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的特点

近代博览会的兴起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晚清时人亦有如此认识，“（1900年巴黎博览会）将以验十九世纪文明之进步也”。博览会上所陈列的西方文明成果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能促使诸如中国这些落后国家的先进人士积极向西方文明学习，激发出他们奋进的欲望和精神。但早期世界博览会却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蕴含有西方大国无形的霸权主义，主办国都是先进的近代文明国家，它们不仅安排了博览会上的一切序列，把诸如中国之类的非西方国家及其民族排入了野蛮、劣等之列，而且在博览会上表现出了以和好为表象的扩张性，通过征集各国物产，以察各国人情风俗之好尚，既可了解各国之资源，又可为扩张市场提供动力。它们既积极向全世界夸耀、推行其文明成果，又极力开拓市场，掠夺各种利益，这必会激励出这些国家先进人士的斗志，他们因此而积极主张发达商务，劝兴实业，挽回利权，以抵制西方的欺凌与侵略，积极与之开展“商战”、“学战”、“工战”以保国、保种、保教。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情势开始发生质性变化，可谓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晚清所面对的对手不是“王朝”，也不是“民族”，更不是“夷”，而是一个崭新的不断上升发展的世界，一个与晚清中国完全异质的世界。当这两个异质世界直接相碰时，晚清中国没有像以前的“王朝中国”那样，达到“夷臣服于夏”或蛮夷被汉化的目的，而是在近代枪炮之下一败涂地，这迫使一些先进的晚清士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枪炮之后，随之而来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工业文明开始不断侵蚀冲击以手工为动力的传统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日渐突出，这又迫使一些先进的晚清士商一改“天朝上国”、“以夏服夷”的高傲态度，开始向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寻求自强求富之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晚清中国开始接触源自西方的近代博览会。晚清社会体认博览会时，既有先进西方之强力侵略的赤裸裸的现实，又有博览会上先进西方之强大文明所造成的震撼冲击。可以说，西方之霸权与中国所受之欺凌和西方之先进发达与中国之落后窳败，是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的现实起点，先进西方之侵略及其对落后中国产生的榜样催动效应，以及中西之间事实上发展程度的落差，是晚清时人认知博览会的原动力。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惊羡、佩服、认可博览会上所展示的西方先进文明，而主张积极向之学习，希望通过举办博览会而劝业启智；另一方面又主张抵制西方经济侵略，与之进行“商战”、“工战”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最终都归于振兴实业以富国之一途。

纵然近代博览会有着西方霸权主义之意涵，但其不如战场那样腥风血雨，而是在温和的面孔之下，逐渐为晚清朝野所接受。从1851年个别商人自行赴赛开始，到清朝快灭亡时还参加了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和1911年意大利都郎万国工艺博览会，及准备参加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在这60年时间里，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也有个变化历程。据有人依据档案资料的研究，认为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观念演进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疑惧到接受，在19世纪是疑惧，进入20世纪就改为接受了；二是由炫奇到商战，在1890年代中期以前重“奇”，以后就重“竞争”了；三是由邦谊到商利，早期以联络“邦谊”为主，晚期就转变为“商利”与“邦谊”并重了。但也有人利用相同的资料，从外交的角度，认为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认知以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赛会为界，由“炫奇”、“赛珍”转到了“交流”、“商战”。亦有人利用档案和报刊资料，从科技传播的角度，认为近代中国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过程。

笔者认为，综合考察朝野，整个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1880年代及以前，主要侧重于“博览会”这一新鲜事物本身，体认到了博览会上的“炫奇”、“斗异”、“赛珍”和“荡心骇目”，认识到了博览会所具有的联交睦谊、推广贸易、奖才励能及兴发格致之学的作用；大约从1890年代开始，主要以外向性思维，立足于“中国”的“问题意识”，认识到了博览会具有“兴商”以开展“商战”的作用，认为通过博览会能繁荣市面，扩大贸易，进而抵制洋货，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大约到了20世纪初，亦是立足于“中国”的“问题意识”，但更多是以内省性思维，认识到了博览会具有“劝业启智”功能，认为通过博览会能兴发比较竞进之志，进而发达工艺，振兴制造，劝兴实业，并可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改良中国政治，促使国家富强。这三阶段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认识贯彻始终，比如联交睦谊，是整个近代中国对博览会的共同认知，即使是“炫奇”、“赛珍”之论，在20世纪之初亦不少，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增添了新的取向。

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除如上历时态之演进外，还有共时态的层次分布。最表象的层次是观感层次，人们观览博览会后，首先感叹的是会场上的新奇之物，无所不有，奇异互现；其次是开始思考博览会的作用，认为在博览会场上，展陈的物品可相互比较，从而达到奖才励能的目的，而参展之国汇聚一堂，也能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再次就是结合中国遭受“洋货”欺凌而积弱积贫的事实，认为在对外上，博览会具有振兴商业，开展商战，挽回利权的作用；最后，也是最理性的层次，在对内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民智，特别是商智不开，工艺落后，才导致中国实业落后，因此认为仿行博览会能启发民智，发达制造，能劝兴实业，繁盛经济。

