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炫奇斗异、联交睦谊与奖才励能

博览会是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世界博览会能把本国和他国各种物产，“或美质本自天然，或作成借资人力”，汇聚一堂，任人观览，给游人最初的整体印象基本就是一幅“花花世界”的景象。晚清中国人置身其中，尤其是初涉世界的中国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目不暇给的“花花世界”，炫奇斗异，进而就是博览会所具有的奖才励能、联交睦谊等功能。

中国接触到博览会时，其已从内国博览会发展到万国博览会。世界博览会一诞生，中国就与之发生了联系。1851年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时，英国想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因中国当时没有办理外事的机构，难以与晚清中央政府交涉，就只建议两广总督“在博览会上进行合作”，但遭到拒绝，这样，在粤港的英国官商就自行选送中国产品赴赛，并动员中国商人也办理商品出赛。当时与外界接触频繁，稍具世界眼光的主要是买办商人，据已发现史料记载，上海买办商人徐荣村（即近代著名买办徐润的叔父）曾以其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展，并获得金银大奖。目前亦已发现一张有一个中国人穿着晚清官服参加由维多利亚女王主持的此次世界博览会开幕式的照片，但难以考证此人到底为何人，亦不明了其背后的故事。这些是有关中国与世界博览会之关系的最早记载。因徐氏本人并没留下有关博览会的文字记载，也就难以了解其对博览会的看法。

据笔者所知，最早留下有关博览会文字记载的是王韬。1867年，王韬流亡到法国，正好遇上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他称之为“聚珍大会”，参观之后，他认为该会“广搜博采，务求其全，精粗毕贯，巨细靡遗。凡所胪陈，均非凡近耳目所逮，洵可谓天下之大观矣”，“一时物玩精奇，宸游怡畅，称盛集焉”。会上很多东西，即使是日常之需，普通之物，对很多中国人而言，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王韬会发出“珍禽瑰物，奇形异状，皆属未经目睹；始知天地间所产，有不可以寻常意计测者”的感叹。显然，王韬对博览会的第一观感就是“精奇”，其背后并没有多少视之为“炫耀”的鄙薄之意，更多的是夹杂着佩服的感叹之情，“借以增长识见，盖非徒以益夸炫、耀观瞻也”。在观看了制造品后，他还认为西国发“文凭”（笔者注：类似于专利授权书），让“出新意制器者”“独专其利，他人不得仿造”，“其法亦良善也”。这已经通过博览会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专利保护思想，诚难能可贵！这种“文凭”，对王韬而言，亦是新奇的。

1878年法国巴黎博览会时，张德彝入会场后，看到“各国货物分列，鲜明整齐”，感觉“如入五都之市，洵大观也”。参观了各式展品，他认为“凡奇珍异宝，罔不毕具”，看到整个会场“昼则各楼树旗帜，暮则逐处燃灯烛。城开不夜，举国若狂”，不得不感叹“可谓海外之旷遇矣”。黎庶昌观览此会后，也认为展品是“殊方异物，珍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会场是“光怪陆离，目迷五色”。对二人而言，博览会场，真乃新鲜奇异，犹如世外仙境。

在1873年中国以官方名义第一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即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前后，中国人认识到博览会之“精奇”的同时，亦认识到其有利于增进交际、广增贸易、扩大见闻。“博物院……将以遍览宇宙中之珍异品物新奇器具也，且可以得何国之好尚最正，知何国之物产最佳，由是而识其土俗，窥其智巧，庶以集各国之成焉，岂第为惊奇炫异而已哉？……盖知其事实有裨于交接之道，所以广增贸易，所以加精技艺，岂不美哉？”“（博览会）非以夸奢斗巧，实以博见闻，扩知识，一以觇邦国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此一会也，非惟矜奇尚异，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将见贸易于日隆，而和好于以日敦矣。”这些刊登于《申报》及梁启超主编的《中西闻见录》的文字反映出时人已认知到博览会能传播新知，增加识见，能兴发贸易，有利于中西和好，因此，观览博览会，“胜于终身周历寰区也”。

