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经过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初期的欧洲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最终确立和巩固加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明显。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随着两大阶级之间矛盾的逐渐暴露和日趋激化，反映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发展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阶段。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亦被称为“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在继承和吸收前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设想和天才的预测，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因此而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直接的思想来源。

（一）圣西门及其实业制度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Saint Simon, 1760—1825）是19世纪初期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生活的时代，法国资产阶级已经通过法国大革命，在经济政治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然而，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却更加沉重，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精辟表述：“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贫困的劳动群众，开始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满，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法国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向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斗争的愿望和要求。

圣西门最早阐述其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是1803年出版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在19世纪20年代后出版的《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著作中，圣西门从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阐述了他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种新的压迫制度，法国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这个“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圣西门设想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等等。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在其理想社会中保留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问题上，他寄希望于通过宣传实现其实业制度，认为“这种宣传的唯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他还幻想通过利用资本家的金钱资助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尽管如此，圣西门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的命运，圣西门本人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身份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

（二）傅立叶及其和谐制度

沙尔·傅立叶（Frang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早年经商，促使他从一个商人转变为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也是法国大革命后日渐显露的新的社会矛盾。

长期的经商经历，使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出于对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理性王国”的极度失望，傅立叶开始潜心研究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的关于协作社的各种方案，深入下层群众考察现实生活并思考社会问题。在1803年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中，傅立叶首次提出文明制度是不合理的，将被和谐制度代替的社会主义思想。1808年出版的《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傅立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未来社会的主张。1829年发表的《新世界》（全名为《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傅立叶更加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引起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和谐社会的组织（基层组织是法朗吉）和原则（人人参加劳动、按比例分配消费品等等）问题。

傅立叶深刻揭露了文明制度的罪恶，认为文明制度是“颠倒的世界，是社会地狱”,“在文明经济制度下，一切都是恶性循环”、“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并要求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及怀疑它的永久性。”傅里叶明确表示：“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此外，傅立叶围绕妇女解放问题、协作化的优越性问题、劳动权和未来社会的劳动竞赛问题、教育制度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对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傅立叶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建立和谐社会，在该思想指导下，“他拒绝一切政治斗争，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达官贵人解囊相助，帮助他建立协作社，这使他陷入空想而不能自拔。”

（三）欧文及其公社制度

罗伯特·欧文（Robert Dale Owen,1771—1858）是19世纪初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位实践家。

欧文生活的时代，产业革命正在使英国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通过产业革命，当时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产业革命的发展，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使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随着机器的使用，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帮工、学徒都被卷进了工厂，大批童工和女工也被吸进工厂的大门。这样，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结构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整个社会日益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利用机器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从而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祸害，“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谴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害和罪恶的条件”。

在《新道德世界书》、《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一系列代表性著述中，欧文论述了共产主义原则，包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特权和贫富悬殊，“没有侮辱和压迫人”的现象，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等等。他设想的公社制度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其基层组织的合作公社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其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由它公选产生的理事会作为常设领导机构。合作公社设有农业部、工业机械部、文学科学和教育部等，负责领导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欧文不仅主张劳动者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公社设计了带有水平正面图和鸟瞰图的房屋。

与同时期其他两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不同，欧文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还将其思想积极付诸实践。

按照其关于建设一个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的设想，欧文在苏格兰创办了新拉纳克工厂，积极地融入工人阶级之中。为了切实消除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现状，他在自己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的实验，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他又在英国组织了一个示范性的共产主义公社。当然，由于没有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欧文进行的上述两次实验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不能否定的是，欧文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启发工人觉悟、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四）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地位

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经过两场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的残酷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把空想社会主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较之空想社会主义的前两个发展阶段，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性更加强烈，实践性也更为浓厚。概而言之，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的剖析，更加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其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摆脱了小生产主义、复古主义，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力图使其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其三，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基础，而且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存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

但是，由于19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处在上升时期，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才刚刚暴露，现代无产阶级也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还是一个自在的、无力采取独立行动的社会阶级。这种社会发展状况和阶级状况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还不够激烈，两大阶级之间的大搏斗还没有到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

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多仍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能大发善心，采纳自己的理论和建议，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工人阶级身上，更不是寄希望于用武装力量来取得胜利，“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决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也使得他们的观点只能流于空想。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