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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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及“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的政治目的

周新城

近来,有那么一帮子人使劲地鼓吹“普世价值”。他们说,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是“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姓“资”姓“社”,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是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有人还提出“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与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一时间,“普世价值”成为时髦的流行语。

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普世的?中国是不是要沿着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去发展?这些都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需要认真探讨。

一 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普世的

什么叫“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价值的“普世性”指的是什么?顾名思义,应该是: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使劲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虽然没有这样明确地给“普世价值”下定义,但他们说的“普世价值”似乎包含着这样的内涵,否则不会说中国必须实行“普世价值”、 “不应自外于普世价值”等等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理解“普世价值”,那么,他们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们说的价值观念是普世的,那么中国早就应该是赞成并实践了的,怎么会“自外于”这种价值观念呢?反过来说,既然拥有十三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显然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

倒是某些西方学者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一些。按照我国鼓吹“普世价值”的人的说法,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制等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遵行。然而恰恰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新近联合出版的新书《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他对此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显然,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政要也是承认的,而我国某些学者却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一点。

可见,他们鼓吹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借口“普世性”把那些价值观念强加给当代国人。

二 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抽象的共同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作用。同一种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价值因人而异。这是因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脱离社会的个人无法生存。像鲁宾逊那样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人,只存在于传奇小说里,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差异(在阶级社会里就形成不同的阶级),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价值判断必然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价值总是具体的。

当然,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会形成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即存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顺便说一下,这种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也并不是普世的,即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并遵循的,因为总有一些人不赞成并违反这种规范。例如,在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就反对拯救他人生命这一大家公认的行为规范,而某些人还表示赞成他的这种观点。,但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也赋予不同的内涵。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例如,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笼统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是,这种抽象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总是体现在个性中。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打一个比方,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橘子、梨、香蕉,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将其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而买不到抽象的水果,因为水果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体的水果中。同样,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更不能说,只要主张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都适用于社会主义。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考茨基在反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时,宣传所谓的“纯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谈论“纯粹民主”的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0、601页。近90年过去了,列宁这一论断,今天读来,仿佛就是针对眼前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的!

很明显,某些人使劲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是具有阶级性的,只不过他们把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冒充为“普世”的价值观念罢了。这种手法着实也能迷惑人:一宣布是“普世”的,不明底细的人,谁还会反对呢!

三 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而没有永恒的价值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价值观念的内容、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人们赋予同一个价值观念以完全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价值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没有普遍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曾针对共产党要废除“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的责难,特地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谓的“永恒真理”反映的恰恰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这一事实,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3页。

人们喜欢谈论公平,把它说成是永恒的、人人都追求的东西,似乎这就是普世的价值观念。试问,有谁不赞成公平呢?然而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永恒的公平”时,给公平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公平的分配”时,用提问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关于公平问题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恩格斯是完全一样的。他说:“什么是 ‘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 ‘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 ‘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同上书,第302页。

公平,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如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去衡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不以社会经济关系来认定价值的内容,而是倒过来,先验地确定了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念(这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然后根据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是与非,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普世价值”来规定社会关系。他们往往不明言他们所主张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哪儿来的,仿佛这是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赋予的,“天赋人权”。其实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为“普世价值”,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他们之所以拼命否认他们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有姓“社”姓“资”的区别,恰恰是因为那里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四 鼓吹“普世价值”目的是想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其实,鼓吹“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图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股势力,想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的集中表现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种斗争将长期存在,邓小平估计,直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前这种斗争都不会停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断变化,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也可以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又冒出个“普世价值”,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他们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当作普世的、唯一的民主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这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他们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它同民主对立起来,鼓吹西方的甚至台湾的所谓的“宪政”制度;他们宣传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最合理的、永恒的,私有产权是普世的,要求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他们把资产阶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宣布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要求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此等等,矛头所向十分清楚。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无中生有地说成是学习和实践“普世价值”的结果,宣布中国走到了拐点,即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拐到西方的“主流”社会去。这哪里是讨论学术问题,分明是赤裸裸地要求彻底的资本主义化。

有一位领导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他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的价值,美国想用他们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真是一语中的!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正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在全世界到处兜售美国的价值观念,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起来,通过街头政治的办法,搞颜色革命,推翻不符合美国意愿和利益的政府。这就是“普世价值”的功用。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无须赘述。

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普世价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大家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十分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的。他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他把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甚至认为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声。他按照“全人类共同价值”改造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苏东剧变充分揭示了他所鼓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的实质。这件事情过去不过20年,难道我们就忘了不成?

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在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力图使我国发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和平演变。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在我国宣传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进而按照这种价值观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那些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并使劲加以鼓吹的人,其作用和目的就是适应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五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当前出现这股使劲鼓吹“普世价值”的歪风,并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现总有它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中找到鼓吹“普世价值”这股风的源头。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及其错误所在。但是近来多年不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甚至把它当作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禁区,这就导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价值”的阶级实质,陷入抽象的价值观念的泥坑,分辨不清是非,导致思想混乱,这是“普世价值”得以泛滥的一个认识方面的原因。

有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混淆,仿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再讲阶级分析了。这是极大的误解。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由于受国际环境和国内各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那些使劲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暴露出他们的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