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与理论背景

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而是以实际需要为基础的一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表现和产物。对这一思想的正确理解不是从它的思想体系本身开始，而应当是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一学派与现实密切相连的理论批判活动。这正如马克思在理解艾蒂安·卡贝思想时所阐述的那样，“不应当根据他的体系，而应当根据他的论战性的著作和他的整个活动”。这样，我们就有了理解这一思想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历史现实及对其理论反应，它们的内在关联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

一 不确定状态与自由困境

和谐社会是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设计方案描述的重要概念，它不单纯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主要是人们面对社会困境的一种应对方式。而与之相对的“个人自由”也不是简单上手的概念，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像其他概念一样，它们在那些社会里具有工具的特征，因此，它们能够见证这些社会特有的结构特性。”只有通过揭示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历史进程，我们才会深刻理解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内在逻辑，才会发现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深层结构。

(一)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不确定状态

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封建社会总体上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社会。人们生长在相对封闭的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面对面的，生产生活是自给自足的。社会等级分化和出身规定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方向，习俗、传统规范人的行为，熟识的、封闭的世界给人以自在、稳定和安全的感觉。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一种生活的确定性、稳定性。确定的生活状态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平和的环境，对于以后处于动荡时期的人们来说就有“自然而然”、“温馨圈子”的意味。不过，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是通过每个人对共同体的认同和依附而达到的。人们通过传统的礼俗、法的规训和惩戒维持的日常生活具有自然的性质。这种状态，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内在于本体而存在的“上手状态”，也即不言而喻的自然给定存在状态。人们不需要抽身审视和反思自身和生活本身，因为他们就与这种状态同一。若从生活的确定性上讲，也可以把封建社会的稳定状态称为一种和谐社会状态，不过这是一种缺乏生存时间的静态和谐、自然和谐。然而，这种状态却始终是历史的成果，并不是永恒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田园诗般”的和谐社会进入到衰落、解体阶段。

西欧封建社会的失势和瓦解是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根本原因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发展使得经济因素以及与之相应的阶层——市民逐渐冲破原有的体制，形成了一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打破了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给原有社会状态带来了不确定性影响。在这以前，工商业一直是在封建社会体制内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在15、16世纪，随着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起来的经济逐渐成为原有社会秩序无法整合的因素，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反而逐渐成为原有和谐稳定的破坏力量。到了17、18世纪，封建社会就处于瓦解、崩溃状态了。一般认为，这主要也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本身具有世界性，原有的封建行会管理体制越来越成为阻碍和束缚。在欧陆，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主要是依靠王权与各地封建势力对抗来开辟道路的。但是王权与对资本主义控制这一职能很不相称，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压制力量，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化到一定程度，王权就无能为力了，王权自身也成为障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本主义发展逐渐游离于原有封建社会体系之外。

前资本主义和谐状态瓦解的关键在于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以往那种以生计为目的的生产，使得生产从原来的共同体的那种家庭邻里温情关系中分离出来。以往的生产和分配是屈从于诸多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的，这些规范约束并非只是针对生产分配活动的，而是以维护自身的存续和再生产为导向的。因此，生产和分配就屈从于家族义务、群体忠诚、集体团结、宗教仪式和生活中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用金钱交易、自由贸易、唯利是图挣脱了以往天然的、封建的束缚，它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卷入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一切固定的关系和保证融化了、消失了。自我维系和自我再生产的共同体瓦解了。这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人们不仅是脱离了原有的关系，而且是处于彼此构建的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中。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又是那么脆弱，社会关系的确定性被打破了。

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冲破了原有的封建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由于缺少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体制之外的经济发展就只能是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达到了无序状态。这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和危机状况达到从来没有的严重程度。这也成为早期社会主义，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及其社会理论阐释的现实背景。

(二) 个体分化与自由困境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原有的确定性关系被打破了，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个体从整体中分化出来，脱离了原有的束缚。摆脱原有束缚是个人走向自由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步。