如上历时态之演进的三阶段和共时态之分布的四层次，基本可以说明晚清社会对源于西方的新名词、新事物“博览会”的认知有个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有个由外而内、不断“中国化”、渐归于实用的过程，从“博览会”的表象到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先是接受新名词、新事物“博览会”，再是立足中国的实际，根据自身的需要，加深对新事物“博览会”之功能的认知和理解，进而呼吁在中国兴办博览会事业。

无论历时态，还是共时态，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还具有如下具体特征：

第一，从认知内容看，具有叠加性。从“炫奇”、“赛珍”、“邦谊”、“奖才励能”到“商利”、“商战”，再到“启智”、“劝业”，是层层叠加，不断深入。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前后，基本认识到博览会既是赛奇之举，也是劝商励工兴教之举，既能进行“商战”，又能进行“工战”，既能富民教民，又能富国强国。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对博览会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

第二，从认知历程看，具有由外而内的取向。从会场展品的奇异到展品所代表的科技文明，从会场的荡心骇目到博览会所具有的功能，从对外能兴商而战到对内能劝业启智，总体而言，大致可离析出从“博览会”到对外“商战”、挽回利权，再到对内劝业以求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晚清博览会认知主要是立足国内，具有内向性的价值取向。

第三，从认知目的看，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主要立足于“中国”的“问题意识”，以实用主义眼光，十分强调博览会的功用，从扩充识见、联交睦谊，到繁荣商业、发展贸易、挽回利权，再到启发民智、振兴实业，从观摩比较到改良竞进，从取长补短到改良工艺，不仅利于商人推广销售，而且利于观者增长识见，不仅利民，更可利国。实用主义目的性是与内向性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认知博览会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宣传“博览会”，宣传其所展示的西方文明，而是要明了其对中国如何有用，以便通过开办博览会事业，促使民富国强。这与近代经世思潮不无关系。

第四，从认知背景看，具有时代性，与晚清社会的时代演化密切相联。在1860年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强调“自强”，创办以机器为动力的工业，因而对博览会场上西方所展陈的机器十分感兴趣，介绍颇多。后来随着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商利”、“商战”思想日渐兴盛，因此开始强调博览会兴商而战的作用。到了“维新变法”、“晚清新政”时期，强调宪政改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因而又开始着重于博览会启发民智的教育功能和劝兴实业的重要性。这与博览会认知的实用主义目的性紧密相联。

第五，从思维方式看，具有“自省”倾向，即注重自我反思。认识到博览会上西方先进文明时，即便其蕴含有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但不仅不排拒之，而且能正视其先进和中国自身的落后，并积极反思中国为何落后，然后寻求发展之道，其中有着一股竞进的追赶意识和振奋精神。比如，当把中国展品与西方国家的展品进行比较时，大多能承认中不如西，并能分析其中原因，思考改进之法，下面几人的认识就很有代表性。

李圭在详细观览了费城博览会后，认为“惟嫌绿茶掺杂过多，出洋原箱较大，由行发铺另售不便，未若改每磅一小匣，合若干匣而为一箱之为善也”，“丝斤做法不善，粗细相杂，近为洋人深恶，倘使讲求善法，匀净无伪，则此项贸易，亦当日巨一日”。在观看了西国先进的造纸机器后，在表示敬佩的同时，他也对中国造纸术的弊端进行了批评，“我中国造纸之法，由来二千余年，纸亦绝佳，西人每称赞之，然精者皆用棉、竹，若稻草所制，皆恶劣不堪之物，制法亦甚迟缓”。

陈琪在1904年游览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看到教育院陈列了代表各国文明进步的展品，而“我国独无之”，他认为“其故在国无统计，民不聊生，以致因陋就简，不获占优胜之位置，且无以步文明之后尘也”。

郭凤鸣在参观了1906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后，以边介绍博览会内容，边进行批注的形式写就了《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记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一书，对会场上中外展品举行了详细比较，分析了中国产品落后的原因，约举两例：其一，关于工艺展品，“凤鸣按：知守古而不知更新，图目前而不知图久远，知与本国人利而不知与外国人争利，此中国人之通病，贫弱之由，实在于是。……虽各务推广销路，然皆仅加揣摩内地各省人之好尚，不知揣摩外国人之好尚，近时虽间有运销外洋，而颜色尺寸式样粗细均不合西人所用，以致不能发达”。其二，关于农务展品，中国本是“农本”社会，但不注重“农艺”，使得中国农制品难以与西国匹敌，认为中不如西有十二端，比如：西国用机器，而中国用人力；西国有垦牧公司，而中国没有；西国有农务学堂，务农者皆识字，而中国农民很少识字；西国用专门的科学器械测验天气，而中国却靠经验；等等。

