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葛兆光曾经指出：“思想史常常把只是思想家的思想悬置起来，成为分析的文本，这当然是由于思想所发生的土壤和思想所进入的生活业已消失，但也常常是因为很多思想家并不注意思想的实现而只注重思想的提出，这使得思想史无法确定这一思想对真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思想史是如此，教育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教育史研究者常常只把历史上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对这种教育思想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却常常轻描淡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是由于“文本”是现成的，而在文本指导下的“行动”及其影响则是在另外的“文本”上或许有记载，需要研究者重新进行找寻并梳理，这是一种繁重的然而其结果与意义尚不确定的劳动。

然而，用葛兆光的话来观照宋元理学产生之后的中国社会，则恐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两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义理之学代替两汉以来的章句之学，而探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替代考据音韵训诂，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要目标。从此，中国传统思想进入到了理学的时代。相比于前代学者，理学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都极为重视教育，他们在探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的同时，大都设坛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然而，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校教学中传播理学思想，更注意通过刻印书籍、表彰节义等手段来向社会推广理学思想，进行社会教化，因而自两宋以后，中国传统教育以及中国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余英时曾说：“儒学在中国传统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现象在两宋及其以后的明清更为明显。对于宋元明清的思想史研究，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笔者不能拾人牙慧，或者狗尾续貂。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来看，则会发现很多问题，因为教化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对这种传播活动从“过程”及“效应”上进行探讨，或许能够有新的发现。上述余英时所提到的事实对于我们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教化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又是怎样成为这样一种事实的，就需要认真探讨一番。特别是在元代这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里，中国传统儒学教化的处境怎样，发展流变又是怎样，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也就是怎样成为上述“事实”的，正是我们所密切关注和想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