个体从固定的关系中被脱出，面对一种变化多端的不定因素，他缺少一种全面稳定的规范和确定的生活方案，就进入了一种原来所没有的状态：不确定性。个体的选择空间似乎增大了，一切也似乎都需要由个人的抉择来决定下一步的生活，个体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对个体生存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从已有的社会关系中凸显出来后，个人似乎拥有了一种“自我”、“自主”感，个人不得不为自己谋划，不得不照顾自己、保护自己，他面临着空前的“自由”。黑格尔说：“每个个别的意识，都从自己当初被分配指派于其中去的那个领域里将自己脱出来，不再把这些特殊的集团当成它的本质和它的作品或事业，而把它的自身理解为意志的概念，把所有的集团都理解为这个意志的本质，而且因此只能在一种其本身即是整体劳动的劳动中实现它自己。”以前，对于单个人来说，没有独自生存的可能，也没有这种需要或能力，个人的任何行为和决断都要顾及自己所在的群体、主人。现在，个人在众多可能性中做出自我选择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变成了一种需要，成为人的理想和价值观。个人自由的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和高度评价，逐渐成为社会价值尺度。由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对于个人自由的彰显作出了贡献。

个体和个人利益的凸显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狭隘的地域性存在和落后的血亲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存在基本上被淹没在封闭而又粗陋的人群共同体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意味着个人的权利、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具有现代意义，但并不是最终意义上的全部解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一系列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有过透彻的分析和科学的说明。自此以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生活的确定性、和谐社会的建立开始依靠每个人自身力量的时期。原有的残留的和谐状态成为一种过去记忆痕迹，虽然也有些人对此留恋，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状态再也不可能了。面对自由生活的种种可能，人们开始厌弃它，摆脱它，它成为束缚、压抑、枷锁。个人的凸显、个人利益的确立，使得对确定性的把握从实有的共同体回到了每个个人自身，每个个人只有在利益追逐和利益维护中与他人建立一种新机制、契约关系才能保障各自的权益和安全。结果是一切都是变化、不确定的，确定的只有每个人存在本身。和谐社会构建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但是，个人自由并不是现成物的观念，而是个人不断地生成的历史过程，它变为现实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历史上，当个人面临困境时，已开启的个人自由总是成为人们力图卸下的重负，安全、福利、稳定可能比个人自由具有更大的价值和诱惑力。这是因为个人自由与其实现程度之间的混合“比例”在不同人之间有着重大差异，而资本主义个体化趋势具有部分差异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实只是提供了有限的、不平等的个人发展和自由实现的条件。与之相应，不用付出苛刻和令人生畏的代价就能够享受到自由的，只是少数人。广大的“无家可归”的个人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困境。虽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个体，但又没有实现它的条件或能力。这就是希伯来奴隶的困境。正如鲍曼所说：“自由个体，远远不是人类的普遍状态，而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创造物。”

不仅如此，从共同体束缚中脱出的人们彼此不断加深了隔离性，使得个人偏执于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内心世界，个人成了披着自我保护“外壳”的自我，他人成了不可进入的某种外在和陌生的东西，个人存在也实体化了。孤独、寂寞、陌生成为人们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此，存在主义所揭示的人的生存境况在这一意义上是正确的。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似乎具有了与他人和社会相对抗和分离的力量，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个体与社会压迫、强制短暂分离的“幻象”，个人自由是以对物的占有和对他人干涉的摆脱形式畸形地发展的，其实，个人现在却受着抽象的统治。可以说，“即使资本主义把人从外部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以使他屈从于独立其意愿的、客观的、敌对的无情经济法则为代价的”。

