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从16世纪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到19世纪成为落后的、保守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前述我们将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16—17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18世纪的平均共产主义以及19世纪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亦可按照其表现方式分为“描述性”阶段、“直接理论”阶段和“批判”阶段。在19世纪之前，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几乎占据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史舞台。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恩格斯以圣西门派为例，描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没落：“圣西门派奇特的言行很快就受到了法国人的冷嘲热讽；在法国，凡是成为嘲笑对象的东西就一定要毁灭。不过除此而外，圣西门派的移民区遭到破产还有其他原因。该派的全部学说都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因此，起初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最终便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

空想社会主义的日渐没落并没有宣告社会主义流派的销声匿迹；相反，随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相继出现了各种“社会主义”，包括空想共产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

（一）19世纪30—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

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工人阶级中涌现了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并结合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成了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泰奥多·德萨米（Theodore Dezamy,1803—1850）以及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等。

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卡贝等人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未来社会作出了积极设想。譬如，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罪恶现象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指出现存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病产生于“法律是由贵族或者富人来制定”的，而旧制度中的军队、监狱和警察则是“报复与压迫”人民的工具。从而他主张根除和消灭不平等制度及其产生的根源，代之以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平等制度。他明确提出：“既然一切罪恶的事物都不过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平等制度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地通过根除它产生的原因，以平等制度取代不平等制度，来消灭这些现象。”德萨米强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明确提出：“公有制是一种最自然、最简单和最完善的协作方式”。布朗基更是强调指出：“私有制是一场灾难”,“只有用协作代替个人所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的统治”，主张建立一个以全面协作制为基础的“平等共和国”。

作为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19世纪30—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以比较现实的态度考虑社会改造问题，他们极力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他们不再像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和上层人物的同情和恩赐上，而是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劳动人民，并积极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譬如19世纪40年代，卡贝领导的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仅在法国就达五十万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萨米出色的革命活动也赢得了巴黎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他曾被提名为候选人。布朗基也是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他建立过秘密组织“家族社”、“四季社”，创立过“中央共和主义社”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组织革命武装、举行革命起义的经验。

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各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与作为工人运动间接产物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它们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在社会历史观上，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包含着更多的科学成分……3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建树，甚至赶不上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

其实，对于空想共产主义，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中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二）封建的社会主义

封建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1830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波旁王朝，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1832年6月，英国资产阶级在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也迫使英国议会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

英、法两国的贵族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极为不满，为了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他们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企图打着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旗号，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

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英国托利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子爵（Jean-Paul-Alban Villeneuve-Bargemont,1784—1850），以及德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海尔曼·瓦盖纳（Herma Wagener,1815—1889），等等。

封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常常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抨击和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指责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对立，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破产贫困，并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使社会道德遭到了败坏。但同时，封建社会主义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所有问题都是推翻封建统治的结果，试图劝说人们相信只有恢复封建君主制度，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往往打着“改善无产阶级生活待遇”的旗帜，欺骗无产阶级跟着他们去打天下。实质上，他们责备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谋幸福，而是为了极少数封建贵族统治者谋利益。

（三）基督教社会主义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深入人心，欧洲一些教士和神父也开始扯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向社会各界宣扬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他们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与原始基督教的教义调和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基督教社会主义发轫于19世纪30年代，流行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神父费里西德·拉梅耐（Flicit Lamennais, 1782—1854），圣西门主义的拥护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菲力浦·毕舍（Philippe Buchez,1796—1865）以及法国政论家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1797—1871），此外，英国神学家F. D．莫里斯（F. D. Morris, 1805—1872）和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1819—1875）也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

拉梅耐在其1834年撰写的《信徒的话》一书中，严厉抨击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积极呼吁劳动者联合起来，维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宗教教义所蕴含的权利，挣脱使他们屈居人下和被剥夺基本人权的奴隶枷锁，用“劳动获得了选举权，就能主宰世界”的说教来代替革命斗争。毕舍则竭力把天主教教义与进步论调和起来，宣扬国家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以引诱法国工人脱离阶级斗争。莫里斯等人更是将社会主义说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强调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并行不悖、相互联系的，宣称“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上帝的法则的证明”，认为：“从一方面说，没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的，正如脱落的羽毛那样，是很容易被吹散的；从另一方面说，脱离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是冷酷而无力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加入到了欧洲反对资本主义的潮流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只是给其教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积极鼓吹按照其教义办事，劳动人民就可以获得解放，并极力主张通过“互济”和“博爱”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实质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揭示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四）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并流行于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流派的产生，与德国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争取民族统一和民主改革的前夜，社会各个阶级对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均感到不满。1844年6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虽然起义很快就归于失败，但是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德国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广泛探讨，各派理论家都力图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设计改造社会的方案，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享有“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盛誉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Ernst von der Haide,1817—1887），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盟员海尔曼·克利盖（Herma Kriege,1820—1850）以及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1818—1866）等。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美化宗教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鼓吹通过平均分配土地等办法，就可以使小私有者摆脱贫困和剥削。该流派强调人的生物性和生理性，把人的本质与自然界事物等同起来，并以“人的本质”论作为其变革社会的出发点。他们从“人的本质”出发，宣扬通过道德说教改造社会，用人类之爱来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倾向”。他们自称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一种工具。“这种社会主义是德国过去全部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发展所得出的全部逻辑结论，是‘有教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以费尔巴哈哲学为最高原则，以道德说教为根本手段，以建立‘人的本质王国’为最终目标。”

“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用德国的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篡改法国的一些社会主义学说。因为当时的德国并不像英、法两国那样，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还处在封建社会，因而革命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封建主义。而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而是指向资产阶级，从而就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思潮。

该思潮在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散布和流行，而且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1846年1月5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了德文周报《人民论坛报》，上面所刊登的文章详细阐发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纲领。

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述中，都曾进行过深刻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中的变容而已。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