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现实政治意蕴：它不仅表现了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当代出场的新面目、新途径、新方式，更预示着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心结从未松懈。“普世价值”的出笼向我们昭示：曾经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的终结”“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以及“趋同论”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正在以更为灵活、更为隐蔽、更为复杂而又精炼浓缩的形式向我国扩张、渗透，企图从演化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基础着手，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彻底摧毁，从而达到“政治同化”与“制度趋同”的本质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及“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改头换面并在当代再次粉墨登场，更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思想基础，其本质目的及功能是促使世界社会制度的趋同。
一 “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
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始于20世纪初期，泛滥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中后期”
。也就是说，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以上两个时期出现了两次高潮。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以及其他如李普塞特、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等。他们的主要思想在其各自的著述中有集中的表现。代表性的有：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等。在历史背景、理论旨趣上，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诉求，并主要以“超阶级性”和“价值普世性”的面目呈现。它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用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从哲学基础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和形而上学倾向，强调所谓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否认人的阶级性及社会历史性；其次，在政治倾向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故意歪曲和攻击，而且将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专制、独裁、乌托邦”，从而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也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在实践诉求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致力于用强大的精神武器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及其价值观念体系。可以看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强调人类价值和文明的同一性和普世性；二是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形态。
近来热议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内涵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核心理念是相互契合的。主张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其哲学基础也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实践追求就是要将人类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所谓普遍文明的轨道。我们有理由认为，“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普世价值”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脉相承、渊源相连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
二 “普世价值”：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再次粉墨登场
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丹尼尔·贝尔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代表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当代的改头换面和再次粉墨登场。1960年，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式出版。在该书中，贝尔不仅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其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更从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出发，并联系1950—196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通过对比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的原因和表现，得出所谓以“激进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存在的市场和环境，而且在苏联这样的大牌社会主义国家也即将消亡而终结。丹尼尔·贝尔用当时西方世界部分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某些政治共识和价值追求来论证意识形态的终结。如，贝尔认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问题达成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贝尔还说：“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导创造出来的。”贝尔一方面宣扬西方世界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另一方面又诋毁亚非国家的意识形态为狭隘的地方性和阶级构建性。可以看出，贝尔的本质用意在于宣扬亚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走向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和贝尔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1989年第16期刊登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拉开了第二波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涌动的序幕，而且在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达到了高潮。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可以说，福山的思想就是贝尔思想的延续，并予以升华地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因为，福山认为存在“世界普遍史”的可能。他借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把历史理解为普遍与连续的，而最终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遍建立。福山认为：“如果目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完全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历史就走到了尽头。”其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而具有普遍性，为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形态就此可以终结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贝尔和福山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普世价值”就是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话语转换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当代语式，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等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完全是为了确证这种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性”“永恒性”以及“优越性”。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改头换面后的当代表现——“普世价值”。这是我们热议“普世价值”必须厘清的前提及事实。
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当代为什么要改头换面而粉墨登场？原因有二：一是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直接对抗的“冷战”方式结束，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策略随之改变，不再以军事遏制为直接手段，而是以接触与合作为幌子，通过文化交流与大众传播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西方价值观念，以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旺盛生命力。基于这样的原因，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已经无法用赤裸裸的政治性话语进行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必须找到一种貌似“全球话语”的表达方式，用话语转换的外在形式来掩盖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普世价值”这种本身就内在蕴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鲜明特征的所谓“全球话语”就应运而生。而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论者就是试图通过“普世价值”这种非政治性话语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改头换面并在当代再次粉墨登场。同时，这种企图用本身就带有明显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普世价值”去宣扬自己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想，也足以证明其理论是何等的混乱和无序。当然，我们不能轻视其对当今思想理论战线所带来的危害。
三 “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
从时间坐标上看，“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从空间坐标上看，“普世价值”是作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流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再次粉墨登场。而如果我们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出发，将“普世价值”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放在当今东方和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深思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已成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并在当下的中国持续发酵、传播，起着话语吸附甚至话语控制的效应和作用。我们知道，在电脑系统中，“芯片”是电脑主板的中枢与核心，或者说是主板的灵魂。而“集成芯片”则是整个电脑系统功能的高度浓缩与集成，使之适应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运行环境而提高运行质量和效果。如果我们将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比作电脑的运行系统，那么“普世价值”就是这个运行系统中主板上的“集成芯片”。由此，可以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集成，亦即其灵魂，是这种思潮的高度浓缩版和精炼版。