不过，当回到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初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时，我们看到这种境遇及其对于不同的个人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封建束缚的摆脱并没有给所有的个人带来福祉和自由，它只是给那些资产阶级新贵带来了好处。只有所谓的独立经营者，也就是说只有农业场主、商人、企业家、自由职业者才是自由的。广大群众屈服于经济环境的限制，法律上的独立与实际上的屈从之间的差别重新产生，他们并没有真正解放，获得并感觉到的只是一个被根除和驱逐出“温馨圈子”的过程。普通个人很快就会看到他必须切断与约束他行动的共同体之网的联系，只是为了以后更自由地在榨取他血汗的工厂主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所谓的不确定、所谓的个人自由，“只是两个同样坚固的铁笼之间短暂的转瞬即逝的阶段”。个人从一个固定的和狭隘的关系中脱出后又被重新安排到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机械、僵化的受着严格监视的规训体系中。而且由于失业普遍存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这一体系，于是，受资本、工厂奴役竟成了人们竞相争得的“美事”。这正如阿多尔诺所说：“个人的范畴——事实上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虚假地使个人自由意志问题免除了社会动力，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一种根源性现象。……这个社会经常是出于对自己境况的绝望而代表着自由——反对个人——代表着那种以羞辱个人的不自由的腔调所许诺的自由。”这种普遍的个人自由就是自我欺骗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时代状况、现实境遇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无序的经济发展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解决由此引起的个体分化所导致的自由困境。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从不同视角审视这些问题，他们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实践意志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充分地意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与个人自由的困境，决心重建一种和谐稳定状态，为人们自由、幸福的社会实现创造条件，以此在历史上开辟了解决问题的新方向。我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正是处于转折时代的人们面对困境主动应战的思想成果之一。

二 两种理论与模式

面对现实困境及个人凸显的挑战，任何社会理论和改革方案都无法回避。到空想社会主义产生时期，欧洲社会上已经存在着诸多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国革命家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方案对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最大、最深远。正如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上述这两种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它们之间可能相互反对，但是由于关注的问题或研究的领域相同，这就使他们具有共同的理论方法和互补的思想内容。

(一) 启蒙思想与理性国家

18世纪启蒙思想异彩纷呈、复杂多样。不过，许多启蒙思想家都开始围绕着社会和谐与个人自由的问题来构想未来和谐社会，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理性国家的构建上。他们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理论路向，把社会问题纳入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改革、体制构建来协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

启蒙思想家普遍持“天性自由观”，认为人的天性是自由的，但是由于人被迫加入了社会、国家，使他不得不限制这种天然的自由。他们把社会的无序、对自由的戕害看成是违反自然规律，反对社会规范的人为性、任意性，认为这些规范是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缺少内在的必然性，当人们发现这些规范是违背人的自然倾向时，人们就会觉醒，违反这些规范并不是耻辱，而是去除枷锁。进而，他们把现行社会制度看成是对人们自然的暴行，而违背人的天性是引起社会苦难的根源，因此必须按着自然平等原则建立新社会，使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应当建立理性国家、理性社会，应当无情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为了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运用自然法思想把社会与个人联结起来，坚持社会的自然和谐，认为和谐社会是按照自然法建立和运行的，个人自由也是从这一必然性引出的。而这种必然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就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理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无疑是反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强大的批判武器。后来，法国革命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通过血与火的斗争和实践检验了这一理论。

历史上，启蒙思想家大多是从社会制度、政权体制等政治方面构想和规划未来和谐社会的。以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努力通过政治公共领域的改革或重建(从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以解决社会凸显的问题和困境。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意识到工商业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突出作用。尽管他们对这种作用的理解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他们都坚持个人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从个人经验或理性出发，把个人和社会主动地联系起来，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力图把这种人类进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工商业发展与个人自由——融入到未来政治体制的构想中：通过政治改革、重建公共领域，以实现理性法则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鼓励个人以公民身份参政议政，以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自由。

在法国革命中，启蒙思想家理性国家的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初步实现。一开始，从三级议会的召开到吉伦特派的执政，革命者是力求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政治上实现的，他们召开了国民大会、发表了《人权宣言》、颁布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力求从经济自由化到立宪自由，个人自由也得到初步实现。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国内外封建势力的干涉以及雅各宾派专制等诸因素，使得为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的政治革命逐渐蜕变为以解决社会不平等为核心的道德专政、平民暴政。卢梭所倡导的“道德共和国”在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手里变成了血腥恐怖般的现实。为了摆脱恐怖，资产阶级不得不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导致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封建王朝的复辟。

