机器制作，也必将会“虚耗衰颓”，因此主张在广东或上海“创设赛奇大会，置制茶机器于会院中，俾中国之业茶者游览阅历，于其间习见机器之用，确见制法之佳，安有不幡然易辙以整顿茶业也？茶业之利益如此，则各行各业皆可类推。而赛奇会之裨益于西学通商者，不亦更胜于同文馆方言馆制造局之讲求西法造就人才也哉？”其认为通过举办博览会，中国可以传播西学，精研格致，推广机器，推动丝茶等业采用机器制法，挽救颓衰之势，畅旺海内外商务，从而挽回商利。

也有人认为通过博览会的观摩品评，能振奋工商竞进精神，从而“扩利源”，使得“权利日辟”，因而博览会是“兵强国富”的基础，是“谋国之要图”，所以，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开设内国劝业博览会“以浚利源而阜国计”。郑观应更是直言“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并主张首先在上海举办。陈炽也认为“赛会一事，实扩充商务之本原”。1898年，有人认为中西互市以来，漏卮不止，“塞漏卮必以兴商务为第一义，欲兴商务必以赛会为第一义”，“中国不欲兴商务则已，中国而欲兴商务则（必兴）赛会之举”，认为赛会有联交谊、励人才、察商情和除积习四大好处。

迨20世纪初，有人认为，“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为奏请积极赴赛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外务部认为，“盖因此举与交涉邦交，显有关系，而于商务尤为有益。中国物产甲于全球，徒以工艺未兴，商情涣散，比诸各国，实有不逮，现当振兴庶政之时，适美国有此大会，亟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务有所裨益”。1906年，商部劝导商人赴意大利赛会，告曰：“各国举行赛会，考厥宗旨，无非以组织商务为目的。兹各国所造之器，所产之物，罗列其中，使人知所考求，以为国计民生之用。”

博览会除了兴商之外，还能直接发达市面，活跃市场，给商家店肆带来实利，“遍征各国珍奇异品，载其诸凡利用之处，然后人欲购备者踊跃偕来，国中舟车之公司，歇宿之逆旅，饮食之馆，担负之夫，无不同沾余利，利市三倍”。“各国所开赛会，先则所费不资（赀），而会期一届，远近来观，几成人海，因而茶楼酒肆客店佣居异常隆盛，且朝夕游人沽票登场，所入之资，亦以千万计，由此观之，则赛会之设，实兴利之一端也。”驻比公使杨兆鋆认为：“各国赛会，循环迭更，几于间岁一举，固以调查工艺，鼓舞商情，其实开会之国，意在兴盛地方，而时万商麇聚，百货骈罗，自关税铁路轮舟，以逮市肆工业，骤增巨款。举凡时习所尚，货殖所兴，奇巧新型制造旧厂，靡不星罗棋布。”这充分认识到了博览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举办博览会，能带动举办地之相关各业的繁荣，产生实实在在的商利。

博览会在晚清民初亦被称为赛会。1921年，时任直隶实业厅厅长严智怡认为：“博览会三字，东译也，我国则译曰赛会，赛会之事，我国自古有之，但其事为定期之市，于今世之所谓博览会者，有大小繁简之不同。”其实，晚清所译称的赛会，不仅包括今人所言的博览会，还包括一些定期举办的娱乐活动，如赛马会、赛花会、茶会等，而且一些国际公会也含括其内，故有时亦称赛公会。而我国古代赛会，是指带有祭祀功能的迎神赛会，虽附有庙会一类的集市，但总体上是迷信色彩较为浓厚的社会宗教性活动，与译称西方博览会的赛会，不只是“大小繁简之不同”，而是有质的差别。其实，早在晚清，为了消除人们对二者的误解，以便更加凸显博览会发达商务、扩广识见的功能，时人就有厘清中外赛会之不同的言论，认为中西赛会“名同而实异”。中国赛会“不但无益于民，且有损于民，不但损其财，而且伤其身家性命”，虽热闹非凡，但赌徒、匪徒充斥其中，徒滋事端，因而“百弊丛生，且所费不赀，皆属虚糜无益”；而西方赛会“所以振兴市面，招徕商贾，大有深意寓乎其间”，能使人对“（各地物产）优劣若何，多寡若何，何处之地宜于何物，何处之人便于何殖”一目了然，能“裨国人增长其识见，开拓其心胸”，因而“西国之博物赛珍等会，或以利国家，或以广商务，可以长识见，可以增裨益，其事为有益无损必不可省者也”。

