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与转向

面对现实和理论的困境，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反思启蒙思想、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批判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得他们“完全离开了政治”，走上一条探索和谐社会的新道路——经济社会化。其实，不只是当代的社会主义，而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就意识到，“启蒙时代提出，独立的判断和理性是最高的准则，鼓吹政治平等，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那么，政治平等就不会导致实现人的友爱”。空想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深入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经济领域，有意识地把社会经济领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区分出来，并抓住这一领域不放，进而强调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主张从劳动生产的合理组织出发来控制社会经济，努力从经济控制中推导出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案。这样，他们就开启了启蒙思想、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中所忽视或缺失的维度。理论的关注点从倡导自由的价值转向民生的解决，变革的精神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领域，从争取政治自由转向了自由的社会实现。

一 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

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是法国自18世纪以来的传统。“在法国，任何改良，任何学说，如果不体现为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得到全国的重视。”然而，政治纷争、政权更迭却使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探索社会问题解决的新路径。他们认为，和谐社会构建根本上既不是单纯的理论批判问题，也不是什么政治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生活重建和经济重组、安排的问题。

圣西门认为，法国革命以来社会动荡、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者、政治家都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通过人作用于人的方式达到人对物的占有，这不仅会带来统治者的专断，而且还会损毁双倍的人力，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低效、失衡，人民抱怨不已。其实，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福利，而造福社会的主要方面就是运用科学、艺术、工艺发展生产、满足人们的身心需要。因此，他认为人类活动除了“人作用于物这种活动之外，再也不存在人类有益活动了”。是的，如果社会发展主要集中在人对自然的征服上，人对人的统治、支配关系就似乎成为多余的了。于是，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就转移到如何发展经济、增强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上来。社会问题的解决就进入对物的研究、管理的必然领域，社会也不再受个人专断的统治，而是受客观必然性原则的支配。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有益的生产劳动，一切都按照原则办事，政府的统治就变成了有助于人们开发自然的管理，而且人对人的管理、控制就受到很大限制，政府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圣西门认识到，革命和政治斗争只是过渡性手段，它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但是那时的思想家、革命家“都竭力加强政务活动，而不是把这项活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也不把管理活动规定为最高活动”。他们对旧制度批判有余，而对新制度建设无方，又怂恿了社会民众的急躁情绪，人们沉浸在空泛的批判和议论中，对自由事业发生指导作用的，不再是现实的和已被明确认识到的需要，而是模糊不清、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人们变成对政权本身的拒绝，自由变成了空洞的争斗，人们为自由而自由，自由的基础被遗忘了。自1789年以来，法国还没有建立起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安定、有序的实业社会，现在仍然处在新旧体系过渡时期。因此，18世纪启蒙思想的实践还没有完成。启蒙思想不能够只靠政治领域的政客来实现，而必须从社会基础领域以增强实业阶层独立、自主力量做起。实业家作为新社会的代表，作为新生的力量，“实业技艺日趋完善，不断积累作为政治的全部威信和价值的唯一真实基础的财富”，理应引领民族打破旧社会的桎梏，在政治上进行统治，在经济上发展生产，满足社会多数人的福利需要。这样，和谐社会构建的第一步应当是对实业阶级的启蒙，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价值，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说：“如果我们要自由，那就得亲手去创造，而永远不要等待。”圣西门要完成由18世纪启蒙哲学家未完成的经济变革和自由的社会实现的任务。