“理性国家”在法国革命中变为现实的时候，变革方案在政治上不是软弱无力就是归于血腥暴力，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似乎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性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互相攻讦的空论家不仅没有能真正解决政治自由、民主问题，而且忽视了作为社会基础的民生问题，他们只是任由社会自身客观绝对力量摧毁原有的一切。于是，在政治国家领域，政客们纷纷通过政治宣传、暴力革命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频繁的政治变革、改革方案的更替，使得社会处于长期动荡之中。而在社会中，贫富分化问题不仅没有因为革命有所缓解，反而由于原来的约束与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废除而更加尖锐化了。资本竞争使得众多小资产者、小农破产。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是以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苦为代价的。现金交易摧毁了以往一切温情脉脉的关系而成为社会唯一的纽带，激发了人性“恶”的一面，世风日下，道德堕落。这些使得近代欧洲社会处在长期动荡不安之中。在许多人看来，理性所允诺的自由、民主只是社会中少数有产阶级意志的实现，“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

(二) 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和谐

几乎与启蒙思想关注于政治领域的理想共和国的同时，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一种简单的、通过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达成利己主义社会和谐的学说。这是以英国亚当·斯密，法国弗朗斯瓦·魁奈、让·巴蒂斯特·萨伊以及后来英国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学说。这一理论充分迎合了资本主义的个体化进程，他们认识到这种基于个人选择所产生的客观经济力量摆脱了人为的干预，对于个人具有解放作用。他们强调人主动与这种非人性品质的经济力量的协调的重要性和意义，坚持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然力量会自然导致社会富裕和幸福。一开始，在斯密、魁奈那里，由于他们的学说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后来，这一理论却反映了这样的状况，国家政治领域停留在政党斗争和利益纷争中，政府根本没有有力的措施去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和道德状况，只能承认现状，赞成经济放任政策。

与启蒙思想一样，古典自由主义的前提是个人主义观念。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个人中心使得社会契约、权威成为必要，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在个人自利、自保中看到了人类进步的根源。这种个人独立、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追逐就是自然秩序。人类大多数的经济选择由利己思想支配，所有个人利己行为所产生的无预期结果将趋近于一种社会和谐，只要个人依据理性追逐个人利益就会自然导向和谐一致（这里的理性就是利益实现的工具，趋利避害的计较），社会只有据此制定人为秩序，才能处于健康稳定的状态。它的核心就是把资本主义导致的个人分化作为新社会的生长点，接受现实社会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转变。但是，历史的事实说明，现实社会发展与经济学家们的乐观预期很难吻合。自由经济并没有改变城市贫民的悲惨程度和雇主与雇员之间财富、生活状况的鲜明对比。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那里无奈地转变为一种生存斗争的宿命和社会永恒的冲突理论。因此，恩格斯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现实的民众没有真正得到解放、获得自由，只是获得了一副打造精美的新枷锁。

综上所述，这两种理论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关联的，它们都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事实的肯定：一个是为新的情势、新的力量争取政治上的承认和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之解决；另一个是避免政治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力求自发的资本主义秩序全面实现。尽管这两种模式自身都有很多缺欠，但是这种立足于新经济、新力量来思考社会问题、寻求社会变革、解决现实困境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空想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路。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两类社会模式的倡导者都开始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宗教神学转向尘世享乐，然而他们的思想都以抽象人性论为前提，坚持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同时，在他们的理论阐释中固有一种机械思维的方式，试图把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和模式挪用到社会现实领域，他们普遍认为，人的欲望、幸福的一切“都是旨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是看到了以上社会解决模式现实应用的弊端，并且只是批判了这些模式的政治后果和相应的个人主义观念，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些模式的理论前提。这就导致了空想社会主义在自己的理论和模式构建中认同并沿用了抽象人性论和机械思想方式。以此，空想社会主义者要合理规划、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改造社会生活，建立与旧形式完全相反的新制度和新风尚，克服古典自由主义的缺欠，从经济领域着手解决启蒙思想家没有完成的任务。