以上主要是针对博览会具有兴发商利、繁荣商业的作用而言的，那么兴商是为了什么呢？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晚清士商更多地认识到，通过博览会能振兴工商，进而收回利权，并能与西方进行“商战”。此时期，晚清的博览会体认深深打上了“利权”思想和“商战”思想的烙印，通过博览会振兴商业，就是为了开展商战，挽回利权。

有人亲身体验了1890年日本第三回内国劝业会，于1893年回忆曰：“日本物产向来不甚流通，自三次开会以来，凡百工商，皆争自琢磨，力求美善，而又捆运出境，获利无涯，是以商务之兴，蒸蒸日上”，“博览会使人得以增识见，扩心思，浚利源，通货贿而又各项生意顷刻振兴”。因此，建议中国商人也办博览会，把二十一行省的物产“陈诸会内，使人一望则知，若者可广为行销，若者可精其制造，细加评品，务造精微，他日者转运出洋，利权独擅，则从前银钱之漏出者，此后可逐渐收回”。其认为兴博览会能振兴中国制造，扩大出口，可收回以前流失之利权。也有人认为博览会有发达工艺的益处，“举天下万国之工艺与夫所制之物，聚于一处，使老成谙练极有名望之人，一一比较其优劣，品评其得失，而后能者可以翘然特出，表异于众，不能者亦可观感奋兴，是则是效，勿阻于中道，勿入于歧趋”。而中国“工艺一门，尚未讲求”，致使丰富物产被外人购去，再制成成品贩卖于中国，使得大量金钱流入外洋，“不可以数计”，“故收回大利，必自研究工艺始”，因此，应该在通商大埠举办博览会，扩大华人眼界，“工艺自能日新月异，不难与西国相颉颃”，利权也就自然能收回。

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晚清新政伊始，时人欲通过博览会挽回利权的观点也更为直接。督办政务处及外务部官员就认为将军载振筹措整顿商务，主张先办赛会，并领衔赴日本赛会，是“意在鼓舞商业，挽回利权”，并认同“今与列国开门通市，竞争雄富，号为商战之时，人皆开通，我独自守，断无能胜之理，今日举办赛会，实为当务之急”，主张在中国大都会或通商口岸设立会场。即使偏远如四川的地方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四川主事卞鼐即言：“外洋富强源于工商，工商发达基于开会……近来触事考察，以为中国工商之难制胜者，由于开通之学人，只能思其理，而未尝任其事，现业之工商，又拘守旧辙……非多使人赴会观览，归而讲求商工之学，恐未易言进步”，“川产繁富，不能制造，坐听外洋之货充塞，利权旁落，漏卮无穷，若不设法振兴，将来工商必有失业之时……考察造纸、炼糖、制造纸卷烟、毛革……易讲求兴办，挽回利权，而塞漏卮之大端，并考察外人嗜好，察其应用物器，可以川中材产照式创造者，将其器物或影照或图绘，归而提倡。考察之道，不外仿造以抵制外来之货，创造以求合外人之用，使川中物产不致仍前废弃，利源外溢，斯赴会宗旨也”。这把通过博览会来发达商务，振兴实业，以挽回利权的主张已经表达得全面而透彻。

在晚清，“利权”思想与“商战”思想是连在一起的，二者都是因外力而生，西方经济侵略导致中国漏卮外溢，民不聊生，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必须大兴商务，以“商战”相对，以挽回利权。要挽回利权，必须进行商战，而开展商战的直接目的就是挽回利权。抵抗西方经济掠夺，挽回利权，是“商战”的外向性诉求，如有人所言，是“商战”的对外表达方式，因而晚清士商认识到博览会具有兴商的功能，进而主张通过博览会来挽回利权，也就必然表现出了“商战”观念。晚清有关博览会的言论中，有不少直言“商战”主张的。

