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对于去年以来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判断：尽管赞成“普世价值”的人们在立场、观点及动机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不怀敌意和偏见，就不难发现，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无疑是引发这一争论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
今天看来，除了继续坚持这一判断，继续围绕抵制西方“西化”“分化”我国图谋这一实质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外，还需要对出于各种善意而赞同“普世价值”的观点做出回应，以求在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上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写给“自己人”看的。
概括地说，不赞成批判“普世价值观”的朋友无非出于以下顾虑：理论上，认为批判“普世价值观”就是违背了事物总是个性共性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实践上，认为否定“普世价值观”就失去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依托，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于被动。他们的结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必须和西方对打“普世”牌。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上述顾虑展开。
一 关于“普世价值”的本质界定和论争边界
“普世价值”之所以令许多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也语焉不详、趑趄不前，就在于它的“能指”十分宽泛，断然拒斥似乎会在许多方面丧失话语权而陷入被动。这种顾虑是正常的，但却是不必要的。说到底，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测居心），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这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因此，在我国一时走热的“普世价值”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和确定的政治诉求，我们加以应对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严格界定“普世价值”的本质规定和政治倾向，决不陷入任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下定论的抽象争论。
这就是说，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决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绝对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这是人类形成共识的认识论根据。尽管社会科学的真理往往由于受一己私利的遮蔽而可能不为某些人所承认，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客观普遍的本性。同样，我们批判“普世价值”，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肯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规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客观可能性。当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就确认了它最终将为全人类所接受的理想价值。显然，我们批判“普世价值”，更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这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当我们确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我们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的强国之路，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而其基础则是某种共同利益。当然，共同利益并不能掩盖利益的分歧以至对立，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今天的基调则是无疑的。以上话题能否纳入“普世价值”的框架去讨论，对上述话题如何解答，肯定见仁见智，但无疑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鼓吹“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曾经坦言：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因此，历史在这一制度前终结了。“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好注释。它以尖锐的方式，从历史观这一理论根本上提出的挑战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内在矛盾是否已不复存在？异质于并最终要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已经破灭？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导致“国家消亡”及“民主消亡”的历史趋势是否已不复存在？等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任何闪烁其辞，都必将自乱阵脚。
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权分立”视为民主的基本制度设计，根本无视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实，根本否定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权限制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上，因而把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从而否认民主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方式。总之，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普世价值”贩卖者坚定而明确的追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批判“普世价值”妨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宣扬“普世价值”在干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谓的推进改革，只能是“忽悠”和“折腾”。我们不搞西方式民主，根本原因不在于国情差异，更不是由于目前的条件不具备，而是基于根本不同的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仅限于某些形式的、表象的平等权利）及其局限性（保留阶级差别和资本特权）的批判，在今天并没有失效。尽管我们今天在民主的某些形式上还未能高于西方民主（这也是西式民主在我国还有市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认为历史只能止步于“扩大中产阶级”而不能达到“消灭阶级”，决不认为人类只能驻足于“投票的民主”而不能达到“国家消亡”（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真正向普通的社会公共权力回归）；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合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根本区别于现行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政治前景，我们没有理由改旗易帜。
二 抽象的人和“普世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
敌对势力之所以青睐“普世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然而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与劳动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就在所难免。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被遮蔽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曾把负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人称作该社会的“自然基础”，毫无疑义，“抽象的个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唤醒个人、解放个人并使之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又因“物的依赖关系”而彰显人的“物性”、隐藏人的社会性，致使个人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产物。作为客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个人视为人的唯一存在和终极实体，把个人等同于“人”；而作为主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观念”，把个人权利视为“人权”，把自我价值视为“普世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就是其典型意识形态。就思维方式而言，由于无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普遍观念”的形成问题，“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个极端徘徊，这也是其无法超越的狭隘眼界。由于是根植于社会主体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和共性的断裂，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不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历史主体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不突破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维方式。