据笔者目力，最早系统留下有关博览会记载的是李圭。1876年，受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之荐，时年34岁的浙海关文牍李圭出洋游历，写就了《环游地球新录》，其中《美会纪略》详细记载了其入美国费城博览会的观感，他称该会为“赛奇公会”，“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可谓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矣”。博览会给李圭的第一观感仍然是“奇”，“圭游此中，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对各国所陈之物，时时发出“种种奇巧，不可思议”、“种种奇异，不可以理测之”的感叹。但“奇”的背后，李圭强调得更多的是“新”，他对各国展陈的新奇之物表示出了极大兴趣，故而介绍极详，特别是对机器院所陈列的机器。这些机器，如其所言，是“大小各机，弗可悉数”，加之语言不通，认识起来极为不便，但李圭还是对美、英、德三国展陈的机器做了详细介绍。比如对美国陈列的一台机器，他这样写道：“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专以轮激受他处蒸气……院中各器凡需蒸气者，皆借气以运动……如此大器，动时无甚声响，且一人即可运之，是可异也。”在参观了美国机器造纸的全过程后，“尤觉工省事倍，且稻草亦能做绝精之纸，废纸、字纸可复为纸，破布、败絮亦可为纸，能使无弃物，诚至善也”。在观看了德国的克虏伯钢炮后，认为“造如许之巨炮，用如许之大弹，无怪铁甲船不足恃也”，可谓“光致夺目，精巧绝伦”。看到这些先进的新奇之物，李圭对中国物产因落后而丧失利源表示了深深忧虑。如瓷，本中国独绝，但西国从中国购得后，“回国潜心研究，始得奥妙，今则不让华制，且有过之无不及之势”；如丝，本是中国一绝，但中国丝因做法不善，粗细相杂，而意大利蚕丝“做法匀净，非若华丝间有掺杂也，而其蚕桑之法，亦得自中国，仿效而成，即用以夺中国之利，可不虑哉？”

看到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展品后，李圭进一步思考到了博览会的作用，“知其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借以通有无”，“是会举天下之奇技异能，与夫万物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毕萃一所，由是择其善者而用之，斯罔弗具，亦罔弗当。举三十七国之交谊好尚，人材之众寡优劣，物产之美恶盈绌，了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谊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产何以聚而备。并己国之人材亦因益以淬厉，物产亦因益以富庶。……则创是会，要当为谋国之远猷乎！”显然，他已经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而最终目的都在于“谋国”，能发达“国计民生”。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与博览会开始发生联系时，中国时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设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比以前有所开放；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大兴机械，引进西方格致之学，“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虽有局部战事发生，但总体是和好局面。在如此环境中，时人对博览会的认知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联交睦谊。欧美举办博览会最初虽“战”的意味较浓，具有很强的竞争色彩，但也有追求和平亲睦的一面。1876年美国举办费城博览会，称其目的“一为敦好笃谊，二为鼓才励能，三为国与国相亲，民与民相睦，永息谗慝之风，各臻富强之业”，其给中国照会时亦称开博览会是“昭本国人才技艺之增巧，且详布海内万国，各笃兄弟之谊，同敦和睦之好”。1892年美国为邀请中国参加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称博览会“系于邦交最能愈笃，且系万国相交之至义，并可以尽悉各国之事情”。日本人士也认为博览会具有“为国际之一种庆典，以之辑和邦交，宣示国力”的直接效果。

中国朝野都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联交睦谊。就晚清政府而言，据赵祐志研究，晚清政府参加博览会，初期完全以联络“邦谊”为主，后期演进为“商利”和“邦谊”并重。1873年，因奥国公使一再邀请，中国为顾及邦交才参加维也纳博览会，“愿助成善举，以昭示和睦不二之谊……特因两国交谊，不肯漠视……若该商民在公会中，能有利益，亦中外和好之一效”。为参加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博览会，总理衙门接受了驻荷兰大使李凤苞所拟《拟办理和国大会章程》，认为“此次中国援案允准办物赴会，原为敦睦邦交起见，所用路费、旅费等固宜格外节省，然一切陈设不可过于俭啬，以免其比较优劣，贻彼厚薄之讥”。1897年，驻美公使伍廷芳参观了费城商务博览会后，认为博览会的一大好处是“以商务相联络，即所以敦睦谊，固邦交”。1898年，工部即补郎中潘盛年奏请在京师创设赛奇会，其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固邦交”，“中国欲固邦交，赛会实为要图”。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外务部奏请曰：“惟赛会一事，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1905年商部在咨订出洋赛会章程时，认为“东西各国重视赛会，商货辐辏，使节交驰，非但为振兴商务之基，亦借为联络邦交之助”。

