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儒学在宋朝及其以后的新形态——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元朝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明清，其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与变异；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著，还是通史性质的（包括思想史、教育史等）著作，都把“宋明理学”当作“理学”来阐释，而忽略宋、明之间的元朝的理学，从而造成详于宋、明，而对元朝匆匆略过的现象。确实，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元朝理学确实没有大家，即使是号称“元朝一人”的许衡，其理学造诣仅仅在“四书”与“小学”，而与之相提并论的吴澄，也无多少理论建树。而且从另一方面，即宏大叙事的角度看，元代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不得志”的时期，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主要指理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政治所起的作用，相对于其他朝代，要小得多。一再被人们引用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虽有夸大之处，并且出处可疑，但以此形容生活在依靠军事侵略建立政权，直到百年后从中原退出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野蛮与粗俗色彩的政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确有些许合理因素。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认为在理学发展史上，元朝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朝代。事实上，元代理学，虽然在理论构建上没有取得大的发展，但在政治混乱的时期，却能够涓流点滴而成沧溟之水，拳石渐崇而有泰华之岑，使理学学说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逐渐普及、渗透到民间，成为明朝以后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这样从延续、占据统治地位到逐渐普及、渗透到民间的过程进行一番考察，也许还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宋元学案》曾言：“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洛闽之沾溉者宏也。如萧勤斋、同榘庵辈，其亦许刘之徒乎？”这话虽然稍嫌偏激，“上虽贱之”也未必尽然属实，但确实指出了元代“学术未替”——理学继续发展并且“下自趋之”，最终使“洛闽之沾溉者宏”——影响进一步扩大的事实。钱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受制于异族的时间分为三期，而元朝为其一焉：“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钱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此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故其说不无可议之处；然而其比喻却仍可说明一些问题：严冬时期，不正是根茎潜滋暗长、向着土壤深处伸展的时候吗？

福柯的名言“人们不用在明显的东西下面寻找另一话语的悄悄絮语，而是应该指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们探讨元代理学如何成为占据政治及民间的“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的信心。如果摆脱宏大叙事的局限，对元代的现存相关文献进行一番梳理，将目光转移到民间、底层，我们就会发现，元朝，其实是理学一步步向民间下沉并渗透的朝代，亦即理学作为“大传统”进入民间“小传统”的关键时代。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那些存在于理学家及其传人头脑中、写在书本上的理学思想，在元朝这样的朝代里，是怎样传播到民间（下沉），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渗透），成为其行为规范的。这样的过程，笔者称之为“教化”或“儒学教化”。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需要笔者将整个朝代的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状况纳入研究视域，对之作整体考察；同时，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运用细致笔触，注意到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将“面”与“点”恰当结合起来，从而做到既抓“大”又撮“小”，既务“虚”又坐“实”，展现出元代教化的生动场景与基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