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高举人的解放的旗帜（实际上只是解放市民社会的个人）、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性话语时，虽然也是一切为获得统治权的阶级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却也充分预示了这个行将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将采取何种思想统治形式以及这个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在。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实现，使得抽象普遍性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如果说，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恩格斯语）的话，那么“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领域的根本变革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话，那么他在哲学世界观上的革命变革，则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了从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说明，解决抽象的人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和“普世价值”的解构和超越
抽象的个人和抽象的普遍观念（“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有效方式，就因为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人们似乎只能在同样毫无出路的两极徘徊：要么屈从现实，把现存社会关系视为“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诉诸“单纯的直观”的产物；要么脱离现实，满足于在自己的“想象”中超越和改变现存的一切，此即诉诸“思辨的抽象”的结果。这就是人道和科学、理想和现实相悖的深层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两个极端对于现存的态度虽有差异，但其思维方式都是“抽象的”，其结果都是“解释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认现存）。说到底，抽象的人把历史活动主体抽象化（似乎存在着亘古不变的“个人”主体），把历史动力抽象化（似乎一切进步根源于普遍观念和人性诉求），把历史任务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种抽象观念的实现），因而一切变革不仅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而且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成为一切变革的范本。历史在抽象的人中的确是“终结”了。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例如列宁和毛泽东）都是从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上提出并从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对立统一上解决个性、共性关系的，而决不是从“常识”或“经验”上去讨论这一问题的。所谓从常识上看问题，就是依赖感性直观，把个性、共性的统一视为当然的，把“普世价值”的存在视为当然的，以为仅靠经验和直观就能解决个性、共性的统一问题。实际上，“常识”眼中的共性，往往只是不同事物最为表象的“共同点”（如男人都有胡子、女人都有辫子一类），并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即对“普世价值”做具体分析，揭示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据。其实，事物的本质往往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仅靠经验难以把握；历史的规律往往隐藏在事实的背后，仅靠经验难以发现；普遍的观念往往不能还原为感性存在、仅靠经验难以证伪，如此等等。这充分说明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争论不休并非没有缘由，没有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奠立，根本无法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更为根本的是，没有唯物辩证法，就无法打破“思辨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观”这个二律背反，无法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思维的桎梏。
列宁曾把“必须具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成为可能。有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因此，“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用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具体分析颠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抽象性中，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抽象的普遍性。以否定“普世价值”就是背离人类文明大道为由指责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名堂，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资产阶级思想家就提出“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什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与资产阶级蓄意制造的自由正义的普遍性幻觉相比，阶级斗争要比它更具有普遍性，而且这是历史真实的普遍性。他们就此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必须用阶级分析取代“普遍正义”的幻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取代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支配人们头脑的不是“永恒的自由正义”观念，而是阶级意识和统治意识；推动人们创造历史的不是“普世价值”理念，而是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不断得以解决的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在彻底颠覆唯心史观制造的关于普遍观念的幻觉后，问题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提法。
显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想信念和“普世价值”的幻觉是根本对立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摆脱抽象的普遍观念的束缚，“让思想冲破牢笼”绝不是否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不是否定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以及其可以获得最广泛认同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不是“普世价值”而是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再现之上，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其解放条件的准确把握之上，因而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真实历史必然性的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我们从中不难得出结论，缺乏“真”的道义力量是软弱甚至有害的，“真”和“善”的统一才能真正赢得群众，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
四 我们在今天如何抢占“道德制高点”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道义性，无疑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但是，由于道德的吸引力来自其崇高和完美的理想性，其震撼力来自其超越个人的本能和功利目的的奉献精神，不是个人经验所能完全把握的，因而道德和科学二元论的格局，不仅有社会的需求，而且有其学理上的依据。崇尚抽象普遍价值的人往往自认为很崇高，因为他们具有道德批判性和对于超越现状的追求；而把道德实证化、经验化则容易陷入对于现存事物的崇拜，成为维护现状的保守派。这也是今天一些朋友对于批判“普世价值”心里不踏实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还只能在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实证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那就说明其本身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因而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通过克服科学与道德的二元论而占领道德制高点的。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本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成功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颠覆的实质不是简单否定意识形态（包括其人类性话语体系）的作用，而是要科学阐释意识形态，揭示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诉求的内在一致性，为建立更加真实有效的价值引导体系，归根到底也是更能赢得最大多数人真正认同的思想体系奠定基础。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破解，概括起来就是把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还原为统治阶级意识，并探讨人类解放过程中思想解放的条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破除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幻觉方面，既不是以幻觉的再造应对幻觉，也不是简单否定普遍性观念、弃用普遍性话语，而是走意识形态和科学相统一之路，用新的阶级意识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就是形成了以“现代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概念为核心的新世界观。
