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供给侧改革与重塑效率模式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的转型时期其实可称为“大转型”，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干预内生性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能在转型时期固化现有的处于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以廉价劳动力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国际一体化参与方式，从根本上与以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线性序贯升级路径相违背。只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努力去克服，才有城市化的发展前景。第二，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效率模式，因此转型时期面临的门槛效应就意味着经济转型受到了“全有全无法则”的制约，关键临界条件不具备，只能沿着以往的发展路径运作，短期调控政策不会具有使效率改进的长期效果。第三，城市化的知识过程与规则的建立，也是为了克服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系统的僵化和不适应。在城市化时期和向发达阶段的演进中，应对全球一体化冲击，需要更大的制度组织弹性，转型就是重塑经济组织结构的弹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出基础性配置地位的作用，塑造组织弹性，并要突破门槛。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发展是根本。通过人力资本深化、组织弹性塑造、市场激励才能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成，重塑效率模式，推动转型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对事业单位和城市化模式的改革是发挥和积累人力资本、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根本性改革。

第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改革，逐步取消事业编制，特别是对涉及现代服务业的科、教、文、卫、体等的事业单位改革是“十三五”改革的重点。事业单位改革既事关中国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提高人力要素质量的服务业，又关乎中国公共服务品改革。中国传统公共服务品是由国家统包起来供给的，这里既涉及公平问题，即普遍化服务问题，又涉及民生事务的监管体制建立问题、公共服务品定价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改革的新挑战。公共部门改革涉及四大步骤：一是事业单位社保改革；二是公平原则，以提供普遍化服务作为基础投入，同时仍需加大投入；三是放松管制，包括准入、价格和相应的服务监管；四是建立新的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其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体来讲，必须通过改革为现代服务业打开创新的空间，满足大众差异化的需求，让企业能积极运用市场方式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竞争力。

第二，城市化模式的改革。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潮直接涉及未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资金和对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讨论。如果政府始终是保持着庞大支出的超级政府，管生产，管服务，而不能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小政府转变，那么城市化模式是无法改变的，土地政策也难以转型。关键在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到2019年前后将达到60%, 2025年将达到65%。城市化的建设周期结束后，城市将进入折旧和维持运营的周期之中，不从当前开始积极改变城市化发展模式则会在未来面临巨大的负担。因此城市化改革首先要从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入手，包括推动政府转型，分割打破区划和资源集中等级制等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模式的转型，从以物质聚集生产的城市转向以人力资本聚集进行服务和创新的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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