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18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由简单协作发展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中期进入鼎盛时期，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之后又爆发了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时无产阶级已从一般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并被卷入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与之相应，空想社会主义也发展到了“直接共产主义理论阶段”，如恩格斯所言：“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尤其是在法国，“十八世纪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最高涨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准备对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堡垒进行革命进攻的时代”,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都以辛辣尖锐的笔法，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日益强烈，为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基于此，该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都出现在法国。

（一）摩莱里及其理性制度思想

埃蒂安—加布里埃尔·摩莱里（Morelly，约1720—1780）是18世纪法国平均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写有许多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自然法典》和《巴齐里阿达》。

《自然法典》撰写和发表的年代，正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经济上封建主所有制还占主导地位。全国10%以上的耕地为国王、贵族和教会占有，而占全国3/4的农民，则只拥有10%的土地，对农民残酷的地租和其他超经济剥削成为了国王和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在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描绘的：“许多人如牲畜一般食草度日；1709年的严冬使法国无数流浪者在路旁饿死。”

面对手工艺者和农民既受封建专制压迫又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现实，摩莱里根据“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学说，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分析了人性的本质，揭露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描绘了一幅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制定了一部“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他提出了包括实行“土地由大家共同经营，土地的收成由大家平权地享受”的公有制，“每个公民都是依靠社会供养、维持生计和受到照料的公务人员”的公民劳动权、工作权和生活保障权，以及每个公民都有各尽所能的义务等诸多共产主义的原则，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在《自然法典》一书中，摩莱里形象地把世界比作一张饭桌，“它足以陈列所有共餐者所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或者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或者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所以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绝对的主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这一点。”摩莱里认为，不受算术计算限制的按需分配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在某种消费品不能满足一切希望得到它的人的时候，供应量可能不得不加以削减，或者完全停止分配直到能生产充足的物品为止。

（二）马布利及其平等主义思想

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是18世纪法国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者，与同一时期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 L. Montesquieu）、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齐名。

同摩莱里一样，马布利也从理性和自然权利理论出发，采用法典的形式，批判私有制破坏自然状态，造成财产不公平和贫富对立，主张人民通过革命内战推翻统治者，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共和国”。马布利的著述很多，在他去世后的1792年，其著述被合编成15卷的《马布利全集》在法国里昂出版。

马布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哲学家经济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的疑问》、《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等著作中。在这些著述中，马布利明确指出：私有制社会的建立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违反了自然状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是不符合理性和自然秩序的，所以应该把现存的私有制社会改造成“人人平等，人人是兄弟”的理想社会。

马布利制定的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在他看来，“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可以非常容易地建立财产平等，并在这个双重的巩固基础上创造人们的幸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公有社会的基础是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公有制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反对私有制的制度；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不同的阶段。为此，他注重和致力于拟定向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的立法改革方案，主张通过立法改革使人类逐步恢复理性，限制人们的邪恶欲念，改革现行税制和土地制度，防止财产集中，等等。但马布利坚持反对人们对改善物质生活的欲望和要求，极力主张“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要求限制消费和生产，实行平均主义。对于马布利及其思想，沃尔金给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的平均主义的改革纲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典型。在这个纲领里，有不少显然反动的观点。但是，就他拥护共产主义制度并认为是最适合于人的本性的制度（虽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说来，他还是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在革命前的法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看作是法国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所谓‘平等派的密谋’的一位理论预言家。”

（三）巴贝夫及其平等共和国

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cois Nol,1760—1797）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重要代表，平等派运动的领袖。如果说摩莱里和马布利是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的典型代表，那么巴贝夫则是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践方面或者说在实际斗争中的重要代表，他领导过农民起义和平等派运动。

法国大革命初期，巴贝夫就在法国北部皮卡第大区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与旧制度的斗争，协助三级会议起草陈情表，要求废除封建特权。1794年热月政变前夕，他创办了《新闻自由报》（后改名《护民官》）。1796年3月组织了“平等派密谋委员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

巴贝夫的思想大多散见于他为杂志撰写的文章、法庭辩护及平等派文献之中。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巴贝夫敏锐地认识到了他所处社会制度的基本面貌：资本集中到少数非生产者手中，以竞争为原则的商品生产的无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他还把有产者称为“高利贷者和掠夺者匪帮”，借以表达他对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剥削的极大愤慨。他对私有制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判，认为必须铲除私有制，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当年发表的《永久的籍册》一书中，把平均地权看作是消灭社会不平等的途径，主张绝对平均主义。

在1795年《给歇尔曼的信》中，巴贝夫具体阐述了他的一些重要主张：消灭生产和消费的对立，人人平等，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现绝对均等，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公有制。他指出：“广大群众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一切物资都掌握在另一些人手里；群众看到自己和另一些人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帮人把一切东西都霸在手里，并且无情地紧紧握住不放。这些情况规定伟大革命的时机，使那些值得向往的、早就预言过的时代到来，那时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那时穷人奋起革命反对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个革命不是简单的内阁更替、官员更换，而是要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即人民当家做主的“平等共和国”，并实现社会一切方面的绝对平等。平等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亦是巴贝夫主义的忠诚捍卫者菲·邦纳罗蒂（Buonarroti）撰写的《为平等而密谋》（又称《巴贝夫密谋》）一书，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客观追溯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全面阐述了巴贝夫派提出的“平等共和国”主张，即通过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

巴贝夫从历史材料出发，把私有制的产生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现实主义思想，并且开始把批判的矛头从封建主义所有制转向资本主义所有制。巴贝夫的思想对以后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带有很强的小农经济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

（四）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

从上述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突破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文学游记形式阐述自己思想的方式，抛弃宗教神学的外衣，更多地利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人性论进行分析，更多地从理论层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勾勒未来的社会模式。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再使用乌托邦的文学描写，而用理论思辨的武器去开拓自己的道路”。

在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等人的著述中，充满了“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词句。较之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更为理性化，并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是，揭露和抨击私有制的弊病，论证公有社会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并用“法典”的形式做出明确的规定。摩莱里批判“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之母”，指出私有制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贫富对立、产生了封建特权专制统治和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引起了道德败坏和贪欲的恶习，指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同样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布利进一步把私有制同贫富阶级的划分和对立联系起来，否认了资产阶级宣扬的私有制的永恒性，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

当然，由于18世纪法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关系发展也不够充分，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禁欲主义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无论是摩莱里、马布利还是巴贝夫，都推崇平均主义，主张通过苦修、禁欲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摩莱里主张在生产领域取消分工，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担负繁重艰苦的各种体力劳动任务，在消费领域提倡绝对平均地分配消费品。巴贝夫提倡清心寡欲，禁绝一切生活享受。“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