就民间而言，早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时，就有人认为此举“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而和好于以日敦矣”。1875年日本西京办博览会时，国人认为“东洋设此会者，盖愿聚集宇宙之产作，借以邀和于万国之君民，既与境外诸邦可相亲近，又欲大振通商之举，法良意美，实属可嘉”。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时，为劝导士商百工赴会，一公桓氏曰：“顾建会之意，非特能扩天下士民之心智，尤以昭各国和睦之固诚。”亦有人认为，中国赴赛“诚所谓罄贺忱而敦友谊，实属不可少之举也”。李圭观会后，认为该会能“联交谊”，即使留美幼童都认为博览会能“增长识见”，“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1897年，维新人士刘桢麟认为博览会有八大利，其首为“联交谊”，但不同于邦交中的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谊，他说：“若开此会，使吾华绅商日与彼族相处，狎其人情，知其趋避，公私融浃，嫌怨自释，遇有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致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通于外情，亦不易寻端弄衅，以贻国家之忧也。”这实际是指通过博览会能使中外国民，特别是商民和睦相处，和平处理纠纷，进而利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和好，因为当时中外间的交涉纠纷，“通商又居其半”。亦有人持同样观点，认为赛会能兴商务，缘由之一就是赛会“可以联交谊”，能“将所有物产器具来与于会，且合各国之民相为教导，不患言语之不通，而一见其物之作法，洞明于心，不待言而直如教授焉。中国于外洋情状，向多隔膜，推原其故，皆存一歧视之心，畏而不乐与近，是以交涉之事，每多棘手。若开此会，使华商日与外人狎处，熟其情状而释其猜疑，则可以联交谊”。

在整个晚清，无论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士子商民，接触到博览会的，基本都能基于“和好”的角度，认为博览会有利于加固邦交，敦睦友谊，能使国与国相亲，民与民相睦。即使到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欲参加世界博览会，如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192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1933～1934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一个很大的考量就是为了加强与主办国的邦谊，并可与其他国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中西和好。可以说，对世界博览会，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和平与友谊，想通过参加世界博览会以求得与西方大国（包括日本）的和睦，进而维持和好局面，而不是去与西方国家“争胜”，更不是谋求扩张，争得霸权。这种心态当与国势衰弱有关。但世界博览会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展现的有西方大国无形的霸权主义，把中国与西方放在会场进行比较，会非常直观地展现出二者之间巨大的互异性和落差比，而现实中中国又处处受西方欺压，因此，博览会必然激发起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向西方学习，兴办赛会，发展工商业以图国家富强的愿望。

第二，增长见识，奖才励能，推广贸易，兴发格致之学。在博览会给中国人以“精奇”之第一观感的同时，中国人也进一步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增长见闻，进而能奖才励能，发达贸易。在日本于1872年举办“赛工比物之会”时，时人认为其“实以博见闻，扩知识，一以觇邦国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有中国人观览后，直言“盖此院之设原为广见闻，备器械，精格致，斗智巧起见，而非仅侈瑰奇新异之观，玩弄供设之宝而已也”。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所以广增贸易，所以加精技艺”。1876年美国费城赛会，李圭认为是为“奖才励能”，留美幼童认为能“增长识见”。亦有人认为，“顾各国赛会之意，原以昭友谊，广人才，更欲扩充贸易”，“泰西各国每费巨款以成此举者，非徒其君欲以敦睦邻邦，并欲使其民有以广见识而扩心思也，故不但设会之国不惜重资，即他国之君民欲赴斯会以广见闻者，并不吝惜重资也，所以泰西各国制造日新，资财日益也”。

约到了1890年代，时人开始纷纷泛泛而论赛会的好处。1891年，彭寿人认为赛会能广见闻，推动销售，“设会之意，原欲广见闻，资则效。且各国赴会之人，麇集一处，市肆为之骤盛，货物易于销流，获益正非浅鲜”。康有为在1895年《上皇帝第三书》里言：“泰西赛会，非骋游观，所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钟天纬亦言：“赛珍会者，聚五洲之物产，罗各国之珍奇，而品评其优劣高下，以行其赏赉，或得金牌，或得宝星，于焉增见识，广见闻，作商贾之南车，为工艺之龟鉴……用意深而取效远，为欧洲振兴商务之一大关键也。”驻法公使孙宝琦认为赛会能推广国内贸易，“各国赛会之举，在开会之国，重在博览新奇货物，使本国得以仿行，为农工商之进步。入会之国则重在陈列本国货物，视何者利于销售，即可陆续增运，为农工商之销路，非徒为矜奇立异也”。郑观应认为赛会能“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薛福成视赛会为兴商务的一大举措，因为通过赛会能“广见闻，资则效，开风气，旺贸易”。亦有人认为博览会能发达国计民生，“比较各物，增见识以启聪明，有益于国计民生，固非浅鲜，不得以游戏视之也”。显然，时人这些对博览会的认知，已经超越了“矜奇立异”、“游戏”的感官层次，触及了博览会之“用”，实即博览会所蕴含的社会发展问题，认为博览会能增长识见，给人以眼目之教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能扩充贸易，繁荣市面，发达商务，以促进社会进步、发展。