1897年伍廷芳参观美国费城商务博览会后，认为在中国办博览会事业有六大利，其中有三利是：“可开固有之利源，可杜外人之搀夺”；“辟未开之利路，挽乘绝之生机”；“银钱之出，于此可稍节其流”。并认为当时中国“时艰方极，元气凋敝，非兴商务无以厚民生，非浚利源无以培国脉”。同年，刘桢麟写了《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一文，认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漏卮已罄，蠹虫及腹，岌岌哉以至贫极弱之，中国处于今日，孰不谓振兴商务之不可缓哉？”“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并认为赛会有八利：“一曰联交谊”；“二曰扩物产”，赛会能使“窳者可以精，寡者可以众，以人事之巧，夺造物之力”，若办赛会，中国物产能得以“广求之，推广之，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土货将不会绌于洋货；“三曰奖人材”，若办赛会，“聚五洲万国之奇迹异能，争奇斗巧，而我中国乃瞠乎在后，则有志之士必发愤兴起，而萎靡之风亦可以一振矣”；“四曰察商情”，“惟于赛会之际，集各国之工商诸人相与聚处，凡某国之物产盛，某国之物产衰，某国之人喜某物，某国之人恶某物，某国之销路广，某国之销路隘，无异合天下之商埠于目前，而一一烛照而数计之，不须游历，不藉报告，而操奇计赢，成算在胸，自不至……凭空臆揣，坐受期绐矣，更不至为洋商之持势抑勒”；“五曰广贸易”；“六曰增关税”；“七曰兴商地”，“以中国之大，而竟无一自主极盛之商埠，则乌可以为国也？”若办赛会，就可以自兴商埠，二十年后，中国将是富庶之地；“八曰除积习”。这些言语里虽然没有“商战”二字，但已经把商战观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为动员中国商人赴赛日本1903年大阪博览会，北洋大臣袁世凯称“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系属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一些亲身观览了此次博览会的中国官绅更是认为“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也有中国留学生游历会场后，认为“博览会者何？扩张商业与交通外国贸易之机关也。我国商业不振久矣，上之无商会也，下之无商学也，故商业不振，商业不振，则国不富，不富则国无以自立，然则欲强国者，非自商战始哉”。也有留美学生观览了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后，认为该会的最要之点为“振兴商业，推演工艺，代表百年之进步，鼓励国民之精神，融洽万国之交际，比较全球之实业，以作二十世纪后商战之竞争也。此会集全球政治宗教文化武备农工商艺之大观，而美国所有建设，无在不表明其百年来进步之神速，与其开拓土地后之效果”。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时，中国参展商人亦言：“上承国家提倡保护之恩，下思各国‘商战’之烈，亦思奋螳臂之能，冀驰驱以图报效。”

1907年，有人从农工商战的角度，主张在中国举办农业赛会，“今日之时代，一农工商战之时代也，稍不竞争，将无以存立于天演之世界。然而物产生之于农，成之于工，行之于商……则不得不归功农务”，“然农务不博览，则农民无竞争之观念，徒侈言新法无当也”，因而“农业赛会之举行固不容缓也”。1910年张元济认为，要开展商战，谋富国之道，须改善赴赛之法，积极、有效地参加博览会，“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今日为商战世界，夫人知之，吾国商民，徒为本国之贸易，而不知为外国之贸易，故商业日见其衰。正宜因势乘便，罗列百产，以与世界各国相见，苟有一物为西人所乐购，则销路既辟，凡业此一物之农工商，皆获其利，吾中国之天产物人造物，其足以供彼西人之用者，不知凡几。富国之道，宜莫若此事之为亟矣”。