傅立叶和谐社会思想的阐释也是通过批判法国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及其理论开始的。不过，比圣西门更进一步，他着力于批判启蒙思想本身。他认为，法国革命以来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危机和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家低能，他们所产生的祸害比他们许诺的幸福多得多。傅立叶对18世纪法国哲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首先，傅立叶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无神论、唯物论哲学，他坚持绝对怀疑的原则，力求回到笛卡尔哲学，恢复法国的怀疑论传统，并把它用在“寻求有用的真理”上。他对现存社会的完善性进行了全面怀疑，甚至要怀疑它的必要性、持久性，进而指出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否定文明社会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哲学理论。他坚信：“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这些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其次，傅立叶坚持绝对排斥原则，他在各个方面都离开18世纪哲学所开辟的非精确科学（inexact science）的老路，避开对宗教革新和行政革新的理性研究的道路，回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我要努力做到的，只是在同政教没有任何关系，而单单同产业与家庭方面的措施有关的各种活动中寻求幸福”。他认为，无论启蒙哲学如何夸耀理性的进步，“只要它不向社会上的人提供他们所需求的财富，就对幸福毫无贡献可言”。对18世纪哲学的批判，使得傅立叶回到了生活领域，着手研究“人类在经济上的命运”（industrial destiny），这种“命运理论将要满足民族的渴望，保证每个人对财富需求的满足”。傅立叶发现了他的理论发展的新方向。“我自己在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研究竟能导致命运理论的发展。”他发现了“经济结合”（industrial combination）的新规律，并且对这一问题抓住不放，进而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的新境界。

对于欧文来说，社会生活的基础就是生产，他反对以任何政治革命方式颠覆现有社会秩序。“赋有挑战现实的关于‘人的政治权利’的宣言，完全没有打动他，因为他认为世界只是真正的经济关系世界的产物。”“他不相信任何议会改革（无论是持重的还是激进的）作为医治社会和经济疾病的方法。”欧文始终坚信，对社会改造的关键就是改变现有的无序经济状态，而这是一个纯正的道德和知识革命的结果。只有发明一套集体合作的生产模式，并控制由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经济力量，才能合理地组织生产，建立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任何政治行动都是表面的，除非它根植于经济现实。可见，在辨明社会主义基础是经济秩序固有逻辑上，这与后来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对政治变革的失望，对现有社会理论的批判，使得圣西门、傅立叶开始把科学研究方向转到了经济生活领域。圣西门希望把国家机构变成一个大实业企业，以富裕和福利为目标，按照企业方式经营、运行，于是，着手把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科学转变为以生产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傅立叶力图合理地安排社会生活（主要是物质生产），满足个人情欲发展的要求，为此，他批判启蒙思想的政治科学、道德科学，努力研究人自身，建立一门让社会适应个人需要的新科学。而通过经济是社会基础的强调，也使得欧文始终努力探索生产合作的方式。总之，他们都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规律那样，研究社会或人类命运的理论，努力发现社会与人的必然法则，利用这些自然法则来为人类幸福和自由寻求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二 从自由放任到社会控制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很少与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相联系，而是主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相关。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不解之缘，它们代表了当时两种相互反对的经济理论。虽然两者之间争论激烈，但是却有共同的面相。因为两者的研究方向都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主要都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合理生产，并都从经济关系上来思考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甚至人自身。只不过两者对生产组织方式和发展经济形式所持的观点不同：一个是主张以社会联合、统一规划为核心的生产社会化；另一个是主张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生产社会化。

圣西门是从社会有组织地促进实业发展的视角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他认为亚当·斯密已经确立了实业发展的原则，即通过实业发展而不是通过政治统治来增加生产、富国利民。尽管亚当·斯密是经济放任主义的倡导者，但是其思想的实质是“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这与圣西门社会理论的初衷是一致的。不过，圣西门并不主张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在法国的实现。一方面原因在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英国的程度，所面临的封建束缚还很大，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不能自发形成，它需要统一的组织、政策来扶植，而这种组织和机构又决不是现有的不事生产的政府及其中的政客。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圣西门始终坚持社会生产发展是人力的集中运用，而分散发展是一种浪费，依靠统一的社会组织传播科学知识、合理组织生产有利于把社会力量有效地利用起来。圣西门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由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组织者来领导，而如今的社会是以实业发展为核心，社会就必须由掌握实业知识、代表普遍利益的实业阶级领导。实业阶级通过把整个社会按照实业方式来治理，就会实现社会富强、人民幸福。

