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萌芽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冲破封建关系的束缚迅猛发展起来。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从城市平民和破产的农民中间产生的早期无产者，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理论表现。这种思想理论是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其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16—17世纪，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最快的一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应，这些国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祥地，“在这些国家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和德国的闵采尔”。

（一）莫尔的“乌托邦”：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起点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生活在西欧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兴起的时期，或者说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英国，“最广泛地展开了封建主义的解体、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些过程的轴心是一场真正的土地革命，即通过掠夺和围圈村社的土地使之变成放羊的广阔牧场的途径，来强制性地剥夺农民群众。这一切使财产关系、国家制度、所有制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引人注目。”也即说，莫尔所处的时期，资产阶级正通过强制性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方式，尤其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农民的丧失土地，家庭手工业和雇佣工人阶层的产生，这些就是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的特征。”

莫尔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的苦难，在《乌托邦》一书中，他鲜明而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他所处时代英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生动图景，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小农所有者被剥夺土地后的贫困状态，并力图揭示造成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大众受剥削的主要原因。他明确指出：“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从这种意义上说，莫尔的《乌托邦》无论是在反对圈地运动方面，还是在反对基于私有制和剥削的社会政治制度方面，都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强烈抗议书。“莫尔详尽描绘的新社会蓝图（在那里，随同私有制的被消灭，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永远地被消灭了），则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强烈抗议的独特表现。”

在对封建专制国家和王公贵族造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对资本主义血腥发迹的罪行进行尖锐揭露、对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源——私有制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莫尔大胆构思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蓝图，即一种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立、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无怪乎对空想社会主义颇有研究的苏联学者维·彼·沃尔金会对莫尔及其《乌托邦》的历史意义做出如此高的评价：“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莫尔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给后代留下了第一个经过全面考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尽管在这个方案里，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空想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乌托邦》这本书的另一个方面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在论证社会主义原则时所采用的方法。……莫尔是第一个剥掉‘共有制’的宗教外壳的人，是第一个从理性出发论证‘共有制’的人。”第二国际的领袖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对莫尔给予了极高评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在初露端倪的时期，他已洞见它的本质，以致他在头脑中所描绘出的、和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损害而与之比较的那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已经包含着不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他的同时代人自然不能理解他的陈述的深远意义。即便莫尔本人也没有充分觉察到这一层，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充分评价：不管300年来重大的经济和技术的改革，我们在《乌托邦》一书中却发现有许多倾向，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作用。”

（二）康帕内拉及其“太阳城”

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1568—1639）出生时，正值意大利人民外遭西班牙侵略者强行掠夺，内受封建统治阶级恣意鱼肉，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此起彼伏。家境贫寒却学识渊博的康帕内拉，一生都在积极思索如何改造社会，拯救人类，他强烈渴望并积极投入到将意大利人民从西班牙重轭之下解放出来的设想和行动之中。1599年，康帕内拉由于参与密谋反对当时统治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君主政权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写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太阳城》。

该书采用对话体裁，描绘了一种与当时意大利和西欧各国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理想社会。在这一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劳动，产品按需分配；实行“哲人政治”，只有大智大慧的“贤哲”才能担任最高管理人（称为太阳）及其助手；教育与生产相联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差别，等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康帕内拉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劳动光荣”和体力脑力劳动结合的思想，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他设想的“太阳城”中，“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的总体。”正如康帕内拉所说：“不论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来说，财产公有制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些思想理论，反映了意大利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因此《太阳城》拥有很多读者和敬仰者并得以流传300多年。

尽管康帕内拉的思想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因素，带有中世纪小生产者思想特点的平均主义倾向，但仍不失为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著的《太阳城》,“是传播共产主义的文献资料，它应该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这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文献。”

（三）闵采尔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89—1525）是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也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重要领袖，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实际斗争中的早期代表。

闵采尔将其短短30多年的人生都奉献给了“平均共产主义”学说，他设想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千年太平王国”也即“天国”，并运用宗教神学的辞令对这一“千年太平王国”进行了详尽描述，同时通过宗教改革的形式，积极传播其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和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思想。

闵采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一个不同于莫尔和康帕内拉空想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即他不是停留在思想阐释和理论宣传的层面，而是积极投身到他倡导的社会改革实践中。他领导的农民军后来虽然被公侯联军所击败，他本人亦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的活动和思想在德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闵采尔及其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考茨基也把闵采尔与莫尔并称为通向社会主义入口处的“两个伟人”，并称闵采尔“是鼓动家兼组织家，通过他的鼓动和组织力量，迅速地团结起来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德国王侯们因而战栗失色”，认为他们两人“在观点、方法和性格方面虽截然不同，不过就他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来说，就他们的勇猛无畏和信念坚定来说，就他们的结局——两人都死在断头台上——来说，两人又是相似的。”

（四）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

除了上述3个重要代表人物之外，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德尼·维拉斯（Denis Vailasse,1630—1700）和英国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领袖杰纳德·温斯坦莱（G. Winstanley,1609—1652）也是这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也批判了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病，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各种构想，他们的学说，可以说是兼具空想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某些特征，构成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中间环节。

总体上看，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雏形时期，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程度地从古希腊柏拉图等社会思想家、原始基督教等思想中汲取了一定的思想材料。诚如苏联学者沃尔金所说：“16—18世纪的共产主义者把柏拉图看作自己的导师不是没有理由的。柏拉图的名字是不会从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抹去的。”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采用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游记方式，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批判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病，幻想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参加劳动、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其中有些理论主张，如公有制、计划生产、按需分配取消商品和货币、普遍民主，等等，为后来社会主义各流派乃至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当然，由于西欧社会受到长达数百年的教会束缚和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特别是吸收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但不能由此否认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必须放在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正如考茨基在评价莫尔时所说的：不能“糊涂地用20世纪的标准而不用16世纪的标准来衡量”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尽管有许多缺陷，但“仍表现了近代社会主义的若干最重要的标记，因而他有权利进入近代社会主义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