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人性论、“普世价值”和美国的文化战
近几年来，“普世价值”忽然成了媒体中的热门词汇。一些论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一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普世的价值准则以及相应的社会基本制度，中国应该拥抱普世价值，抛弃那些与这些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向由这些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制度前进，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换句话说，就是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在中国全盘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而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就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无疑，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美好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凡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肆鼓噪之时，也是这些国家动乱开始之日，苏联、南斯拉夫的国家解体和变质，其他东欧国家的剧变，还有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无不如此。这里的奥妙何在呢？实际上，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是美国维护、扩张其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
一 “普世价值”：抽象人性论和启蒙意识形态
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是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健全社会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个人的自主权之上。这些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出现，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确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着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念对于打破欧洲的封建制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普世价值”观在英美得到极大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强调个人行为不受约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在自由、平等、三权分立式民主、人权的政治自由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自由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时的普世价值强调的个人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强调通过自由竞争发挥个人能力，反对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自发性进行干预。由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性，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这是与私营企业和自由放任的国际贸易政策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传媒所说的“普世价值”，从内容来说，更多的是美国版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容虽然随着历史进程有所变化，但它的哲学基础变化不大，仍是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抽象的人性观为思想基础。
启蒙哲学把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加以发展，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赋予整个世界以秩序和法则，这就是自然法则，它是普遍而神圣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在本性上受自然法则支配，人可以凭借理性认识自然法则。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体现着理性、体现着人性的内在法则、体现着上帝的原则。所以，它是神圣的、永恒的、普遍的。启蒙时期思想家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的道德准则、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这些表象的深处，人性及其自然法则是不变的。现实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压制着人性及其原则。人类的使命就是遵循理性和自然法则，或者说就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原则基础上，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
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价值的普世性，其错误显而易见。这种思维方式把社会还原为个人，再把个人还原为某些既定心理特征，如理性、欲望等，然后，再从这些特征出发，构建出理想的价值标准和社会模型，并用它们作为标准来衡量现实的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被抽象地描绘成一种既定的人，有着既定的兴趣、愿望、目的、需要等等；而社会和国家则被描绘成或多或少满足个人要求的实际的或可能的社会安排……这种抽象的个人观的关键就在于，它把决定社会安排（世界的或理想的）要达到的目标的有关个人特征，不管是本能、才能、需要、欲望、权利还有别的什么，都设想成既定的、独立于社会和环境的。”
实际上，这种抽象的个人以及相应的普世价值，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启蒙时期“抽象的人”这种观念时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恩格斯精辟地指出了“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的宣布为人权。”所以，普世价值并非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永恒的、普遍的价值，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
哲学基础的错误也自然决定了“普世价值”的思维误区。它总是要设想一种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永恒的价值标准，用这种标准从外部衡量社会，认为任何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社会都是黑暗的、愚昧的，并要求按照普世价值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思想缺乏历史的眼光，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不到社会现象复杂的现实根源，因此，也看不到现存社会的合理因素。所以，普世价值的批判能力有余，而建设能力不足。这也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当时的思想家的目标是否定和批判现实，而不是要探询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
二 作为美国国际战略工具的“普世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精英们高呼“美国世纪”的到来。在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一方面，老牌帝国英法日趋衰落而又心有不甘，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把整个世界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美国必须消解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控制英法、主导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方向。为了完成这个战略部署，美国把自己的个人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当作思想武器来争夺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的美国化，实现世界的美国化。