分析“普世价值”本身，首先，在思维逻辑上，“普世价值”是从观念臆想到现实解释，这纯粹是唯心主义的思维逻辑，这和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脱离客观现实而作的主观臆断所表现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哲学。其次，在价值构成上，“普世价值”将价值主体确定为抽象的“人”，将价值客体臆想为超越社会、历史和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的“理念”。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这种价值建构是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从抽象客体到抽象主体的形而上学式的虚构，其本质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满足作为抽象主体的人的需要，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人性论。事实上，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价值观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永恒或不变的，抽象的、全人类无差别的共同价值观是不存在。再次，在世界历史观上，“普世价值”内在的蕴含着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论者所宣扬的“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性观念。而这种“世界普遍史”情结以福山的“历史”及“历史的终结”概念为基础，“即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朝着某个价值目标前进的历史，一旦目标实现，历史就宣告终结”。这就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预想世界史将终结，“普世价值”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普遍的核心价值观。
再分析各种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流变，我们可以发现其最一般的本质和内涵，就是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超阶级、超历史及超社会的“普世性价值”。从我国所遭遇的当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具体表现看，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消费主义，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它们的“非意识形态化”或者“去意识形态化”思想，表现在经济上追求的是市场万能、产权全面私有的自由化取向；政治上追求的是三权分立、议会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取向；人生观上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取向；历史观上坚决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合理性而宣扬“告别革命论”，反对合理的社会革命，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人权观上宣扬天赋、永恒、普遍、不可转让和剥夺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天赋、非永恒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产物的人权观。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蕴涵的所有如此种种自由、民主、人权等本质特征，难道不正是“普世价值”所要表达的核心观念吗？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再次粉墨登场，那么，更应该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无疑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
四 社会制度趋同：“普世价值”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根本目的
“普世价值”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有着共同的臆想式目的，即社会制度趋同。国内外一些极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声音，目的是要强化这种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集成芯片”的功能，促使其作用发挥，履行其“当代使命”，达到东西方社会制度趋同的“美好愿景”。这是鼓吹“普世价值”的本质所在。而这种臆想型“美好愿景”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作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一的“趋同论”。
“趋同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40—60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具有明显非意识形态化旨趣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一。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表现了“趋同论”的思想萌芽；1949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写的《俄国与美国》一书中率先使用此概念，并且索罗金又于1960年发表《美国与苏联相互趋同为混合的社会化类型》的文章，是最具影响力的“趋同论”确证性解释；此后，美国经济学家白金汉、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等都相继出版或发表文章系统论述了各自的“趋同论”思想。西方“趋同论”流派复杂众多，根据各自分析视角的不同，主要有“完全趋同”“局部趋同”“双向趋同”“单向趋同”以及“工业社会”“技术官僚社会”趋同论等等，不一而足。20世纪80年代，“趋同论”思想传入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广泛争论。“趋同论”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先验目的论为哲学观，相似比较和预测分析法为方法论，科技决定论为逻辑起点，阶级和所有制趋同为本质内容，阐发了所谓社会趋同的一整套理论。在他们所描绘分析的社会里，阶级对抗消失，经济自由发展，科技空前进步，没有经济危机，没有社会不平等，世界将大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美好图景”。这和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如出一辙。因此，分析作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之一的“趋同论”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其本质上是“去意识形态化”，作用是资本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可以说，“趋同论”以阶级和所有制趋同为核心而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本质目的是为了促使世界社会制度趋同于奉行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趋同论”的实质是以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
而作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集成芯片”的“普世价值”，其本质目的就是致力于价值同一、世界大同而延承着“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的“历史责任”，履行着促使社会制度趋同的“当代使命”。而这种“当代使命”的外在表达方式及其实现模式，则是借助价值理论、经济理论、文化理论等非政治性话语形式，并通过各种经济、文化等实践活动广泛的传播和渗透，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默化”效果，并最终期望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制度架构成为历史的终点，实现世界社会制度趋同于资本主义的“美好愿景”。
五 铸造中国价值“芯片”：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魅力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本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对立。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近年来，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2009年第13期《求是》署名文章指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社会思想多元特征明显。”这种多元化思潮之于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可以用现实生活中的“手表定理”来说明。“手表定理”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或多只手表时却无法确定准确的时间。两只或多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将“手表定理”引申到思想价值领域，其含义在于我们不能同时秉持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思想与行为将陷于混乱。同理，引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一种，而不能多样化。不可否认，当下各种社会思潮正深刻影响着人们文化思想的发展与价值信仰的取向。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更为明显，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更为突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主导性与多样性矛盾的挑战，以“普世价值”为当代出场形态的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中国自身价值“芯片”，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牵引社会价值取向，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魅力就成为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的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思想灵魂和精神依托，形象地说是一个社会精神系统的“芯片”。其在整个社会精神价值系统中处于统摄、支配、引领地位，是一个民族不断繁衍生息的精神凝合剂，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的内生动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体系化、聚合化的形式出现，即“一种思想、一个理想、两种精神、八大荣辱观”的聚合，具有高度凝练、概括、集约、简洁的特征。但其广泛性、群众性特征不够明显，大众化影响力与知晓度以及理解度还不够深。由此，似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还没有真正内化为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价值“芯片”，还未成为社会的精神向度和信仰追求，从而引领社会思潮、牵引价值取向的作用还未彻底显现与发挥。我们并不怀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性和基石性，但要使之彻底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追求和信仰，从而发挥其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铸造其“芯片”与灵魂。
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东方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所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本、和谐、仁爱、公允、包容、诚信等基本理念，是历经几千年历史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可以成为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对于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生态以及种族歧视、地区冲突等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应该说，生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人权”等价值观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而同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主要理论观点，如辩证统一、联系发展、矛盾运动以及“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既是解释世界、发展世界的方法论，更是凝聚人们精神的价值向导。另外，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源泉及正当性基础。
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观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相结合，必将形成具有东方品质和中国特色的“价值芯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东方传统文化之中，同时又运用并发展于中国不断前行的伟大实践中，才能真正凝练并铸造出中国“价值芯片”，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魅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认清“普世价值”的非意识形态化本质，使我们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斗争中占有强有力的话语权，打赢已见端倪的以“意识形态主导权”为实质的“话语权战争”，最终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中胜出。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