在1910年举办南洋劝业会之前，更有人直言劝业会与商战的关系，“今日世界为何等之世界？一全球相争相竞之世界也，争竞之目的在势力之扩张，而尤先在经济之发达”，“商战之胜负，其利害得失之关系于国者，尤较兵战为甚……若商战而败，则国民之脂膏已竭，经数十年而元气未苏”，“今日我中国实为列强经济战争之漩涡，使不有良善之政策以补救，我国之商权其奚以逃于劣败之公例耶？”“劝业会诚商战上摩厉以须之第一武器”，能“充实国民经济之能力，使之人自为战，制胜于无形之竞争，以收回已失之利权”，从而使国家“雄飞”。这表现出了明显而强烈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处于列强经济战争之中心，若不厉行商战，维护商权，必将“劣败”，只有大兴劝业会这一商战“第一武器”，才能收回利权，振兴国家，使中国雄立于世界。

以上所言，直接把博览会与“商战”联系起来了，认为兴办博览会事业，就是在挽回利权，就是在抵制西方经济侵略，就是在与“经济帝国主义”开展商战。但凭什么进行商战呢？时人在主张兴商而战以挽回利权的外向性诉求之同时，也有回头求之于己，进行自我反省的内向性诉求，主张把“商战”与“学战”、“心战”、“工战”结合起来。“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使不此务，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也，而时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今日者经济竞争之时代，万国交通以商业为竞争之中心点，然欲图商业之发达，不得不先注重于工业，工业盛兴，商业随之而膨胀。”“学战”与“心战”的具体措施就是大兴学堂，振兴教育，开发民智，“工战”就是要发达工艺，改良土货，振兴实业，“商战以实业为最重，国家之所以盛强，人民之所以乐利，胥赖乎此”，“我国今日苟不欲立国于世界则已，如欲为自立计，则断非振兴实业不可”。这清楚论述了“商战”观念的对内表达方式，使得兴商而战以挽回利权的观念，基本脱离了排外抵制的窠臼，不只是专注于对外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而是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壮大，主张振兴教育事业，开发民智，劝兴实业，发展国民经济，强盛中国的综合国力，这才是商战之本。

如上所述之“商战”观念的内向表达也体现在时人对博览会的体认上。博览会可把“学战”、“心战”和“工战”集于一身，通过博览会可以启发民智，劝兴实业，夯实商战之基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两件趋新大事，人们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更大趋新变化，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也开始加快，开始积极主动地办理博览会事业，既积极参与赛会，又开始举办劝业会，使得更多中国人能亲身体验博览会，因而对博览会的认识也更进一层。此时期，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又增加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开启民智，认为博览会广集各地物产，能扩充新知识，更主要是通过比较品评，能启发心智，兴发竞争精神；二是劝业，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包括商业的实业，劝业就是振兴实业。这两方面不是分离的，而且与前述对博览会之有关兴商、回收利权、开展商战的认识也是相联系的，只是启智和劝业更加注重回归“中国立场”，立足于中国自身，从怎样使中国富强的角度来体认博览会的意义与功能。正因为认知到博览会具有劝业启智的功能，加之受日本之影响，时人开始把博览会称为劝业会。

1896年有人直接以《赛会以开民智论》为题，发表议论，认为西国“足以开益商学神智者，尚有赛会之一法”，因为西国赛会不仅仅只是“游目骋怀，供玩好而已”，而且能“广其识见，资其讨论”，更主要是，赛会乃“实为争名争利之场”，“格物之新法，工艺之新奇……一经此会，无不名播四方，流传万国”，可以“驱人之心思才力而趋于好胜者也”，而使“一人之学问必进”，可以“驱数十国之心思才力而无不趋于好胜者也”，而使“一国之人才必盛”，不仅对商学有利，对士农工商“无不有益”，因此，“中国诚欲鼓励四民，开其智巧，此会不可不举”。他进而建议中国可仿英国设各种赛公会，如天文会、医学会、化学会等，“凡百工技艺，皆可分别设会，以资考核，集思广益，心思智巧必能日辟”，可仿日本在各州县开地方性劝业会，广搜物产，并列他国新奇工艺“俾有所取法，以渐变其执守成规之积习”，这样，“上者既神其鼓舞振作之方，在下者自易生其感奋发愤之心”。因此，“凡百商民岂遂无争名求誉之心？既（即）以开其风气，即以奋其心志，工艺渐精，即商务日有起色，□兴赛会以益神智又安可少乎哉？”这已经认识到博览会之所以能开启民智，除在于能广人之见识外，还能奋人之比较竞进之志，从而兴发竞争精神。

