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转型中的门槛和动态效率补偿

经济转型最为关键的两步就是跨越门槛和建立效率的动态补偿机制，这是转型发展的根本性的两步。

一 门槛的理论逻辑

理想情境下，根据表2中GDP增长速度预期值以及人口增长速度预期值，即使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也可望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水平，2030年达到1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启发性推断。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收敛到“现实”的发达水平。“现实”的发达水平以高生活质量为标准，其典型特征包括稳定的效率改进能力、充分的应对外部冲击的经济制度组织弹性、企业家精神的充足供应。因此，当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结束时，后发的追赶国家仍然面临着关键性临界条件突破的门槛。

图2显示了相对于美国的一些代表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q）的追赶路径，直观描述了高效率模式与低效率模式的差异，以及各自在追赶过程中的表现。总体判断是：第一，在所考察的半个多世纪的样本期中，样本国家（地区）——东亚、拉美、欧洲诸国——整体上表现出“S”形追赶路径；第二，已经完成追赶的国家如欧洲诸国，东亚的日本、韩国表现出显著的“S”形追赶路径；第三，战后拉美国家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调整及震荡，表现尤其引人注目；第四，中国及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仍然处于追赶的加速过程中，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距离发达国家甚远，甚至与拉美国家也相差很大。

1．稳定效率三角：门槛跨越的标志

发达国家增长的持续性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维持，建立在“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这个稳定的效率三角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高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分工的出现和资本深化，进而提升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如此循环。参照这个标准，大规模工业化之后门槛跨越的标志，也应该是稳定效率三角的建设和运作。以日本和韩国比较成功的追赶经验为例，可以观察到如下事实。

第一，资本深化首先完成追赶，当劳均资本达到美国水平的时候，追赶国家劳均消费大致相当于美国的40% ～50%，此时追赶过程基本完成，高效率、高消费模式基本建立。如日本1970～1980年的值平均为0.87，韩国1991～1997年的值平均为0.89，两国从各自经济加速开始，到基本达到美国的投资水平，大致都用了30年的时间。其间，资本深化速度很快，从而避免了向高效率模式过渡时间较长所隐含的潜在震荡风险。

第二，资本深化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人均消费也以较大的幅度增加，这是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资本深化、消费比重上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良性循环。

2．效率漏出：增长非连续和门槛效应

增长非连续的本质是投资和消费脱节，效率三角的基础因此遭到破坏；无论是单一投资效率模式还是单一消费效率模式，都会导致不可遏制的效率漏出，迫使经济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长期调整过程，无法实现向高效率模式的持续升级。因此，低效率模式本身具有不稳定性。

以拉美为例，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要么在长期表现出下降，要么改进速度比较缓慢。从一些国家特定时间段的统计检验数据看，总投资之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经济增长依赖于不稳定的消费支撑。这种判断也符合拉美经济事实：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缺乏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和人力资本，不能建立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赖以持续深化、提升的高效率模式。对于还没有达到拉美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中国及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拉美经济调整的辗转和举步维艰，无疑是前车之鉴。

中国在超高速增长主导的1992～2011年这一时期，投资的飙升使其对效率增长的贡献接近70%，投资拉动导致的生产、消费脱节不仅影响短期经济的可持续性，典型如现阶段受到广泛关注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而且影响长期增长潜力的培育和低效率模式的改进。一方面，高投资挤出了消费结构升级及相应的规模报酬捕捉机会；另一方面，偏向于资本的分配压抑了消费倾向，这些问题直接反映在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上。中国倾向于资本驱动的工业化过程，发展到现阶段所导致的问题是：单纯注重投资的效率模式，反而因为注重短期投资而失去长期资本深化的能力，这种单一效率模式存在明显的效率漏出。主要表现在：①为了维持短期增长速度，采用基建、房地产等传统低效率方式，迫使经济进入增长—低效率—再投资—低效率维持增长的不良循环；②低水平居民消费需求限制了市场规模经济的边界，从而也限制了资本深化的边界；③受惠于旧模式的一部分群体，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者，有对消费品质量和消费结构多样化、高级化的真实需求，但是国内产业结构无法满足，最终将这些消费力量驱赶到国外，形成对别国产业效率提升的溢出。

二 效率的动态补偿效应

课题组（2014、2015、2016）对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的效率动态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证。立论的目的，在于强调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相互协同，这决定了知识过程的建立，进而指明了转型时期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将服务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过程联系起来的环节，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居于运作的核心——即通过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积累，实现增长的内部化。

1．消费的效率补偿

从促进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规模增加和居民消费增加对报酬递增的捕捉能力在长期中显著，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消费弹性较投资更大，因此在发达经济的高效率模式中，消费表现出更大的活力。深层次的逻辑是：建立在高消费能力和高资本深化能力的高效率模式中，消费比投资具有更大的效率促进能力，亦即与消费有关的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拓展效率三角的功效更大。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结构性减速和城市化成熟期之后，消费对效率的补偿作用和贡献更加显著。

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也相应成为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在这个阶段，以人力资本增长为重心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核心，家庭消费结构中教育支出的扩大——包括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费用的增长，成为促进这一再生产循环的主要动力。我们的研究表明，发达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公共品提供有关的消费支出比重提高；并且，从日韩这两个短期内完成城市化转型的国家经验来看，以消费结构调整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调整——提前15～20年实现劳动力中高等教育比重大幅度提升，完成结构服务化赖以推进的高端人力资本储备，对于实现转型的迅速跨越至关重要。相比而言，拉美国家调整时期过长，正是由于缺少了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一环节，最终将经济拖入震荡和不稳定的泥潭。至今，除个别国家外，这一问题仍未引起重视。关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对比，见图3。

2．服务业的要素配置效率

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的运作，也是服务业功能升级的重要表现。作为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两大成就——生活质量提高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之一，服务业立足于工业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产业发展的高端化，这种情况与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认识，我们的研究把产业雁阵理论从工业化延伸到城市化时期，把发达国家长期结构演进过程抽象为线性的产业雁阵序贯。立足于这种理论逻辑，也可以更加系统地回溯转型和门槛问题。

工业化过程以物质产品的生产配置为重心，城市化以知识要素的生产配置为重心。大多数文献基本上类比工业部门的分析方法，把服务业的增长看成为了促进分工和专业化而付出的“必要的”成本，本质上是工业化过程的辅助环节。但从产业结构线性演进的角度看，发达经济城市化阶段的服务业是以知识的生产配置为重心建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业表现出人力资本创造和知识创造这种“新的要素禀赋”的生产配置特征，服务业发展的要素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以知识为代表的要素生产，之所以被分离出来作为独立演化的高层次产业结构，并形成对制造业份额的替代，是由于它改变甚至逆转了消费结构，多样化的专门服务不断涌现和增长，与广义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份额显著增长。因此，如果说工业化雁阵是以工艺和产品改变分工格局的话，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则是以知识要素改变分工格局。

如果说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工业以其主导地位塑造服务业的话，那么在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服务业同样以自己的主导地位重塑着制造业的新特征。在服务业已经成为具有创新动力的产业雁阵高级阶段，经济效益的源泉也由以规模经济的低成本主导演变为以要素协调和配置高效率地获得高收益（隐含着服务能力租金的创造）为主导，两者都是报酬递增的主要动力，租金创造效应在一些时候可能导致垄断和技术竞争优势的固化——典型如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