美国历届政要，从杜鲁门、杜勒斯到尼克松，从里根、克林顿到老小布什，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重要的战略武器念念不忘，把守护、传播这些价值作为美国的使命。把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的，无疑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他写道：“我们有两种强花色牌，即在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方面……我们不应当怕搞宣传战，不管是在苏联帝国的内部，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光是谴责共产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公开宣传自由将带来的好处……甚至在和平时期，思想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将确保这种宣传战在铁幕的内外同时进行……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不管苏联人是否决意在这些领域竞争，我们都应当用我们掌握的全部力量去竞赛。”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了“普世价值”的作用，“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美国政府不仅一直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旗，而且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战，传播普世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制定了编号为NSC—68的政府文件，这是冷战的最高指导文件，核心宗旨是“通过建设性措施实施‘自由’这个理念，证明其优越性”。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实施这一纲领的主要部门，它是一个“影子文化部”，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中央情报局拥有充足的巨额经费。英国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的研究发现，在美国扶植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规定，每个接受计划的国家都应当将与该计划提供的外援资金数额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这些资金的5%为美国国有资产，大约有2亿美元，而这一部分成为秘密经费，进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腰包。凭借着巨额经费，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操纵着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在中央情报局的操纵下，美国价值观念的传播，有三条途径。
第一，大规模的宣传战。即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覆盖式宣传，一方面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揭露当地政府所谓的“黑暗面”。最典型的是美国之音广播、针对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等。这些宣传明明是政府操纵的，却都是以民间“私人”机构的形式出现。这种文化传播过于直白，相关国家直接以电波干扰的形式对抗。而且，这种传播方式“宣传”色彩过浓，传播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
第二，以文化交流为掩饰的秘密的文化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央情报局在宗教、艺术、文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不断推出美国的文化，争取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辐射作用，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为了掩饰这些活动，中央情报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围基金会，把资金打入基金会账户，把钱“洗”干净之后，再来资助他们看中的知识分子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成立的文化组织。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其领导人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主动为中央情报局排忧解难。以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最著名的文化组织“文化自由同盟”为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时，该组织影响巨大，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佣280名工作人员，用几十种语言出版20多种有影响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高水平的国际会议等文化活动。仅1966年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就达200万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巨资了。而这里显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央情报局对这些组织的秘密资助和操纵，只有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才知道。而许多外围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活动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
第三，文化商品输出。文化商品输出是传播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已经把文化商品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相结合，向拉美地区输出文化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手法更加成熟。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认为，美国通过垄断公司推销其文化产品的手段非常巧妙。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利用传播设施—销售设备—服务承包—生产节目这样的纵向一体化体系进行文化输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广播传媒事业，要向美国购买传媒设备。但是，设备到位之后，由于资金缺乏无力制作节目。而美国公司往往把销售传播设备、售后服务与文化产品进行捆绑式的销售，而且，由于这些产品在国内已经收回成本，往往以低廉价格外销。这就形成了美国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泛滥，冲击着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在这种商业行为中，人们往往忽略美国政府的地缘战略目标。
三 “普世价值”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来认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扩张。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帝国主义强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渗透，传统社会已经瓦解，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竞争和压迫，资本主义无法正常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通过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在世界范围获得超额的垄断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思想的自由传播，是这些国家霸权的内在要求。这样，也就可以理解，美国刚刚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声称：“美国人认为有一件事要比和平更重要，那就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经营自由。”“自由”不仅仅是价值观念，更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
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也风起云涌。这些运动包括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运动。这些运动共同的特点是要摆脱国际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为此，不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要求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程度的统筹计划下发展经济。在这些国家中，国家必然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对应，在价值观念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强调集体主义，认为国家和民族高于个人，强调把个人融入集体，个人服从集体，在集体的发展中实现个人利益。从大的历史趋势看，这些价值观念无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和强调集体的价值观念，无疑是美国霸权机制运行的最大障碍。因此，美国通过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先获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置一些发展中国家于“极权”恶名之下，削弱这些国家政权的凝聚力和主导经济能力，进而在其政权中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最终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
归纳起来，“普世价值”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有以下三点。