晚清中国人把博览会视为了解世界的窗口，认为通过博览会，能认识到在封闭的“天朝上国”难以想象的“新知”，并能启发“心思”，开化风气，激励奇思妙想。博览会成了晚清接受西方文明，传播新式知识，兴发新观念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博览会能推广贸易，能在比较中奖才励能，这种“才”和“能”在当时的中国就是以器械为标志的格致之学。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博览会上的新式器械介绍甚详，大多认为通过博览会能激励人之巧思，从而推动格致技艺的提升与发展。

格致之学就是近代西方所言的科学，在中国亦包括了诸多技艺。在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之时，更多强调机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认为西方器物文明的进步主要源于格致之学的发达，而格致之学的发达又与赛会有莫大关系。李鸿章看了《环游地球新录》之后，为其作序，说“泰西诸国，日出其聪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为富强计者，若铁路、电线、车舡、炮械之属，转相仿效，务极新奇，而于商务，尤所措意，舍是则无以自立其国”，认为西国立国基础在于博览会上不断角逐而层出不穷的“新奇”之物及由此而兴的商务。更有人直接认为，“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格致内也，赛会外也。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谓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

早在1872年就有人认为日本办炫奇会是“为广见闻，备器械，精格致，斗智巧起见”，简短数言，就言明了赛会通过器械之比较来斗智斗巧，以精格致的真义。也有人认为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是“加精技艺”，“实于游览之中，隐寓凝庶绩，劝百工之政焉”。1875年有人十分强调以机器为外在形态的格致之学的重要性，认为西国机器之发达，源于格致技艺之比较竞争，勤奋思勉，精益求精，“泰西各国为政之道，罔不以利民为先务，举凡百工制造，悉以机器代民力，而机器又莫不出自水火金石化学算学之中，故格致之学尤尚焉。近数十年来精益求精，巧益思巧，此国出一新式，彼国则仿行之，尔争我竞，乃至莫名其妙不止。然其技虽精，物虽巧，若不时加比赛以勉励之，时加讲求以推广之，则精巧之思，终恐有底止也”。因此，英法等国才举办博览会，激励比赛，“许士农工贾送物比赛，优者赏之，盖以鼓励其才，而劣者自可愧奋思勉”，他认为通过赛会，进行比较，能兴发竞争，从而能启发“巧思”，使得格致之学“精益求精”，因而机器制造业也就日渐兴盛。因此，他极力劝导中国士商百工积极赴赛费城博览会，通过博览会，既可广眼界，开心思，又能认识到代表先进技艺的机器，然后把“有利益者”，倾力采购回国，予以仿造，并出“新裁”，以促使中国之格致技艺“蒸蒸日上”，“会内奇巧技艺，所在皆有。我华人聪敏才智不亚西人，不过眼界不广，得能乘此机会，官以劝民，民自相劝，多使士商百工送物赴赛，广其眼界，开其心思，视机器各件之尤有利益者，无论巨细，宜凑股购回，效而用之”。比如，制绸纺纱，“苟以机器为之，自可光致匀细，成匹捷速，而销路亦自广大也”，造纸印刷，“若用以机器则利益奚止百倍”，但更重要的是，购回机器后能仿制，“倘使任意购回，仿式制造，再能推广其法，妙出新裁，则我华人材技自能蒸蒸日上，不使堂堂数千年大国而贻讥于远人，岂不盛哉！”显然，这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实用主义心态，希望赴赛博览会，能对中国产生实际效用，其背后蕴含有一股民族主义情感，希冀使中国这个“数千年大国”日渐兴盛，不贻讥于“远人”。

也有人表达了对此次博览会类似的看法，“盖欧洲各国之开赛奇会也，原欲人之学习技艺也，即各国之令赴赛奇会也，宜欲己之学习技艺也，故各国之赛奇会一开，而他国之令赴其会者，必择聪明才智之士以往，故能睹其物而知其法”，可见，其视博览会为传播技艺的大会场，因而主张中国派有智之士赴赛。李圭在游览该会的机器院后，认为：“机者，机器也；运机者，又机器也。于以叹今宇宙，一大机局也。此院又机器之所充塞也。具机心者，尚且精益求精，巧益思巧。此出一器，彼仿行之。尔争我竞，莫可底止。何怪机变之事，日出而日盛，且日盛而日新哉！”格致之集大成者机器通过赛会，可比较竞进，日新日盛。