傅立叶赞同政治经济学家从增加财富、追求幸福角度对哲学家、道德家的批判，只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在如何促进社会生产、满足公共需求方面的方式不当。傅立叶更多地看到自由竞争导致的工商业自发性的弊端，由此猛烈地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他认为，竞争导致机会成本增大，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通过商业竞争的研究，他又追溯到社会分工问题，认为竞争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分工，不合理的分工不仅导致恶性竞争，而且导致奴役人的劳动，造成人性扭曲和异化。这就促使他从人性出发，寻求一个合理的社会组织，重新规划和组织工商业，满足人的各种情欲，建立符合人性发展的社会制度，实现“公共幸福”，以根除“工业的分散状态”的社会不幸的“老根”。在这其中，傅立叶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从人的情欲本身理解和规范它的作用，试图把市场作用与合理安排协调起来。

如果法国社会变革始终是靠思想启蒙、政治革命来推进，那么英国始终处在社会变革中。“这种革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是一种有别于法国启蒙和革命的自发的无意识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它使得社会生活长期处于不断地调整过程中，并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被压在了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创造性的自发经济力量之下。”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欧文认识到了这种自发经济力量的作用和意义。欧文实业上的成功，也恰恰是他主动适应这一力量和秩序的结果。但是面对同一经济事实，欧文却得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理论观点。欧文从个人的社会性上，特别强调控制和组织这种自发经济力量的必要性。他认为，人始终是环境的产物，“个人的品性对其来说毫无例外地总是被养成的，它可能是和主要是由前辈人造成的……所以，每个人从来也永不可能由自身形成自己的品性”。自发、无序的经济活动败坏了社会道德，扭曲了人的性格，因此必须使这些力量按照社会共同利益得到有意识的和预先的规范。既然经济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任何经济活动都不是个人的过程和产物，那么，社会经济活动就应当按照设计的和谐方式有组织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发的竞争的“旧秩序”导致的社会动荡和人的堕落。其实，欧文整个思想就是贯彻这样一种观念：“社会控制新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性。”未来应当建立的“新秩序”的核心必须是合作。

当时的英国思想主流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他们仍是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的理论出发，强调自由经济的积极方面或必然性，认为它所导致的社会不利与之相比是小事一桩。与之相应，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单方面强调个人责任的理论，即个人的不幸与幸福是由个人自己造成的，每个人都应当对已塑造的自己的品质、才能负责。既然善恶是由个人造成的，社会的责任就是建立扬善除恶的奖惩制度。可见，这种政治观点无疑是对现行的经济放任政策和政治制度进行辩护。欧文把这称为“马尔萨斯主义教条”。欧文站在同情和关心贫困工人的立场上，反对个人主义观点，坚持社会利用和控制经济自发力量的必要性，以此强调社会对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在实践中发现了当前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随着新生产力的提高和管理得当，社会的财富和幸福也成比例的增加，各方面都因此而达到丰厚的利益，然而大家都知道，造福世人的这种后果并不存在。”广大劳动阶级的苦难日益加重，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受害。为此，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适应人的本性的制度，合理安排生产，促进人们的福利，消除人们纷争的自发性根源。这样，如何通过合理组织生产，合理利用无限发展的生产力，并调动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就成为欧文和谐社会理论的主要方面。

可见，由于对政治改革和自由主义的有关政策失望或不信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企图避开政治，通过发明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来解决他们认为由经济不发达、不合理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理论探索中，他们都是通过不同方式、路径回到合理安排经济、组织社会生产的经济社会化改革方向上来。事实上，他们都知道控制社会经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原有的社会体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社会上至今也没有一个人、一个阶级、一种力量能够自觉地执行这一职能。但是，他们更看到了控制这种自发力量的社会必要性，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以此树立了勇敢面对更多的社会阻力和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在发明和建立合理的社会控制模式上，他们都费尽终生的精力和财力为之探索、为之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拉开了探索现代经济社会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