还有人对中国商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审视，“中国之工商疲甚矣，一人精众人妒之，且众人毁之，毁其不已，并假其牌号以坏其名，此中国工艺不精之大本也。然谓西人无嫉妒之心？则又不然，但西人之境地与我不同，一人精人人效之，并人人欲驾而上之，争奇炫异，各献其聪明才力以夸耀于五洲。原其为妒之心未始不与吾国同，而用其为妒之心，则又与吾国大相反者，其故何哉？此即有赛与无赛之别也”。

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近代博览会存在着西方大国以开放心态展现的无形的霸权主义，当把中国与西方放在会场上进行比较时，就会直观展现二者之间巨大的互异性和落差比，加之中国落后窳败，处处遭受西方欺压的现实，使得博览会在呈现“炫奇斗异”的表象时，又必然激发起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向西方学习、改良革新、兴办赛会、发展工商业以图国家富强的愿望。这其中涵含的有晚清社会体认博览会时所呈循的情感演进路径。

首先是看到博览会场上中国展品与西国展品的差距后，在“荡心骇目”之同时，对中国利权丧失表示了深深忧虑。如，李圭在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比较中国丝和意大利丝时，认为中国丝做法不善，粗细相杂，而意大利蚕丝“做法匀净，非若华丝间有掺杂也”，“用以夺中国之利，可不虑哉？”陈琪在1904年游览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长叹中国展品：“几与印度波兰犹太等置之可有可亡之列，能无付诸长叹乎？”也有人把中外进行对比后，在忧虑中感叹：“与会各国，若法若德，穷精极巧，各有其强大不可摧毁之慨。后进如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等，皆各有骎骎日上之势。……我中国国虽弱，犹国也，而独为世界上所不齿，夫果安在哉？”

其次是在如上忧虑的基础上，寻求自救之法：一是思考如何与“经济帝国主义”开展“商战”以维护利权；二是理性承认中国落后的现实，并正确分析中国落后的自身原因；三是思考如何仿效发达的西方，学习西方，使中国发展起来，也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比如，早在1875年，有人劝导华商踊跃赴赛1876年费城博览会，主张通过博览会认识、采购代表先进技艺的机器，然后予以仿造，别出心裁，促使中国工艺日渐发达，“推广其法，妙出新裁，则我华人材技自能蒸蒸日上，不使堂堂数千年大国而贻讥于远人，岂不盛哉！”

最后，其是欲通过开办博览会事业以启发民智，劝兴实业，达到“富国”的目的，以获得与西国一样的平等地位。如，有人视博览会为“兵强国富”的基础，为“谋国之要图”，倡议举办劝业会“以浚利源而阜国计”。更有人直言：“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

显然，这一情感演进路径背后已有一种较明确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是以“民族”、“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是以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的中方世界“共同体”为基础，但在博览会上，西方世界是以一个个的“国”为单位而展示出来的，因而，这个中方世界“共同体”虽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形式，但也不单纯指“晚清王朝”，也不同于传统的“民族”，而可能是以华夏文明为纽带的多个族类共同组成的统一体。正因为此，据笔者目力，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中极少现“民族”一词，但如下文所述，诸如“国”之类的词汇已提及不少，比如“国家”、“某某国”、“国民”、“国体”、“国权”、“祖国”等。这种民族主义既没有太平天国式的狂热，也没有洋务运动式的急躁程度，更没有西方霸权主义的扩张性，更多的是承认西方的先进，承认中不如西，积极谋求革新改良，发达技艺，启发民智，劝兴实业，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而缩小中西差距，实现中西平等，以免中国遭受西方之欺凌。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内涵，在于经济层面的利权观，希望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晚清博览会认知的主要内容也在于“利权”，不管是认知“博览会”功用，还是立足“中国”之现实问题，认为通过博览会能改良技艺，兴发商利，兴商而战，启发民智，劝兴实业，其落脚点都可归之于维护“利权”。此之“利权”，小处言之，是指商家之利权，实即商家的经济利益；大处言之，是指民族、国家之利权，实即民族、国家在经济层面的权益，与经济主权相关。可以说，在晚清，利权观是一种模糊的早期的经济主权观念，其背后已有较为模糊的近代国家观念。

不过，受实用主义心态之影响，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更关注的是博览会的功用及博览会上所展现出的中西差距，而对博览会所集中展现的代表世界发展方向的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却较为忽视。整个晚清，虽然有人写了博览会之游记，发表了观感，但无人趁博览会之机，对“西洋情事”进行详细介绍，以对整个社会进行近代知识和思想的启蒙，这使得晚清社会通过博览会，难以真正达到基于“文明开化”的启发民智的效果。同时，过于倾注于博览会之功用，沉迷于分析中西差距及其原因，虽然能促进博览会事业之勃兴、发展，且能找寻到促进改良、发展的方法，但对诸多法门如何落地以取得实效，却没有足够重视。更为关键的是，导致没有胸怀“世界”的战略思维，难以站得高，看得远而深，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根本而长远的方法，就很难真正实现劝兴实业、挽回利权以富强国家的目的。这实际上体现了博览会认知中的民族主义有着非理性的较为短视的过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