马克思在其思想形成之初就提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他和恩格斯在后来的长期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清晰地表述了下述思想：“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
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形成，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实践力量，而且使这一学说占据了真正的道德制高点。就理论创新而言，“工人阶级”是科学性和道义性相结合的典范。毫无疑义，工人阶级概念首先是一个科学概念，是充分依据了经验事实并完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抽象。工人阶级概念依据了以下四大客观事实：一是工人阶级是随着大工业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形成发展的，是体现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新生产力的新生阶级；二是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的方式不是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以“联合起来”的方式拥有生产资料，是体现了新生产关系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三是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阶级，这意味着它可能形成阶级意识，摆脱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依附，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四是工人阶级经历了异化劳动的严酷磨练，不仅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群体，也是坚忍不拔、纪律严明的可组织力量。但是，工人阶级概念赖以成立的四大事实都不是“僵硬”的经验事实，而是过程性的、在历史中不断显现的趋势，这样，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就是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正义事业，因而其又具有超越现状的价值导向性和赢得人心的道义力量。
因此，在今天抢占道德制高点，关键在于坚持作为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要的是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真正成为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它在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同时，形成了可以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它能有效地解释广大人民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使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历史的方向感。强烈反共的布热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人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也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仇视社会的信条，它还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思想体系，似乎对过去和将来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因此，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不难看出，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是占领历史制高点，只有掌握了未来，才能掌握群众。马克思在谈及这点时曾断言：“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就道德震撼力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高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其落脚点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资本主义时弊（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这样，它就能提出比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更为彻底、更能抓住人心的口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封建阶级特权的要求，推向了消灭阶级本身，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自觉追求。“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我们今天就某些阶段性目标而言，或许也可以说“民主”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看，民主绝对不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随着阶级消灭，国家消亡，民主也将消亡。正因为如此，就目前看来共同追求的某些价值，其实也蕴含着极大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实践方式和路径选择。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把流行的资产阶级话语改造为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诉求，才能在流行话语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对于流行的普遍性话语一概排斥不行，无条件接受更不行，唯一可行的是通过自身的核心话语对其重新加以解释。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人权”的修正可视为一个范例。他提出：“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不用‘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代之以‘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可以说，能否对流行的共性话语做出与自身核心话语相一致的解释，是衡量一个思想体系的创新力和渗透力的重要尺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本身就包含着对于共性话语的再解释。这种再解释的前提是坚持高于共性话语的自身核心话语，否则，就可能在对共性话语再解释中被对手所同化。例如，如果离开“消灭阶级”去谈自由，就无法正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就会陷入自由主义的陷阱。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以人为本”等进行再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人民”和“为人民服务”这些核心话语，否则，就会在“话语转换”中丢失思想阵地。
可见，占领历史制高点的关键是科学阐释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就是对历史规律的表述。“普世价值”迷惑人的一点，就是它似乎也有对于未来的某种承诺。在关于两种未来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以幻想应对幻想，而只能以真理打破幻想。工人阶级在其早期，也曾借助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表达自身的要求，然而建立在幻想超越之上的新社会，终究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翻版。“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需要指出，当时是理想主义高扬的年代，人们并不怀疑历史的未来和进步的趋势，因而思想分歧就集中在是科学地还是幻想地表达这种历史规律上。
我们今天处在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感的模糊并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意义的丧失，是理想和道德源泉的枯竭。“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正是现实中道德源泉的匮乏，使得“普世价值”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品，以满足人们的幻想需要。抽象人性论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它能暂时满足人们的幻想需要。因此，今天的争论就不仅是科学与幻想之争，同时还是科学信仰与自我麻醉间的较量。我们在不断深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要特别注重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用生动丰富的感性事实，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这才是对“普世价值”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