博览会能开启民智，与学校教育具有相同功能，加之博览会还广泛陈列教育出品，使得二者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人就认为，西国之所以富强，冠于五洲，“不外乎工艺学术”，并能“竭其聪明见诸实用”，其方法就是“其始以学堂为培养之地，其继以赛会为鼓舞之机”，赛会与学堂互为表里。1903年，单士厘（近代早期有名的知识女性，晚清开明外交官钱恂的妻子）跨出国门参观了日本大阪博览会，在观览了教育馆后，认为日本之所以能避免灭亡而成为列强，“惟有教育故”，“始信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并提倡在中国实行国民教育，“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中国近今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可见博览会上所展示的日本教育成果给她的感悟是多么的深！亦从侧面说明了博览会所具有的教育效果和启发慧智的作用。甚至有人直言博览会就是“高等实业之学堂”，就是“世界之大学校”。

时人还认识到了博览会能启发国民之智。在清末行预备立宪之时，有人认为劝业会具有四大好处：一是能扩张国民的欲望，主要是利己之心，从而更关心政治，迫使政治改良为经济服务；二是能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只有富裕之国民才懂得如何更好谋国；三是能增加国民的纳税能力，既形成纳税的国民意识，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便于宪政改革；四是能使国民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形成与外国开展经济竞争的心理，便于整个国家形成一种向外“膨胀”的国民经济。因而劝业会能养成具有国民意识和世界观念的高素质国民，对晚清宪政改革大有裨益，有利于中国实行以国民政治为基础的立宪政治。

1909年，南洋劝业会外事科科长陶逊在溧阳县商会开出品筹备会时进行演说，认为赛会是个“绝大之实业速成学堂，亦即绝大之实业研究所”，“近世之为商为工为农者，非有世界思想、国家主义，不足以自谋生活，欲发生农工商民之世界思想、国家主义，尤非借赛会之力不可”。这实即认为博览会能培养国民意识，提高国民素质，通过博览会能使农工商者养成富有爱国精神和世界思想的国民观念。

博览会能启发民智，与会场上的展品之比较密不可分。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生发人的竞奋之心，因而有人就认为“欲比较农工商业之优劣，非设博览会不能知也，欲鼓励农工商业之精神，亦非设博览会不能”。张謇在1901年晚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之时，向政府进言其变法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博览会，他认为：“博览会尤有益，于良楛并陈生竞心，新奇多见生巧思。”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认为：“推究赛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在赴赛之国，亦借其会场以增长见闻阅历，为扩充久远之图，皆不仅计较一时盈亏已也。……一言以蔽之，则凡有国家者，无非欲以激发其民进取之心而已。”因此，“赛会一事，以争工商学业名誉为第一义，以求工商学业来日之进步为第二义，而于贩运销售之盈亏，在所不计，诚以工商竞争，为日孔长，名誉既得，进步可期，则工商发达，利自无穷”。可见，增进以商学为表征的商智，应该是开会国和赴会国的本意所在，商智主要是通过“比较”、“竞争”而得到提升。1911年有人观览了巴黎农业赛会后，亦叹曰：“农务赛会者，集各农产农具而比较其优劣，唤起众人之竞争心，以图实业之改良进步者也。”

1902年，针对中国政府筹备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有人认为西国赛会具有“兴艺学，振商务，开民智”的功能。因为赛会能使制造之物互相观摩比较而分巧拙优劣，所以兴艺学；能使商人明各地之好尚憎恶而利于推广物产销售，所以振商务；能使人观新奇之术而发效仿竞进之心，从而使得“新机新理日出不穷”，所以开民智。“西人于赛会一事视为国家之要务”，因此他建议晚清政府应广搜中国物产，送赴会场进行比较，探西人之好恶，然后精益求精，大兴制造，“挽回利权皆在此”，或者自开赛会，则“艺学可兴，商务可振，民智可开，国家富强之规于此可基之”。

