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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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持续减速的趋势,减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过程,这是比较典型的结构性减速与经济转型过程。“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次转型被视为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第二次转型则是经济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转型为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5%,(按国际标准推算)人均GDP超过了7000~10000国际元,即可认为进入到第二次转型阶段。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城市化发展和城市人口聚集,将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提高,有助于推动创新活动。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城市化源于工业聚集生产,发展经济学用“增长极”等理论,解释了工业集中发展的城市特性。在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人均GDP超过一定阈值,服务业和消费比重上升迅速,城市发展的功能从物质集中生产转向为人提供服务。这一功能的出现,主要源自与人力资本提升有关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如科教文卫体、信息、通信和金融等行业。通过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完成了创新外溢和知识配置服务,以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中心替代工业化时期的物质集中生产中心(课题组2015)。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结构服务化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在同步方面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国家间的增长路径会呈现严重的分化现象。从结构与效率的经验事实归纳来看,以下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基于前面的计算,在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如果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那么服务业比重越高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经济规模上升的往往是效率的不断降低。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越高,增长越慢。不过,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在不同国家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而后发国家由于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更易受外部冲击。

第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盛,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的价格上升——这是低效率服务业发展导致的价格上涨。从广义上看,服务业“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的高成本推进过程没有提升聚集效应和创新效率,从而导致整体社会成本普遍提高。城市化高成本问题不仅威胁制造业,也同样威胁服务业的升级。

第三,产业升级不确定。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那些单靠劳动力低成本(而非技术创新)参与竞争的产业,最终要被城市化高成本所淘汰。城市化过程,同时也包含了聚集和创新外溢作用所导致的效率提升机遇,效率跑赢成本是城市化良性运作的基础。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阶段已经出现的经验事实(课题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快速“去工业化”趋势,进一步导致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效率的基础消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升级路径变得不确定。

第四,“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首先,它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由于技术同质性特征,很容易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和需求多样性提高,使“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不直接导致自主创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的核心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获得资本市场的激励。自主创新是异质性的,其创新风险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由于自主创新不确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消除不确定性,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仅仅限于“干中学”技术进步路径的增长,其持续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干中学”路径导致“过度投资”于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演进路线,压制本土创新性。自主创新和“干中学”不是一个技术路径好坏的问题,其机制建设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如果TFP贡献持续下降,则认为技术进步演进出现了挑战。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从低收入阶段跃进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起初TFP上升很快,贡献率也明显提高,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下降明显,说明这一阶段的技术路径已经没有连续性了,需要路径的转换。

第五,消费升级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需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在消费中应该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进而提升劳动力质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如果存在过多的服务业管制,消费服务的增加没能提高人们的广义人力资本,则面临转型困难。

经济结构服务化意味着更复杂的经济系统协同、分布创新、高质量人力资本良性激励与循环等的出现。经济增长中“非竞争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断生产出来,包括制度规则、创意、国民知识参与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网络等,这些新增长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阶段服务化能否带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迈向中高端经济阶段的高效率模式,以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为基础。这种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服务业越来越趋于知识技术密集型,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通过现代服务业提升整体经济的配置效率;二是人力要素的提升,用“人力资本投入生产人力资本”的方式服务于人,同时将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换句话说,我们把服务业作为知识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载体来看待,而非像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把服务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分工辅助环节或成本项来看待。这种认识暗含的逻辑是,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促进了工业的高效率,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本身即为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和增长引擎,因而服务业效率要与工业效率改进同步,否则高效率模式将难以维持。

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中高速的发展速度,但劳动生产率逐步走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杠杆持续提高,经济转型任务艰巨。未来的核心就是通过改革突破转型过程中的门槛,重塑效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