第一，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美国最初针对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为了消除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美国在突出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称之为极权国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美国政府抓住这一点，把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描绘为“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打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在这之后，美国又将“自由民主与专制”这样的话语模式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话语模式中，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把自己视为自由民主的象征。凡是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或体制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被不同程度的冠之以“极权”“专制”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制度，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样的话语模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辩护。美国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人权、维护人的自由平等、打击独裁政府，任何敢于反抗的政府，都是在向全人类开战。这样，美国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替天行道”，成功跨越了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障碍。英国学者彼得·高恩认为，美国“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用的措词专用于世界政治领域……国际事务变成了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惩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理解方式，即把这一切看作是一种会产生法律后果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构成全球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锋战场，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受立宪国家制度制约的，并按照自由主义法制理论来管理的世界形象”。在这里，美国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政治行为，被转释成美国维护国际正义，打击国际不法分子的行为，而且，美国就是这个大法官。
第二，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目标国家的控制能力，使其社会离心化。按照普世价值来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本质上就是要移植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富强源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边缘国家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复制美国的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但是，美国输出“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为了削弱这些国家的主导能力，加强美国垄断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苏联的解体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时，他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美国政治家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改革的后果。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及其改革的根本弱点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帝国，而一个多民族帝国实行权力下放往往会导致帝国解体。”“民族的多样化最终构成了苏联制度的致命弱点。以真正参政为目的的改革计划会轻而易举地演变成大俄罗斯民族同苏联的各非俄罗斯族之间的全面民族冲突……（当改革出现混乱、生活水平下降时）在苏联公民比较习惯于哪怕是参政活动稍有增加的情况之后，他们还会变得敢于大胆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到那时，如果人们看到学生闹事、家庭主妇游行示威以及工厂工人举行罢工的公开场面，就不应该感到出乎意料了。”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认为，“西方必须制定一项真心诚意地帮助实行系统改革的政策……如果只把金钱倒入苏联和东欧，那不仅仅是浪费，而且会延误需要进行的基本改革。相反，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坚持，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的互换条件是进行正式制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改革。接受长期三边援助的国家必须表明他们正审慎地逐渐采取价格自由机制，又实行政治选择的真正自由”。布热津斯基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西方式民主会造成苏联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并导致苏联解体，西方政府应该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改革，甚至用经济援助引诱、要挟苏联进行民主化改革。当然，苏联领导人盼望美国式丰裕社会，而美国人却冷眼旁观，静待苏联解体。这就是美国所推销的按照普世价值改革社会制度的真正意图。
第三，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武器颠覆别国政府，扶植代理人。自由、民主和人权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让权力维护公民的福利。但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美国把自由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能力，转变为利用反对派攻击政府，颠覆政府的武器。美国不是从当地民众的福利出发，而是从美国的战略目标出发，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集中体现了这种特征。
苏联解体后，一些加盟共和国虽然独立，也按照西方民主政体进行了改革，但其政府领导大多是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存在着亲俄倾向。而占据地缘战略要地，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是美国的既定目标。所以，美国必然向这些国家渗透，扶植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自由、民主和人权”又成了重要的手段。
美国先是在民众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出面的往往是美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美国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共和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这些组织都从美国政府所属的国际开发署拿钱）。它们派出学者、情报人员、知名政要、索罗斯式的财经名人，在目标国家进行活动，建立各种反政府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培养政治积极分子，提供资金和指导，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向报刊传媒渗透，以此为中介，在民众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旦时机成熟，在该国进行总统或议会选举时，由反对派宣布拒绝承认有利于政府的选举结果，鼓动或收买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甚至煽动示威群众占领政府机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或者政府声明，或者舆论谴责，这样，其政府当局就在国内国外失去了合法性和权威性，被迫辞职，然后由反对派上台组建政府，美国和西方国家承认新建政府。如此这般，美国扶植的政治势力合法上台。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认为：“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冲突中。”控制了乌克兰，也就遏制了俄罗斯向欧洲迈进的脚步。格鲁吉亚是黑海石油管道的枢纽，而吉尔吉斯斯坦则处于亚欧大陆中心区。美国通过颜色革命，以低廉的代价实现了英美地缘政治家挺进、遏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战略设想。
总而言之，近20年来，美国以“普世价值”作为战略武器，谋求自己的全球霸权，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苏联解体在前，颜色革命喧嚣在后，殷鉴不远，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之际，对于“普世价值”，不管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