20世纪初，实业救国思想开始勃兴，“商战以实业为最重，国家之所以盛强，人民之所以乐利，胥赖乎此”，“我国今日苟不欲立国于世界则已，如欲为自立计，则断非振兴实业不可”，特别是到1908年开始倡办南洋劝业会后，劝业兴工的主张大量充盈在对博览会的认识之中。农商部官员认为“赛会一事，为开通商智奖励实业之要图”。一般士人认为“今日之世，非劝工兴商以图富强不能争存”，“泰西各国所以富强者，不恃兵而恃商，不恃商而恃工。盖商人之所贸迁，无非工人之所制造，制造日精，商务日盛，而推其所以至精之道，靡不根于搜罗物品，寓竞争于比较，己所有者加意以攻之，己所无者如法以效之，凡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悉萃其类，区其品而以褒奖之术，进而劝之，工商鼓舞，日起有功，此赛会之所由昉也”，并认为举办赛会是中国“自救之本源”。更有人从“工战”角度，言明了举办博览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处商战剧烈之时代而不亟亟焉精其制造，利其输运，整顿其各项商务之机关，仅恃区区窳败陋劣之商业，以与之竞争于地球之上，未有不失败者也？夫东西各国商业之发达，其根本在于谋制造之进步……而枢机则在于设立劝工场博览会等，以生其比较竞争之心”。博览会的作用“在于比较成绩之优劣以图改良，其目的在于竞争商业之进步以求自立。此赛会之所以必要而不可一日缓也”。因此，泰西是无国无年无业不举行赛会，各国竞办博览会，可见商战之剧烈，博览会就好比是“商业竞争干戈相见之地”。端方最初奏办赛会，就是为了振兴实业，挽回“实业之利”。南洋劝业会帮办、后任民国工商部次长的向瑞琨认为，“赛会者，实验产业进步之最要机关也”，通过赛会，进行观摩比较，相互竞争，“一方面可改良其制作品，他方面则以奖励产业之发达而立国家富强之基矣”，更重要的是，能在精神上给参观者以“实物的教育，而养成其兴业殖产之观念，此赛会最多之效力也”。因而，赛会又可称之为“高等实业之学堂”。有人就认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

此时期，作为南洋劝业会坐办的候补道陈琪对博览会的认知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欧美各国农工商务繁盛之原因，无不由赛会而起。夫赛会之设，萃本邦之物品，列异域之珍奇，精较其良楛巧拙，以劝商励工兴教。……举凡百新发明之学艺以示国中子弟，上稽邃古文明之迹，下逮红棕黑诸族蒙猎之俗，生蓄之繁，咸陈之一隅，以恣其考察，激励其国人竞胜之思想，使优者愈进于精美，劣者尽化其窳楛，文化之进程，有非可以道里计者。论者谓，赛会之与学堂，其收效时期实一年与二十年之比例。……欲求农工商业之勃兴，非速开博览会不可，欲开世界博览会，非先开国内博览会不可。”“工商既败，虽有强兵，无能为力。欲求不败之道，必先研究商战之术，则赛会其首着也。……日本举办劝业会目的，专以改造土货行销外国，抵制外货流入，而商业以之勃兴。……西人有言，英雄以造世界为己任，建造世界以赛会之力为最大。盖赛会者，聚集多数人之心思财力，论比协材，成事较大，获益尤多。……无赛会，则铁路轮船银行等事不利，其固有焉能发达？况此会对于学界，成绩烂然，则有教育普及之功；对于农业，研究垦牧，则有大兴地利之效；对于工业，则搜取原料，可以改良制造；对于商业，陈列物品，一若广登告白。”他这两段话，充分体现了时人对博览会的体认，认为博览会能兴商而战，能兴教启智，能励工兴农，富强国家，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

总体而言，到19世纪末期，晚清社会立于“中国之本位”，以实用主义心态体认博览会，虽然仍认为博览会可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奖才励能，但主要是认为博览会对中国而言，具有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的作用。就对外而言，可以发达商务，开展商战，抵制西方经济侵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维护商权；就对内而言，可以兴发商利，在比较竞争之中，传播知识，启发民智，劝兴实业，振兴国民经济。这两个层面的认知，互为因果，是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共同落脚于挽救民族危亡，促使国家富强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