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解释

在分析和解释表格中的数据之前，必须先解决评论本书者开始就肯定会提出来的一点，即气候变动和灌溉活动兴衰之间的关系问题。英国作家布鲁克斯（Brooks）研究了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不同权威关于亚洲气候问题的著作，得出结论说：

近些世纪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旱灾的次数，洪灾次数日益增多；四、六、七世纪以及后来的十五、十六世纪，干旱现象非常突出；二、三、八、十二和十四世纪雨水较多。总体上，与欧洲类似表格的结果非常一致。

将这段文字与印在本章开头的表格对比会发现，这两组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假如有任何关联，从这个表格也无法看出。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地区的治水活动与政治经济重要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问题。气候变动也许会影响一些灌溉工程的效果，但是这无法抵消灌溉的必要性，因为即使平均降雨量很大，也不一定会使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减小，也不会改变土壤的性质。因此，气候变动最多只能当成一个复杂化因素，不会严重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总体思路。

通过观察表格，比较15个省在不同朝代的治水活动，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些数字（表中的粗体字）特别突出；这些数字合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

（1）表格显示，春秋（前770—前475年）、战国（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山西记载的一项工程，修建于公元前676年到公元前652年之间。据推测，安徽著名的芍陂是由楚国大臣孙叔敖在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84年之间修建的。他在河南还修建了另一项工程，西门豹和史起也修建了著名的工程。

江苏的邗沟，是最早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范蠡在江苏修了一座湖，在浙江修了一座陂塘，伍员也在这两个省修建了工程。范蠡和伍员都是战国时期的名人。吴都的另一条运河，大家认为是春申君（名黄歇）在公元前314年到公元前256年之间修建的。江苏省有一条小河，据说是（周文王长子）太伯挖掘的，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河南，据说周武王的兄弟周公组织修建了一条小型灌溉水渠。

这些记载是否真实，难以确定。除芍陂外，西门豹和史起的工程以及下一章要讨论的邗沟，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他的工程是否存在，肯定值得怀疑，而且不值得认真考虑。

（2）汉朝（前206—220年）时期，陕西与河南的工程数量最多，前者有18项，后者有19项。其次是直隶，只有5项。这两个省所辖领土的经济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分别被称为关中与河内，共同构成了汉朝的基本经济区。

（3）三国（220—280年）、晋朝（265—420年）和南北朝（420—589年）时期，治水活动在南方各省有所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北方各省治水活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湖北和福建两省首次出现在记载中；江苏省在南北朝时期记录了8项，这是它当时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很有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基地河南记载了10项，而安徽则记载了3项，这也是该省当时的最大数字。当时，魏国把安徽开辟成战场，征服了吴国。

（4）值得注意的是，唐朝（618—907年）时期，除了河南以外，其他各省的治水活动都获得空前的增长，特别是在除云南之外的南方各省，都有大幅增长。

南方浙江省的数量是44项，超过了北方各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陕西是唐朝的首都，山西是唐朝的“老家”，自然都备受重视，因此两省的记载都是32项。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下游的所有省份，包括福建省，都超过18项。浙江从4项增加到44项，增幅很大，江苏从8项增加到18项，福建从4项增加到29项。甚至安徽也从4项增加到12项，湖南从2项增加到7项，湖北从1项增加到4项。

综合各省的情况看，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在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而且清楚地说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5）从表格可以看出，宋朝（960—1279年）时期，长江各省的治水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省，有史以来统计数字第一次达到三位数；浙江和福建处于领先地位，前者有302项，后者有402项。湖北的发展也很迅速，从4项增加到了14项。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也第一次有了治水工程，北宋16项，南宋24项。

这些省份治水活动的增加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特别引人注目，这说明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大大促进了长江流域下游和珠江流域的人口定居和发展。还有重要的一点需注意，南宋时期浙江省达到了非同寻常的185项。鉴于南宋定都杭州，增幅如此之大就不言而喻了。

（6）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有三个特点需要密切关注。一是长江各省及广东省日益重要，延续了唐宋之后的发展势头，把长江流域逐渐变为基本经济区。二是明朝时期湖北、湖南和云南的治水活动有了迅猛增长，分别是143项、51项和110项，而元朝的数字分别是6项、3项和7项。

第三个特点是这三个朝代都特别重视直隶，而大多数北方省份却遭到忽视。这明确说明当权者心怀恐惧，这种恐惧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屡次表达过，它是因为基本经济区和政治基地相距太远造成的。政治基地有责任把直隶省的海河流域发展成基本经济区，或者用一些官员的话说，打造成“第二个江南”。

（7）有必要分别解释一下表格中四个带星号的数字。清朝时期，河南的治水活动达到了惊人的843项，但是省志记载这些活动的方式存在问题。其中，至少90%是小型的沟或者堤，通常的影响范围最大只有一个村，它们的修建时间是雍正五到七年（1727—1729年）。很小的工程都统计在内，因此得出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这些数据属于异常情况。

在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山西省的数字包括了私人工程，所以变大了许多。根据中国本土全部18个省的地方志来看，山西似乎是唯一私人水利工程众多的省份。这可能是山西省在最近五六个世纪中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跟其他省份的数据相比，这一数据也明显是个例外。

表格中只包括15个省，但是对中国本土18个省的地方志都进行过查阅。表格中没有广西和贵州，这是因为这两个省的地方志缺乏所需要的数据，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山东省的治水活动，几乎都是黄河防洪和境内大运河的维护。因此，无法处理这种数据，去跟其他省份的数字进行比较。表格还存在一点不足，即清朝的数据不充分，因为大部分地方志都是在1911年之前的不同时期出版的，因此清朝末期的数字并不全面。好在清朝的情况并不像开始看起来那么糟糕，因为随着清朝日渐衰弱，到了晚期它的公共工程活动也逐渐减少；因此，这15个省的数据便足以说明本专著中心论点的总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