1878年法国巴黎博览会时，有人认为“此会集万国之珍奇，赛四海之技艺”。1880年德国举办赛鱼大会时，有人感叹，“甚矣！西人格致之学，入无不包，细无或漏也”，认为“此会在德国不过欲荟萃奇观，精求物理，而实于中国亦不无裨益。盖中国格致之学久废，得此一会，其或有慨然以兴，力求格致，即一物之微而研稽之，而物物皆可触类而通，谁谓此会之徒取外观也哉？”1897年美国费城商务博览会时，更有人详述了西国如何通过博览会进行比较，兴发制造，“西商之立会也，将以聚五洲之人，萃五洲之货，欲知其水土之宜否也，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欲辨其制造之巧拙也，则各饬其材，各庇其工；欲知其货财消长之数也，则岁有会，月有计，比较而求之；欲知其民俗好尚之不同也，则若输入，若输出，参互而考之。一物之列肆也，表其功用，记其价值，详其所出之地，述其所造之人，而又绘图以显之，说帖以明之，盖其事事征实而不惮烦也”。伍廷芳观览此会后，亦感曰：“欧西立国以商为本，商务之意，约有二端，曰地利，曰制造。……而要皆造端于格致，程功于机器，钩心斗角，日异月新，其上以振兴鼓舞为心，其下以联络讲求为事。”

由以上诸述可窥见，虽然近代早期博览会具有强烈的帝国夸耀与扩张色彩，但晚清时人感知博览会的第一表象仍然是其会场的“炫奇斗异”。西方所办博览会的浅层目的在于博览新奇，尽量展现世界各地文明，以及各地、各民族的人情风俗，富有民族特性和异域风情的东西，不仅对初次迈出国门的晚清士商，即便是对眼界开阔的西方人士而言，都会有些“稀奇古怪”。“炫奇斗异”之感知，乃认知心理之常情。但博览会不仅仅只是“炫奇”，展示文明之差异性，更多的是要展示文明的演化与进步，因而展品不仅仅只是“奇异之品”，更多的是富含“现代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及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成果。但对长期萦绕在封闭思维圈里的晚清时人而言，由于受自身识见的限制，加之晚清社会缺乏从传统向近代之转型的思想及知识启蒙，那些随着“六合之外”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产生的新生事物，即使是日常所需，也是奇异的。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晚清中国人对近代博览会的认识，难以窥其“要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博览会富有现代性的内容内涵，“吾国旧时于赛会二字，不求本意，谬译曰赛珍，遂若赛会为炫奇斗异之举者”，“从前吾国风气未开，闻各国博览会之设，每误为争研斗巧，必出其珍贵之品，或供玩具之用者，名曰赛会，虽经各国之赞赏，然与国民生活之机关，科学发明之资料，国家典礼之敬崇，外交亲睦之旨趣，固未尝得其要领也”。不过，就如本文所述，时人本着实用主义心态，认知到了博览会的功用，这亦难能可贵。

但这一“炫奇斗异”的观感背后，并没有多少视之为“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主要是一种惊羡之情。这种惊奇和羡慕，反映了晚清中国人有一种承认西方器用文明先进和中国传统文明落后的潜意识，因而，虽然晚清朝廷一度对博览会“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整体上中国社会，无论官员还是士商，并没有排拒博览会，而主要是从两方面接受了博览会，一是政治层面的联交睦谊。中国接触到博览会已经是1850年代，这时已经感受到了先进西方的侵略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希望中西无战事，维持和好局面，而博览会正好提供了促进中外交谊的机会，因而晚清政府首先从“联交睦谊”角度接纳了博览会，委派海关洋员代表中国办理赴赛事宜，或晓谕商民自行赴赛。二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扩大贸易、奖才励能与兴发格致之学。中国较多接触到博览会时，晚清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开展起了以物质建设为标志的洋务运动，而博览会上所直观展现的正是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西方物质文明是以格致之学为推动力的，因而晚清官商士子又首先从机器及其所代表的先进技艺以及推广贸易的角度接纳了博览会，希冀通过参加博览会，能广识见，扩贸易，促进格致技艺之进步。

晚清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最初体认博览会、接纳博览会，都不是基于博览会所承载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深入认识和分析博览会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更没有探寻其背后的精神价值，而是以实用主义心态，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从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之角度，过多认知到博览会的功用，包括西方通过举办博览会如何获得发展，中国积极参加博览会会有哪些好处。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背后，实则是一股希望如何利用博览会以对中国有利的民族主义意识。不过，在这股民族主义意识的实用主义心态之下，晚清社会对博览会所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是和好与发展，而不是排外和扩张。正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心态，晚清时人难以通过博览会这一西方现代文明之集大成者，大力宣传西方文明，进行社会启蒙，而是在民族主义意识的作用下，过多思考博览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